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曾经以为是的，现在不这么想。从宽泛的范围来讲，文学的任务是制造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是哲学的任务。具体到小说，我们只需要搭建场景，而把所有的解释权拱手相让，这是小说真正的道德。我厌恶在小说中议论和讲道理，这就像你和一个漂亮姑娘约会，花前月下的，能不能稍稍压制一下对三角形内角和的热爱，而回到感性的人？小说效果的实现只能寄托在读者身上，读者感受到的即是小说存在的全部。没有阅读，就没有效果，也就无所谓意义。这世界上绝对不存在没有阅读却能产生价值的作品。对伟大的演员来说，身体即语言，一个眼神所传达的或许比一本书还要多。小说要做的就是那个眼神本身，准确地描述它，而不是试图解释它。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当然想写出一个美妙的眼神。

写作时间越长，能感受到的困难越是巨大。对自我的厌弃感，比影子还要顽固，即使是阴天，你也知道，它还在那里。《钝感之刀》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我没有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它到底是什么，写了什么？我到今天还是说不清楚。它看起来外表平实，像一个忠厚的中年人，没有锋芒，似乎也没有痛苦。宛如钟表，每一步都走得精准无比。即使我无法把这个故事说清楚，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我是清楚的。我想说说这个。比如说人称。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我对邹凤莲的称呼一直是“老婆”，她似乎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也不需要名字。随着故事的发展，场景发生了转换，别人来喊她，她必须要有一个名字了，不能再用“老婆”来称呼她了。如何让她的名字出现，我纠结了半天。要不要从小说的开头就给她一个名字？我不想，那样似乎不够亲密。如果特意写一两句话，引出她的名字，那太笨拙了。最终的处理方式是直接让她的名字出现，然后就在这句话里快速地和老杨联系起来，让人知道她是杨胜宝的“老婆”。这是个小问题，要做到自然，也要一点心思。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就不一一说了。如果说有点意思，那么，小说的主视角其实也发生了两次转移，从杨胜宝转到邹凤莲，再到皮球。这种写法我以前试过，做得不太好，这次应该还算不错，它看上去很自然，没有太多刻意的痕迹。这个小说还有一些暗示，试图探索一下人心的阴影，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不好干。而且，它还引入了一点点悬疑手法，这当然是为了故事服务，我希望它是合理的，能够让人接受。促使我写这个小说的动因是“在树梢跳跃的自闭症儿童”，这个神奇的画面，打开了我的想象，我实在没有办法忘记它。

小说写完了，作者能说的其实非常有限。我甚至不能猜测，读者到底会对谁的印象更深刻，对什么更感兴趣。我哪儿知道。我确信的是我对这个小说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到底写得怎样。正因此，特别要感谢《山花》和《小说选刊》的鼓励，这意味着没准儿它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