作为一名诗人，郑小琼在《双城记》中进行了一场以创作诗歌的方法来创作小说的尝试——这样的论断似乎在表明，小说在文字表达上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诗歌气质的同时，某种结构性的缺憾也在所难免。然而在一个被“现代化”话语支配的语境中，当个体的生活被切割成互不相融的碎片时，这样的诗体结构却与小说内容本身产生了天然的共鸣。

小说写一场回家的短途，一路所见所闻不断勾起内心的回忆，而安宇红和王明兵、罗敏和洪兵两对夫妻各自的生活及其变化则构成了回忆的主要内容。与传统的夫妻关系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两对夫妻的不同之处：一对是“周末夫妻”，平日里各自忙于工作，难以相见，孩子则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另一对未婚同居，并且生育了一个小孩，却始终没有登记结婚。悖论之处在于，“结婚生子”的行为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无疑是与“稳定”“谨慎”“终身大事”“传宗接代”等词语联系起来的；然而在距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工厂流水线上，他们不顾家人反对，仅凭第一印象和荷尔蒙冲动就自愿结为夫妻。作为一种在民族历史上不断被“重复”的行为，“结婚生子”依然保有其文化惯性，但在这里，其仪式感被取消，当然也无法作为共同记忆而继续存在。周围的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牵扯着人的行为和心理也跟着持续焦虑，当“夫妻之实”和“夫妻之名”都被放弃之时，“出轨”的发生也是顺理成章。

大概是出于女性的身份意识，作者对女性在这种畸形的夫妻关系中所遭受的创伤抱有更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而文中塑造的安宇红和罗敏两位女性形象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现实社会中，“厂妹”这个带有极大争议的称号所指称的那个女性群体。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思，将这个词理解为“在工厂上班的年轻女性”的话，或许会很容易地怀着一种朴素的激愤落入性别对立的窠臼之中。更确切地说，这个词指代的是这些年轻女性当中，没有文化、年轻、漂亮、“好骗”“好约”的特定群体。她们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怀着事业和爱情的双重幻想走入工厂，却只能整日在流水线上重复相同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爱情的曙光无疑是令人眩晕的，然而这样迅疾的爱情总是轻易地倒在了生活的重压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为她们招来了“骂名”，也带来了同情；然而“厂哥”天生的“蛮力”似乎让人从来都不把他们当成婚姻失败的受害者。只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广东三和，眼见那么一群游走在都市边缘、“破罐子破摔”的“大神”们，或许会发现原来男性的“蛮力”同样不堪一击。当一代青年人——尤其是出身底层、且并不具备社会资源的普通青年正常的成长、上升渠道被堵塞，而只能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中苦苦求生，这就不仅仅是女性命运悲剧的重演，而是一代个体成长道路的中断和心性的迷失。

小说中穿插的几段对于都市和农村老家的描写同样很有深意。作者形容都市的月亮是“一轮破碎的月亮挂在天空”“迷蒙而凄清”“碎成一片片，一块块”；城市里的人则是“一个个孤独的原子在流动、奔波，等待着某天的裂变”。如果借用人类学家马克·奥吉的话来说，整个的都市环境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非场所性空间”（placelessness）。霓灯闪烁、车水马龙，繁华的背后，是对人的生命的不确定性的难以抑制的焦虑。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被日益推进的同时，现在的人们对“老城”这一概念及其文化想象却有种近乎偏执地迷恋，然而经济社会的现实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这些难得的“情怀”无情击垮。一座座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仿佛是同一个模板雕刻出来的“千年古城”似乎证明了，“老城”的构建和想象本就是一个伪命题，甚至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噱头罢了。在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老城”是一个“场所性空间”（place），这里的时间是凝固的，空间在这里也是稳定而静止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拥有相近的生活方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进而，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塑造了一代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稳定的生活中大家各司其职，并产生牢固的身份认同。人们想要回到“老城”中，其实是想要回到一种稳定的、不会压抑个性发展的秩序中。不过现实却是——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纯血统论的“本地人”概念早已站不住脚，而为数不多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镇也正在一体化的经济建设中“脱胎换骨”。

不过在文中，即使城市的生活支离破碎，乡村也并不是被作为童年净土而加以深情回忆的。相反，返乡者眼里的乡村“出入很不方便”，“遇上下雨，一路泥泞”，安宇红在这里觉得“很孤独”。这样的描写我们并不陌生，早在新文学开创初期，返乡者的形象就已经承担起了文化批判的重担。而在近来的返乡文学书写中，这样的批判视角又在某种程度上被继承。不过不同之处在于，一百年前“铁屋”中的先觉者一只脚身陷乡村，充满深情，却不得不壮士割腕以求进步；百年后的人们初尝民族振兴的果实，遥望乡村，满目疮痍，转而构建起了另一种虚无的乡村想象。其实归根到底，人们固然对“老城”怀有某种期许，期许成立的前提也是“老城”至少得是“城”，要具备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一句话，生存的现实大于卑微的情怀。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安宇红和80年代高加林的不同。2021年的城市无比开放，他并不抗拒外来人的涌入，甚至任何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他安身立命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是，尽管人们的两性关系、乃至一切行为（包括衣食住行、工作等等）都被城市的变化所支配，但人们却又与城市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一旦来到这里就再也无法撤离——而乡村却再也没有了他们的位置。高加林们从农村到城市的“惊险一跃”终于实现，却陡然发现：人们与城市/金钱的捆绑是如此的紧，而与其他个体的直接联系却如此之少，以至于如果有根绳子能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或许也是一大幸事——而黄亚萍的爱情更是无影无踪，更加难以挣脱的束缚悄然来临。

在小说的最后，罗敏选择了当一名义工，这样的结局虽然稍显突兀却很值得深思。东南沿海地区自古天高皇帝远，官府权力在这里很难施展开。尤其是明朝时期为了抵御海盗，不同姓氏的村庄在这里形成了大量的自给自足的村寨。于是很多公益事业政府没法做，都落到了宗族头上，直到今天，许多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团体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公众影响力。然而在偌大的城市里，肌肤之亲是如此的不可靠，血缘的记忆又远在千里之外，似乎只有非功利性质的“义行”才能与他人建立一种有效的情感联结。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生活空前繁荣的当下似乎比贫瘠的小农社会更需要“义行”的能量。

正如小说中罗敏所说，在一种公益的实践中，她的“身体在苏醒”，而一代人历史感的苏醒正有赖于此——当人们无法逃脱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定义的尴尬局面之时，我们需要有分量的实践来让我们重新参与到民族历史的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