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从部队退役，回到故乡收割了一季麦子，接到甘肃省庆阳地委通知，在宣传部新闻组有了一个工作。此后我有机会跑遍了陕甘边革命老区的几个县，接触了大量流落失散的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老战士，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多次重伤而致残，在解放战争后期，大军西进之际，被就地裁减下来，后来也就终生为农了。在这过程中，我积累了大量革命战争素材，特别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董振堂、赵博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于是我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在地委工作数月，我又奉调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被平反昭雪的一位陕甘边老干部重新担任宣传部主要领导，他得知我想写历史作品，十分支持，并破例批准了创作假，并将陕甘宁的采访按照出差报销车店费，这样便有了我对传记文学的尝试。

一

记得1975年，姚雪垠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支持他继续写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批示，因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所以当时的团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落实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过程中，提出恢复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正常出版工作。1976年初春，早在抗日战争中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的王一地，作为两个出版社的原领导者之一，开始了出版社的恢复工作。他与我相识多年，很关心我的业余写作，春节前后写信告诉我出版社恢复出版工作的好消息，也希望我能将作品送到中青社。

早春京城风沙很大。我有出差的机会到北京，也就带上了自己刚完成的长篇传记文学《血与火》（当时书名《风雨春秋》）。一个晴朗的午后，找到东四十二条的出版社。到了出版社，才知道这是恢复工作的开初几天，恢复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两社在一起，领导也未正式发文任命）带领最早来的二十多位工作人员，逐房逐院在铲草除尘，打扫卫生。原有的几个编辑室，都由原来的编辑人员聚集起来，每个编辑室先临时指定一两间平房，全社尚无门牌。王一地在院子里见到我，边向大家介绍，边将竹扫帚交给同事，带着我参观正在大扫除的出版社，最后站在大门口，指着出版社的牌子，笑着说：“这个门牌，是前几天刚从杂物堆里翻找出来的，大家擦洗干净，挂在大门边，别提有多高兴了。”然后，才和我谈到书稿的事。

王一地先带我在院子里找到文学组的负责人，站着谈了一阵儿，因为我将文稿定为传记文学，文学组的编辑问为什么不作为历史小说，我说因为写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创建陕甘宁根据地的英烈人物，人物、地域、事件、时间，全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所以不能作为小说。他们又问为什么要定为传记文学而不是传记，我说因为是用文学的笔法写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在人物与事件真实的前提下，对于细节、环境、风物以及对话，采用了合理想象的部分，所以我自己确定为传记文学，觉得比较契合我的写作初衷与实际情况。文学组认为如此一来，他们难以接稿。

王一地不愧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同志，他又带着我在另一个院子里找到一个负责红旗飘飘编辑组的领导同志，当我面说：“作者把稿子送上门了，文学组从编辑业务角度认为不好接稿子，但我们也不能让作者把稿子又带回去吧！我的意见是，让红旗飘飘编辑组先把稿子接下来，等我们看完作品后，再和作者一起商量如何处理怎么样？”那位领导同志很赞同，王一地又带我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刚从宁夏插队回到北京初来红旗飘飘做编辑的李萍，一起找了一间暂时空着的平房，简单收拾了一下，王一地让我坐在唯一的一张旧沙发上，他和李萍找来了两张木椅，三个人围坐下来，听我谈这部传记文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夕阳从院子的斜面射进房里，王一地和李萍都说出了担心的问题：陕甘宁的历史问题，会影响这部作品的修改、审稿和出版。

数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文学《最后一枪》《血与火》《刘志丹》《董振堂》，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的故事》《红河丹心》，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文学《黑河碧血》，经过王维玲组稿并推荐，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传记文学《董振堂的故事》等作品。

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的故事》出版前，1978年冬，《王若飞在狱中》的作者杨植霖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力荐这部作品，并写了序。次年，《甘肃文艺》《甘肃日报》《陇苗》等五家报刊分别连载，在目录栏标出“传记文学”的文体，这是当时报刊最早出现“传记文学”的。1985年7期《飞天》刊出我的《我与我的传记文学》一文，较为深入地表述了当时我对传记文学写作的悟识与文体理解。

我的传记文学作品，当时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文学史学影响。《血与火》出版后，西北许多老将军老革命联名写信，并附了我的书，申诉西北历史冤案，胡耀邦很快做了批示，西北历史问题宣告解冻，不久正式平反昭雪。《最后一枪》出版后，原西路军老将军老革命亦联名致信并附书胡耀邦，要求为红军长征前在江西“肃反”中被冤杀的季振同等十多位宁都起义的红军将领平反昭雪，亦获批复，并公开平反昭雪。《红河丹心》出版后，甘肃省委也很快为文化大革命中打为毒草的电影《红河激浪》平反昭雪。因为我的传记文学作品出版在历史冤案未解冻之前，所以引发了历史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契机。

二

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76年春接到我送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后，社领导班子开始关注传记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大约一年后，正式将红旗飘飘编辑室改为传记文学编辑室，开启了新时期中国第一家组建传记文学创作队伍，设立传记文学编辑室，出版成套的大量传记文学作品。记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后，大概一年左右，解放军出版社也将星火燎原编辑室正式更名为传记文学编辑室，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并驾齐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站立在了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出版、兴起、发展和繁荣的文学长河之潮头。

十年后，到了1986年，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了老中青一大批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形成了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

三

时间进入1987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在海南举办全国首届传记文学研讨会，领导层内部意见，拟考虑筹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并筹备中国首届传记文学作品评奖活动。

中国首届传记文学研讨会于3月中旬在海口聚会，地方和军队的传记文学作家不足20人，出版社几位领导交替光临大会，传记文学编辑室全体工作人员，还邀请了《人物》《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的领导和记者，共30多人。记得在海口第二天，李萍悄悄告诉我，准备筹建传记文学学会，筹备首届传记文学评奖，王维玲在北京去找刘白羽，还有团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希望获得支持，所以海口两天就开创作研讨会，待到了通什后，王维玲在那里与大家会面后，估计就有准信了。

大会第四天，全体与会人员从海口已经到了通什，王维玲晚上到了会场，晚饭后，就找了十多个人，一起讨论成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筹备小组，大家推举王维玲为负责人，李萍为筹备小组秘书长，又推荐了七八个人为成员，但有两三个人因事或个人原因，自己放弃参与筹备工作。第二天上午，筹备组正式开会，记得总共到会的五人：王维玲、李萍、张俊彪、一个军人（记不得是谁了）、还有一个人也忘记名字了。这次会议开了半天，主要是理清了立即着手要做的几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倡议书，修改定稿后，发给全国的传记文学作家以及相关出版编辑部门；二是草拟章程；三是起草申报文稿及相关材料（附件回京后整理）；四是推荐拟定首届会员、理事、正副秘书长和正副会长名单及人选。记得首任会长人选，大家有两种意见：刘白羽会长，王维玲常务副会长；刘白羽名誉会长，王维玲会长。王维玲意见是，回京后他去向刘白羽汇报，请刘白羽担任会长，然后听他本人的意见。第一次筹备会议，大家分了工，并明确，筹备组的几位成员，每天跟着队伍走，但可以不参加大家的创作研讨活动，抓紧完成筹备工作分担的任务。同时也讨论形成意见：首届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先由传记文学编辑室开始把工作做起来，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后，即可颁奖。随后大家又多次碰头商议，提议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办事机构以传记文学编辑室为依托，日常工作由李萍负责。后来又确定：参加会议的全体成员，都是首批会员，并从中推荐出若干名理事人选。这样，也就正式打出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筹备会议，因为海南十多天研讨会中，主要的材料已大体准备就绪，王维玲又从通什返回北京，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班子做了汇报，并去刘白羽家中，汇报了海南的筹备工作情况。

海南会议共历时十余天，全体与会成员走遍了海南的各州县。最主要的是举行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筹备会议及前期工作，并初拟了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评颁奖活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