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传记文学的写作与想法，从三个方面记述。

一

我写传记文学的起因，说起来偶然。其实静心细想，便有了其无可非议的必然性。缘起我的祖母和父亲，还有母亲。我的原籍陕西省旬邑县底庙镇卧龙山下张家沟子村,位于电影《红河激浪》中的那条四季长流的大河北岸一箭之地的山脚丛林里。三只窑洞院落幽静地隐秘在距川地小河不足20丈高处的一个小山坳里。崖头有一个很小的龙王庙，一亩见方的院子四周全被一圈土丘与密树繁草笼罩的严严实实，一条草丛林木中的小径下去便是村里人畜吃水洗衣的小溪，溪流上游隔岸约一里之地的半坡里，有七八户窑洞农家聚在一起，便是张家沟子村。我家其实是离村单居的独门独院。清朝光绪年间的大饥荒与瘟疫过后，我家几代数十口人众只剩下祖母和三岁的父亲，还有比父亲大的两个姑姑，因无法养育，分别送去底庙镇和隔河南岸的师家川给较富裕的农家男孩做童养媳。祖母寡妇带儿子，村里也就很少来往了。虽是本性张家，竟连河川地都被本性张家的霸道人全瓜分了，更加深了祖母与父亲对村里人的成见与生分。电影里的红河，是从陕甘边根据地的红色源点子午岭西北部边缘地带由东向西流出来，沿途分流域有不同的河名，我家往东上游叫红崖河，我家再向西叫店子河，90里之后归了泾水，尔后才是泾河由西向东流，汇入黄河，终归大海

红军时期，父亲长到12岁，我家成了红军和白军割据的游击区，于是，白天是白军的地盘，夜晚便是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我家门下的无名小河，冬天水少，摆几块大石头就可以过河;到了夏秋雨多，就砍一棵大树横在河面做桥。这条小溪四季不涸，水出自北山，向南流入店子河。有一天鸡叫三遍，晓光初露，父亲去河边担水，发现一个浑身伤血昏迷不醒的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便将他半背半拖拉回家中，藏在靠里边的农具杂物草料窑里养伤，并从底庙镇开药店的二姑父家里秘密找来刀箭药，帮助疗伤。前后20多天，祖母夜里做好饭，按照养伤人白先生的吩咐，等天上星星出齐，村里人灯熄尽，父亲才去开门锁，送饭水，并清理桶里的粪尿。隐匿名姓的白先生养伤过程中，潜移默化用革命道理染红了少年父亲的心，甘心情愿地背着祖母做了红军的地下情报交通员，直接由白先生通过线人下达指令。父亲执行任务极少，但都是极其重大极其危险极其艰难的任务，而且必须是一个人独立完成（考虑到泄密问题），正由于如此，所以每完成一次任务都必须蛰伏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不执行任何指令与任务。白先生给父亲的独有暗语是“泄露一字，千里追杀”。解放后，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陕西的图片，并从底庙镇将报纸照片拿回家让祖母辨认。母与子确定：当年救助养伤的白先生，原来是陕甘宁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渭南人（养伤时说，他是渭南的一位小学教师，姓白，途中遭土匪绑票。夜里用石片磨断捆在树上的绳子，打昏哨兵，逃跑出来的）。

到了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前几天，父亲突然受命，在西安一家羊肉泡馍馆（地下情报站）二楼老板那里，接到胡宗南进攻的具体时间，担心路途安危，只传口信，然后快速出城（进的西城门，绕行出的北城门。刚出城西安即封城戒严，传来零星枪声，国民党怀疑泄露重大军机情报，全城搜查，随即陕甘边界地域展开搜捕行动）。父亲途中遇到国民党便衣盘查搜身，连鞋底都用刺刀挑开了，因无任何证据，父亲得以脱身，赤脚走了十几里地，在一个小河边用上衣换了一个担水农民的旧布鞋，因父亲身高力大，赤手空拳可对付两三个敌手，换来的鞋太小无法穿，奔走一路拔冰草拧成草绳绑鞋子，只为护住已经流血的脚底板。就这样，父亲两天两夜，从关中分区所在地旬邑县，往返西安近五百里山川路，回程遇敌盘查后，又故意绕行数十里，终于将情报送达关中特委。他在特委吃饱饭，昏睡了一天一夜，半夜被摇醒后，告知他已经暴露，陕甘两省敌人发布明暗两条战线追捕令，命令父亲连夜回家，鸡叫后待敌暗探松懈后，带上母亲，带上几天的吃食，像出门串亲戚一样锁好门窗，改名换姓，远走高飞，躲避敌人搜捕。事过很多年才得知，祖母和父亲先在甘肃省正宁县罗川镇高家台村高财主家落脚半年，祖母做饭洗衣，父亲干农活做长工，父亲发现可能被敌人地探盯上，又带祖母逃到陕甘边界的永和镇王家寺村。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拉开，新正县（辖甘肃省宁县、正宁县、陕西省邠县、旬邑县各一部分，以正宁县和旬邑县地域为主），第九区中共党委书记兼区长、游击总队政委刘志藩在一次胜仗后总结开会时，早饭后遭敌突然包围，刘志藩带领五位领导成员与警卫人员英勇奋战。终因众寡极其悬殊，全部壮烈牺牲。此役轰动全国。中共特情部门立案侦查很多年，因为怀疑每一位牺牲者有可能向敌特泄密，所以全体遇难者不按英烈对待，就地草草掩埋了事。刘志藩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水平高，功勋卓著，留有一个妻子和一个不满两岁的儿子，生活艰困。刘志藩与父亲相识，父亲只身闯西安接情报回关中，就是刘志藩按照关中特委领导的决定下达的指令。刘志藩的妻子张菊花解放后与父亲成家（父亲前妻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怀疑突袭搜查时杀害）。1952年11月15日生育了我这个大儿子。前几年我回故乡，去邠县探望同母异父的兄长刘存宏，他从衣柜里拿出民政部刚派专人为其生父刘志藩烈士颁发的红皮大证书，并由民政部会同陕西省民政厅将刘志藩遗骨接送彬县（原邠县）烈士陵园安葬，立起了一堵城墙似的巨大石碑，镌刻了烈士的生平与任职及功勋。刘志藩烈士的儿子和孙子们，安心地在故乡栽苹果种药材，尽享农民的田园生活。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我才得知，父亲因当年成功传递情报，陕甘宁早两天得知胡宗南进攻的具体时间，坚壁清野，撤离机关，转移群众，敌人大军开来，毫发未损。而父亲的境况却极其惨苦难言。解放前，敌人始终在挖地三尺的搜捕他，而中共地下特情人员也始终监护着他，并有特别秘密指令：一旦发现敌人有可能抓捕，又无法及时确保逃生脱身，可先敌处置，绝对不可落入敌人之手。解放后，国民党潜伏人员遍布大地，仍然在寻找父亲下落，中共依然监护父亲，确保不能泄密身份，所有农村基层村社党的支部与工作人员，三天两头的给他制造麻烦。对外形成共产党极度不信任他，极度怀疑他，从而麻痹敌人的知觉与嗅觉，这样才可以让父亲留着一条命。父亲解放前用过多少名姓，他不能也从未对人说过，解放后到了王家寺村，才自己起了名字张自强。多年前父亲逝世，我写了长诗《我的父亲是农民》，《中国艺术报》发表后产生了极大反响，元旦当日用一个整版加了编者按语进行评论。不过直到近一两年，刘志藩烈士被追认，父亲苟且偷生一辈子，我才不止一次地想起故乡老革命郭廷藩曾对我说过的一番话：“关键要害情报人员一旦出事，人是血肉之躯，万一熬不住酷刑，对党对革命的损失将是极其巨大的……。西安口头情报，是胡宗南的副官参谋提供的，而且他当时就受到了怀疑和暗中调查，花费了很多金银黑土（鸦片），才勉强帮他渡过难关……这个人是我党早期就打入国民党上层的，又指令他去台湾继续潜伏，一旦我们这边出了问题，国民党在台湾势必进行一次大清洗，不仅这一个人全家遭殃，还将殃及国民党怀疑的一切人员，这些人本人杀头坐牢不说，亲人全部难以幸免……有时候，为了大局，难免要冤屈某一个个人啊！”我也理解了他许多话的历史含义与现实解析。

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注意并开始收集陕甘宁的革命历史资料，特别在甘肃省庆阳地委工作的半年，以及次年调到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从事宣传新闻写作工作，所以大体上走遍了陕甘老区的主要革命事件发生实地，先后采访了将近三百名老红军、老党员、老八路、老革命，掌握了大量的不为历史书籍记载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次年，宋平同志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的夫人陈舜尧同志担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一天下班，陈部长中午要从省委后门步行走几站路回青年农场家里，希望我陪她走走路谈谈心。在交谈中，我报告去陕甘老区最令人难忘和揪心的事情：1949年春，大军西进解放西北全境之前，将老弱伤残的军人成批裁减下来，就地在农村花插安置，每人凭字条在安置的村庄可以领到一斗粮食，作为全部退役安置补偿。这些人全都多次负伤，留下终身残疾，而且大多都在40岁上下，尚未结婚。安置后与当地农村妇女结婚，但过了生育年龄，绝大多数人终生没有子女，而且华池县是山区，这些人又都留在了山大沟深林密草茂条件差的村落，生活极其艰苦。长征时为朱德总司令担任过党小组长的一位老红军，老两口一日三餐都是南瓜洋芋蒸着吃，情况好时才可以喝碗玉米粥，又身患多种疾病，枪伤弹痕经年隐痛，从来无钱买药医治。像这样境况的人极多，令人心酸心寒，且社会影响也不好。我希望省里出点钱，县里出点人力物力（木材就地取材，砖瓦就地烧制）办起敬老院，实在想省钱就挖些窑洞，将老同志全部搬到县城敬老院，让他们革命半生，受苦大半辈子，最后能安度个晚年。陈部长听完，让我写个情况报告，她转交宋平同志处理。不久，宋平同志将我的情况报告附建议提交常委会作出决定，华池县不出一年办起了敬老院，接回了流落山林数十年的老同志。群众反映很好。敬老院办成后，老同志得知是我的反映建议起了作用，选了代表，带着自己收采的黑木耳、黄花菜、白瓜子、小米等特产专程来兰州答谢我。其实，我当时从这些流落老革命的人生际遇，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刘志藩烈士以及他的儿子，我的同母异父的兄长……

我从骨子里同情那么多为革命胜利而牺牲的英烈们，特别是为革命成功而流血负伤却漂泊山野的志士，还有他们的儿孙们大多还吃不饱，穿不暖，无钱看病，更读不了书，走不出乡村的家门……但我无法也无力改变这些现实状况，于是我想到了写作，真实的记述反映这些千千万万被失落被埋没被遗忘的人们，还原生活真实，存照历史文献，回复人物与事件的原生面貌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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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索了好几年。我觉得过去传统的正传文体过于简约刻板，不便于阅读和记忆，很容易被淹没在已有史料的汪洋大海里而不为世人所知悉所珍重。我也想过，历史文体的散文或小说，虚构大于史实，即便写了，也无人可信，难以达到记人述事进入历史视野的初衷。最后我终于确立了传记文学，以真实的人物与事件为传记的圭臬，以文学的语言与手法来记述真实的人物与事件，融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将真实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寻觅和需求的文学形式——我的传记文学。

三

传记文学的方法找到了，我从1974年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的故事》，先后七稿，历时数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在报刊分别连载，产生社会影响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书。这部作品获得过甘肃优秀文学作品奖。1975年写成长篇传记文学《血与火》（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初稿书名为《风雨春秋》），因为西北历史问题的原因，先后三稿，也是历时多年，终于出书，产生过极大的社会政治影响。此后接连写作并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最后一枪》《红河丹心》《黑河碧血》《刘志丹》《董振堂》《董振堂的故事》等作品，其中《最后一枪》《红河丹心》都产生过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最后一枪》曾获首届传记文学奖优秀作品提名。后来，解放军出版社将我写的《鏖兵西北》，收入长篇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书系，获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解放军第三届优秀图书一等奖。但我是将这部作品运用传记文学的创作手法写作的，亦可列入我的长篇传记文学之列。还有《一颗没有陨落的太阳》，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拟定了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金近等全国十名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了一套自传体小说丛书，其实这也是我的一部自传体的长篇传记文学。我大概集中15年左右的时光从采访到写作，最终出版共计收获十来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约数百万字，而这些传记文学作品又被我改编了《高台血战》《宁都暴动》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和12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解放大西北》。又为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和《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准备了生活阅历与文学素材。是传记文学成全了我的人生与作家之路。

在1985年7期《飞天》月刊上，我应约写了专题谈传记文学的文章《我与我的传记文学》。这篇创作谈，基本上较为全面准确地表述了我当时对传记文学的看法、体会、悟识与见解。我认为，传记文学所表现的人物与事件必须是真实的，可信的，经得住时间与历史检验的，不能虚构和想象，更不能造假。传记文学在重大人物与事件符合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于环境、细节、风物、人文、语言以及谋篇布局，则必须运用文学的结构、手法、描写、叙述、对话去一一展开并建构。在这里，这两个“必须”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否则，就难以写出优秀或者比较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坚持用文学的笔法处理提升并加工写作真实的人物与事件，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幻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赋予作品真实性与史学性，使其具有绝对的史学价值，又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令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功能，这就是好的传记文学作品的要素与圭臬。当下，需要极度警惕并防止的就是：传记文学的功利化、广告化、空泛化、虚假化、汜滥化和去文学化，要以极大的努力，继续保持与提升传记文学的普世性、真实性、史学性、文学性、审美性、可读性和启迪教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