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南方日报》，先是做了十年的文化记者，然后转去做副刊编辑。入行时纸媒还处于黄金时代，只投了一次简历就去了广州，连实习经历都没有，却一干就是将近二十年。好比一个人第一次相亲，就稀里糊涂领了证，磕磕绊绊、苦乐参半地迎来了“瓷婚”。

“人一辈子就像读小说，起头的几章读得慢，字字句句，含英咀华；一入中年就开始一目十行，哗哗地往后翻，读过也忘得七七八八，到最后记得牢的只剩几行‘当初’。”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刚到而立之年，写的时候完全是一时脑热，全凭直觉。不承想，到了四十岁重读这些文字，回想过去十年新闻行业的兵荒马乱、风声鹤唳，竟然有种一言成谶的荒诞感。

干副刊出身的人，无论脾性如何，大都有点“君子在野”的气质。譬如认识的一些老领导，即便做到了副总编，也是一身的陶渊明味儿，经常捉空在堆积如山的红头文件中间临池挥毫，一副“大乱之中必有小静”的模样。

至于本人，有领导说长得有“盛唐气象”（因为是个胖子），但其实性格上更像个南明小朝廷。这些年，耳闻老牌刊物一家一家地倒掉，眼见昔日同行纷纷“洗脚上田”。开客栈、做微商、办公众号、搞APP、直播带货，从一个风口跳到另一个，而自己依旧是偏安一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细细思忖与报纸的这段宿缘，不敢说有多“长情”，更不敢以“美满”自矜，最多只能算张伯苓所说的“狗皮膏药”式的老式婚姻——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更困难而已。亦不妨说是一种“被动的忠贞”——懒惰，实在是长久的婚姻不可或缺的根基。

2018年在温州，2019年在贺州，加上今年在嘉兴，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采访活动已有三次。每次全国副刊界同仁天涯聚首，都说是集体回娘家省亲。平日里谈到二十年“婚姻生活”，总会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避讳感。而在这里，有机会和新知故旧照面，说上几句行内人才能“秒懂”的贴己话，实属人生大幸，交流业务都还在其次。       

说来惭愧，前两次赴会，我对东道主的热忱，还有同行往来的情谊，几乎是辜负到底，两次“作业”都索性交了白卷。尤其愧对温州，那时事业上经历了几年的阴跌，正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的时节。“永历皇帝”已经逃到了云南，再退就是缅甸，心里无时无刻不想着举兵勤王、力挽狂澜。无论是泛舟楠溪江的风雅逸致，还是远眺雁荡山麓的水墨氤氲，竟都时时怅然走神。谢灵运、王羲之、黄公望，再加上孟浩然的千古第一文案——“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阵容如此豪华的“王炸”，在中年失业的危机感面前，也只是在心头零星溅起一点“诗和远方”的水花，便倏然而逝。

仍有印象的，便是某一晚在温州日报热心朋友的带领下，在五马坊和墨池公园里摸黑转了转，公园里的墨池据说是当年王羲之任永嘉太守时洗砚的地方。途中发现附近小区里张贴着几份文化活动宣传资料，书画比赛冠名为“黄公望杯”，书法篆刻联展则以“墨池杯”为名，还有“谢灵运杯”诗词征稿启事……顿时,感受到一种从地气里喷涌而出的文化自信。

较之于在桥头镇钮扣城感受到的那种明晃晃的灼目的冲击，此地以永嘉学派为代表的深广文脉倒真是“衣锦夜行”，静默生光。因为贴在布告栏里，与物业通知相邻，加上月下偶遇，没有那种抬出金字招牌鸣锣开道的架势，唯其平常，愈见惊心。那个夜晚渐渐成了一个关于温州的暗喻。

而在贺州，最意外的是在姑婆山九铺香酒厂犯了酒瘾儿。铺子里摆了一地酒坛，糯米酒、青梅酒、金樱酒、古曲酿、半天醇、龙头酒……乡野清供之气迎面而来。62度的龙头酒全场最佳，用山泉水与大米循祖传技法蒸酿，只截取蒸馏初期的“酒头”，两年陈化，除去躁烈。妙处虽谈不上“天外飞仙”，但胜在醇和、干净，干净到你能想象出绵绵的酒劲，像朵山茶花一样在体内层层绽开。

此地的酿菜与广东梅州客家菜系应是同宗，“似”与“不似”之间颇值得玩味。还有昭平的高山茶园，一垄垄茶田绕曲盘旋，神似大脑皮层沟回，名字特别好玩，就叫“大脑山”。本地的村舍田园、秀岩溪潭，汇聚成一首“空山新雨后”的诗篇，描绘出每一个人心中的原乡，不知何处荡出一声山谣，自潇贺古道越岭而来，点亮天地间最初的眼眸。

那歌中的呼唤，迫使人从内心的困兽之斗中抬起头来，凝视眼前的广阔，万里茶海在春风中微微荡漾，流云如纱，万物含笑，世间优雅多无言。

想起温州之行的压轴大戏——楠溪雅集，《湛江日报》的小美女谢文雅唱的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忽然意识到，我其实怕的并不是“青山多障碍”，也不是“水中多变幻”，怕的是有一天，被罡风吹散了热爱。

那一刻，我很想就这样久久地站着，任所有不确定的明天山呼海啸、穿胸而过。

终于，有了一点“等风来”的释然。

因为这释然，唤活了更多的回忆。记得在贺州昭平县南山上的玻璃栈道，因为《北京晚报》的李峥嵘老师有点恐高，替她“护驾”过桥，因此相识，后来她曾在出差的时候专门来看我，还带了礼物；顺便替本报的理论部物色到了一位才思敏捷的作者——《四川石油报》的李瑾，双方一拍即合，成就一段“良缘”……

记得也是在昭平，一位内蒙古来的老师不慎扭伤了膝盖，大家自觉地围成圈，替她遮住日晒，安抚疼痛，贺州的朋友们火速协调车辆，将她紧急送往广州白云机场……

回想起那些片段，包括后来与副刊诸君的交往，偶或谈起各自转型的种种尝试，以及个中的酸甜苦辣，总是会想起一段话：“有时候你会觉得，选择什么样的人生，结果总是类似的：是得三五知己足矣，是苦中作乐，是忙碌不知来路。”

而那些山水寄兴、围炉聚饮的采风时光，宛如夹杂在《宋史》里的几页《东京梦华录》——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太像一部编年体“正史”，而其中的逸笔、闲篇屈指可数。某种意义上看，也正像是副刊之于新闻版，故而深深令人回味。

然后，就是嘉兴。

此时，经过了三年多惨淡经营，终于从遍地榛莽的尽头窥见地平线上一丝曙光，人生和事业都有了一番新的思绪，心境自然与前两番不同。嘉兴之行，因为完全没有做功课，反而天地众生处处有惊喜，又恰逢人间四月天，每一刻都浑似佳期如梦。

且不说名声最盛的南湖红船，原来这里还是金庸为家乡“打call”之地。《神雕侠侣》开篇，程英、陆无双等人唱着欧阳修的《蝶恋花》，正是在南湖上泛舟采莲，引出岸边李莫愁对“风月无情”的感叹；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亦是金庸笔下全真七子、郭靖、黄药师等人物大战的“取景地”。更欣喜的是在梅湾街历史街区，竟然遇到朱生豪先生故居——钢笔字帖上的情书、情诗抄写至几可背诵，尤其喜欢“一笑低头意已倾”，不料此刻“见字”真成了“晤面”，只能感叹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世之缘……

夜来漫步月河历史街区的廊桥，见两岸灯影旖旎，于密布的河汊中映出双生画卷，虽没有大小游船“在黯黯的水波里，逗起缕缕的明漪”，仍不负“东方威尼斯”之美誉。岸上的投影灯在墙上映出一轮粉扑扑的“圆月”，隐隐显现出历代文人吟咏嘉兴的诗句，是真正地用诗意“点亮”生活……

人，永远是旅途中的神来之笔。在马家浜文化博物馆，我和《陕西日报》的美女杨静不约而同地对着上古时代环太湖流域的杨梅垂涎，感叹“7000年前人类投胎技术的重要性”；在油车港镇的乡村晚宴上，和《乐山日报》的大才子王京川同席，一边品尝江南土菜，一边调侃美食之都与他们身怀绝技的“后厨”——乐山之于四川，正如顺德之于广东；感佩《金华晚报》曹建兵老师对金华是“浙江之心”的探源解读——受历代实用主义“事功之学”滋养，演变为今日义乌“澎湃的敢作敢为的内在动力”；还有嘉兴记协蔡伟达主席的“照妖镜”，替我拍了几张“忧国忧民”“德高望重”的照片，与本人的微信“照骗”放在一起，堪比网恋奔现大型翻车现场……

最难忘的是《衢州日报》的许彤老师，前两次采风时就对她在繁忙的新闻生涯之余，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开花的成就十分佩服，而这次更是听她讲起多年前先生意外辞世后，独自抚育幼子长大的往事……记得在莲泗荡风景区，我们谈起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书中那种超越痛苦表象、直抵命运本质的内敛，还有她那种言笑间不以为意的洒脱，一瞬间让我那些自以为是的沉闷，渺小得像大运河畔一粒无名的石子。

回程的高铁上，我向她诉说起这些年因为工作的牵绊所错失的亲情与梦想。她回复道：“人生的阶段不同，重心就有所不同。出发前撒下的波斯菊、太阳花种子，今天回家发现已经发芽了 ，好欣喜。爱生活，爱家人，爱自己，多保重。当然，也要热爱事业。”尽管只是短短几行文字，却让我情不自禁眼泛热潮……

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是在下了夜班的凌晨。遥想副刊的前辈和朋友们，或许此刻仍鏖战在采编一线，在转型之路上星夜兼程。我不知道我还会继续从事这一行多久，但我想我会终生珍视那些“一期一会”的瞬间，记得每一次跨越千山万水的遇见。

因为记得那时的你，就是记得当初的我，那么壮志凌云，或者焦头烂额，那么心怀忧患，又充满希望。每一次相视一笑，都是与自己的久别重逢。

一如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信：“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行的光辉，照耀我疲惫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

而梦醒之后，又是火热的生活。

感谢我与副刊的这段“姻缘”。愿余生的每一日，醒来依然爱你，愿日复一日的劳作，都是投向你额头的深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