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5月最后的一天，我查到自己在同济梨园医院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后，登上了飞往广州的航班。1个月关于新冠疫情的采访结束了。武汉，一座经历新型病毒遭遇战的英雄城市，在扛住了惊涛骇浪后，进入大病初愈的阶段。街上阳光灿烂，却人影稀疏，口罩下仍是谨慎和不无警惕的表情。春风吹拂，路旁香樟树、银杏树舞动的光斑，仿佛点点惶惑在闪烁……

我的采访由北京到武汉。那时外地人来京的隔离规定刚刚取消（武汉来京还须隔离14天），每到一地不但要测体温，还要扫一次健康码。健康码在北京是“京心相助”“北京健康宝”，在武汉是“武汉战疫”。在北京，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当时他正处于舆论的风暴之中，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实的指责，但仍然书生意气，谈笑风生。在疾控中心办公大楼，我与他从上午谈到中午，一边吃盒饭一边聊。在座的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王子军见缝插针，介绍疾控中心的情况。他和周莹给我提供了大量疫情材料。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专家曾光是一个率真的人，什么都愿意谈。中午我陪他从家里来到办公室。这是疾控中心西城区的老楼，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就设在这栋大楼。曾光房间斜对面是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办公室，美国专家才撤走不久。我们一边谈一边从他电脑里调出资料。傍晚回到他家，曾光给我找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场材料。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介绍了国家中医医疗队组建与援鄂情况，谈到了他从事的中医药研究，阐述了中医理论。知道我要去武汉，他送我医疗队研制的预防中药颗粒冲剂。新闻宣传中心的赵宇平为我撰写了中医理论和中国历史上疫病救治的文章。

国家卫健委监察专员焦雅辉回到北京，还在隔离期间，5月4日又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医疗组组长前往武汉，她是国家卫健委在武汉时间待得最长的人。我们约定了在武汉见面的时间。与她在东湖宾馆长谈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她快人快语的爽直性格，她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十分丰富，采访与交流从上午到下午，中午也是吃的盒饭，没有休息。后来又有无数次电话或微信采访，很多事情找她求证，不管多忙，她从来有求必应。

在武汉，采访仍然十分困难。张继先医生最早收治的病人是一对夫妻，他们起初拒绝见任何人。我取得他们家住址后，买了水果和鲜花，直接上门看望。以前来人都是穿防护服，邻居看到了害怕。我只戴了口罩。敲开房门，说明来意，夫妻俩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话匣子一打开，两人便滔滔不绝。

正是这一家人的病情让张继先警惕起来，她及时上报了疫情。随后我来到治疗这对夫妻的病房，对张继先进行了采访，现场了解病房中心供氧、吸痰的设施，又穿过走廊搭建的清洁区、半污染区与污染区，踏上了医护人员的专用楼梯。

湖北省作家协会找到了几十位各类人群的代表，包括医生、护士、患者、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捐赠者、志愿者、公安干警、环卫工、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外国友人等，召集他们在会议室座谈交流。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主持座谈会，我与大家做深入交流，发给每位采访提纲，让他们就共同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回复。这样规模的会议聚集在当时很紧张，需要报批。湖北省委宣传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座谈会收获很大，确定了10多个人选。随后我逐个进行深入采访。

又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百步亭社区、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住址等实地采访与考察，从病床到ECMO、CRRT、呼吸机的操作，从患者病历到诊疗照片，看到一串导管里的鲜血，一只像烧伤的黑褐色脚……灾难的气息令我心悸。

二

在广州出机场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到了开平塘口镇的一家民宿泉岭旅舍，包下一间房后，我开始投入创作。

武汉之行让我体验了中国抗疫的“天罗地网”：飞机在白云机场刚停稳，就见防疫人员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在机舱口挨个查健康码、测体温。摆渡车把我们拉到一条应急通道，通过各种设备的自动检测后，再从旅客通道进入航站楼。

我刚在旅舍住下，广州天河区防疫部门就打来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随后，塘口镇、开平市防疫站相继来电，做了详细的电话记录。我告诉他们，3个月我就在这栋楼内，哪里也不去。

3个多月，除了窗外自由自在的白云相伴，我几乎与世隔绝。每天面对这扇窗口，远远传来鹅群的鸣叫，有时是白鹭的叫声。从晨曦微露，万物苏醒，到太阳落山，大地漆黑一团，白昼只在刹那之间。夜晚，地平线上亮着一团紫光，那是离我20多公里的开平市。半夜时分，在几近荒废的升平墟，只有我这扇窗亮着，密密麻麻的飞虫爬满窗玻璃，阒静里，大的飞虫不时凶猛撞击，撞得玻璃“咚咚”直响……

窗外禾苗青青，新种的荷正向塘面延伸，引来苍鹭。我留意禾苗从一点点泛黄，到稻浪滚滚。一日之间，稻谷割尽，只余高高禾蔸。复又禾苗青青……季节由春到夏再入秋，一季的酷暑和两次台风远去，满塘的荷叶也开始枯萎了。

我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写得脑子发热，头顶胀痛。黄昏或晚上必须走一个小时才能继续写作。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拿着一根棍子，既防身，又防狗和蛇。月光明亮的晚上，无须手电照明。在田野的乡村公路，我像疯子一样疾走，青翠而低矮的山岭没有季节的变化，只在昼夜交替里改变着颜色。遇上雨天，打着伞也要出门。天一黑，每座村庄的路灯全都点亮了，但村庄却看不见人，村里的百年碉楼早已人去楼空。大塘村一个老人每晚坐在巷口，自吟自唱幽幽的禾楼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养成了身体里的生物钟。

虽然远离人群，我却与书中的人物靠得很近，我一边写一边补充采访，有的是电话录音，有的是微信语音，有的是发文字采访提纲，反反复复无数次。这是一次奇妙的写作经历，凭借现代通信工具，书中人物陪着我一步步往前走，他们是我写作的“活材料”。我与他们在不断的交流中成为了知心朋友，彼此敞开心扉，谈话毫无禁忌，有时交流到午夜。有人把日记和文章交给了我，有的为我写日记，按我的要求和一步步指导写出大量细节，有几位甚至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作为非虚构作品，客观真实是根本，面对这场全球性灾难，只有写出真实的疫情才对得起经历了这场疫情的人，才对得起历史，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肆虐，人类并未做到齐心协力抗疫，有的出于政治私利和政治算计，肆意扭曲真相，竭力诋毁、抹黑他国，甚至反智、反科学。这时候写出真相，特别是把中国发生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是一种现实和历史的责任和担当。

我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有时采访和查找资料就像侦探似的，一层层深入，一个个疑团破解，重要的事件和细节我坚持查找旁证材料，有的甚至通过三方印证。譬如疫情是如何发现、如何上报的，譬如1月1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立，当天赶赴武汉的情形，19日专家组调研和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当晚飞北京直到20日下午专家出席新闻媒体见面会，每个人所做所说，以及国家卫健委是怎样主导的等。譬如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闭离汉通道”的第1号通告，封城开始，是什么促成了封城的决定。譬如援鄂医疗队是怎么派出的，严重的医疗挤兑状况如何解决，方舱医院建议的提出，中医药抗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这么短时间内是如何建起来的，“封城”期间武汉疫情严重到怎样的程度，特别是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发生了什么，医生护士如何救治患者，市民真实的生活情况，等等。

我还查找天气、日出时间，导航人物走的路线，通过图片或视频进入人物的家庭和工作场所，画出他们的生活轨迹，设身处地进入他们的生活。我不仅要写出事情的真相，也力图写出真实的环境，力争做到每个细节真实可靠。

三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一部抗疫全景式叙事写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抗击新冠疫情如此纷繁复杂的过程，如何以文学来呈现，海量的信息如何收集、整理和甄别，近百人的采访如何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如何从一个外行迅速进入专业诊疗过程的书写，等等，全都是挑战，3个月的写作时间对身体也是一个考验。

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本书的写作，是因为我身后有强大的支持力量！我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作家协会为本书成立了专题小组，国家卫健委成立了采访联络组，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多次召开会议为我落实采访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要完成采访和创作几无可能。我特别要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小芊，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鲁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创研部岳雯、李壮、刘诗宇、刘秀林等致以诚挚的谢意，《第76天》得以面世，凝结了他们很多的心血。

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国家卫健委曹丹、张潇丹、黄欣，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坤斗、主席李修文，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培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副总编辑胡晓舟，《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开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颜海娜，以及胡友笋、许名波、姜燕鸣、陈婉清、侯国龙、谢络绎、刘天琪、谢颖、魏海勇、罗文旭、方一中和书中每一位人物，还有我挂职的单位江门市委宣传部，大家的鼎力相助，群策群力，推动了本书更快更好地完成。

写作总有遗憾，尤其牵涉全社会的历史性大事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譬如新闻报道、复工复产、社会舆情、国际援助、疫苗研发、流行病学调查、科研工作，等等，虽然书中也有所涉及，但实在不是一部书能够全部囊括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也一样很多，不能尽书。眼界所及，我只能依据创作的规律和需要作出取舍。书中所写只是一个个代表，旨在通过他们来表现疫情暴发时的情形和抗击疫情的主要历程，表现我们这个时代遭遇灾难时人们的所作所为和精神状态，彰显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思索面对疫情应有的态度、科学的作为以及今后须吸取的经验与教训，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文明的方向。其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