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眼前事

从不避开生活

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70后”女作家盛可以的新作《女佣手记》。小说用湖南益阳方言书写进城保姆的生存状态，她们以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对生活充满美好愿景，活得自在酣畅。盛可以不只写她们的生活之难，更为她们的尊严与价值辩护。

对于盛可以而言，农村或进城务工的普通女性，是她文学表达的重点对象。作为才气与创作辨识度都很高的女作家，她对这个群体女性的爱情、婚姻、亲情关系，有着非常精准透彻的洞察，并对她们背后所处的农村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在盛可以的家乡湖南益阳某乡村也是如此。在前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谋生的人群中，有她的亲戚和熟人，也包括她本人。这些群体的命运、悲欢喜乐，成为盛可以写作世界的一大题材。

《女佣手记》中这些人物故事都有原型，盛可以认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带着七情六欲，活得很现实。“一开始是亲戚给我做饭时，说起她周围的人，比如哪个人被骗了，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从被动听到主动问，形成互动，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盛可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刻意寻找的，“而是这个题材跳到我脑海里，或者说某件事撞击了我的心灵。”如此近、实、贴地面的写作，也许会让人觉得缺乏文学的想象与距离感。但盛可以说，“我坚信文学语言有翅膀，我喜欢写熟悉的人，关心他们的生活。我的写作从来不刻意舍近求远，避开当下的生活，我关心历史，更关注此刻的亲眼所见。”

尖锐、精准、血性，在读者圈和评论界里，盛可以的文风长期被这样定义。但其实，文风只是她所表达内容的外在表现，看似凶猛的笔下，潜藏着她对世相敏锐的观察和巨大悲悯。由此可以说，她的创作最大特点是准确、节制。

盛可以很认可“准确”这个词：“准确──几乎是衡量作家是否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标志，不管多么漂亮的修辞，无论多花哨的技法，其语意都必须直中准星。准确，某些时候会显得寒光凛凛，呈现清晰的能见度，读者会顿感耳聪目明。”

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

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记者：您在《女佣手记》中最想表达什么？

盛可以：生活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和面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结构与模式。我在《女佣手记》中描写的这群女人，本能地生存着，随波逐流，她们很少有清晰的计划，也不乏有心计的女人，但只是谋算着怎么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群人大多没受过多少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很小，有的寄望于下一代，因此舍得送孩子上补习班，上好学校。我写作时心里只有小说人物，在职业身份等各种外衣之下，跳动的都是一颗人心，我想发现她们心灵角落的一点星火，让它燃烧。我觉得洞察人性是一个作家的本能，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你的创作才能抵达人心，引起共鸣。

记者：虽然您在很多城市生活过，但写起来却常常回到故乡。

盛可以：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故乡是文学的记忆之矿，如果贫穷无助也是一种肥料的话，我倒是得此滋养，注定要在困顿的底子上写字。故乡决定了我的情感基调，是今后永远无法改变和挣脱的。我写过很多故乡人，他们几乎走进了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除了《女佣手记》，还有《北妹》中的钱小红，《道德颂》中的旨邑，还有很多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只不过他们有的进了城，有的在乡村。乡村的生活就是一口炖锅，揭开锅什么都能闻到，什么都能看到。我或许嗅到其中一味，就开始一个故事。写作如果需要忠实什么，那也是忠实于自己，我只写能触发我内心涌动的事物。

记者：您在《女佣手记》中大量使用了湖南益阳方言，现在方言写作还是比较流行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盛可以：使用方言叙事的初衷很简单，我没想过刻意使用方言，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蓝本的，是我的同乡，当人物开口说话，就传出了她们的腔调，这样也有助于让人们了解小地方人的生活。所以在创作中，我把不太易懂的方言适当删除，主要保留方言的语感节奏以及那种腔调。方言写作也没有影响雅致的部分，有很多句子像诗歌，比如我写的，“爱嫂是保姆里头嘴巴最热闹的一个，矮墩墩的，一身软肉，手脚都很小。手背‘酒窝’很深。她总是比别人快乐些，一笑笑很久，一口气像火车过山洞，听的人都走了，她的笑火车还在往前开。”我觉得文学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要求，有技术技巧，有叙述手段，有结构布局，有审美趣味，有艺术性，这些东西肯定是文学才有的。

记者：作为女作家，无论写作还是生活，您会追求美好幸福的感觉吗？

盛可以：我想，美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必一说，它没有什么特性，甚至这种东西在小说中出现会成为平庸的元素，是应该警惕的。但一部小说中不能没有温度，不能没有亮光。生活中所有人对美好与幸福的理解与向往都是相同的，我也不例外。

好作品有种坚硬的诗意

凝练洁净意味绵长

记者：您的笔锋准确、凌厉，有读者猜测您的性格会不会也让人不敢接近。写小说的盛可以和生活中的盛可以，是怎样的关系？

盛可以：写作中的作家和生活中的作家是同一个人，但又不是同一个人。我尽量在生活中剔除属于作家的那部分特性，包括唯我、忘我、严肃、深虑、魂不守舍，这些东西带到日常生活中就近似于病人特征了。比较正常的状态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创作时是作家，走出书房就是妻子或丈夫、母亲或父亲、朋友或同事。那些无时无刻不戴着作家这顶帽子生活的人，本身并不真实。我不懂、也不那么看重写作上的规矩，我也不是奔进文学史来写作的。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分裂成很多人，这些人成为我的朋友，陪我打发时间。

记者：您觉得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差别是什么？

盛可以：长篇需要有意思的闲笔，冗长的景状描写，建筑模式，家具细节，尽可以写个酣畅淋漓；短篇则是减法的写法，越是留白，越有余味，甚至故意避重就轻，不写实物，单写影子，光线下影子的变化，更能刺激阅读想象。我喜爱短篇这种体裁，它和好的生活节奏非常合拍。

记者：您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盛可以：我每个阶段喜欢的作家不一样，没写作的时候喜欢普鲁斯特，七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买回来，只看了两册，觉得很满足。我受余华的影响很多，他那本《河边的错误》我一直保存着，后来我又在书店站着看完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当时我想，我知道怎么写了。当然那是一种无知的自信。再后来读到福克纳、海明威、伊恩·麦克尤恩、尤瑟纳尔……每次无意间接触到令人惊喜的作家，总发现余华老师早在多年前熟知他们的作品，并推崇备至了。

记者：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近期您读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书？可否分享一些？

盛可以：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让人震惊，充满悲怆的力量，语言有种坚硬的诗意，凝练洁净意味绵长，他选择了少有人触碰的主题，那是一种珍贵的视角。但我更多的还是重读经典，像《押沙龙，押沙龙》《卡拉玛佐夫兄弟》《失明症漫记》《百年孤独》等。有的人说现在好书越来越少，我觉得不对啊，好书永远都在那儿，因为你就算是看中国的经典，从古代看到现代，一辈子可能也看不完，更何况世界这么大。

记者：您如何看待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盛可以：我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自己写的。聪明的读者不是家庭宠物，而是森林中的野生动物，自己知道如何觅食。我经常收到读者反馈，有的读者能准确地抓住作品想表达的东西，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作者的内心，仿佛茫茫人海中，多了一位知己，令人感动。

让写作的速度慢下来

可以捡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您在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盛可以：没什么特别，偏于安静、宅居，研究菜谱做美食。很喜欢写作的慢速度，慢下来，慢有慢的好处，细嚼慢咽，咳珠唾玉，落在时间的后面，可以捡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当下很多人用短视频来获取资讯，娱乐自己。您觉得一个作家该不该用自己的作品去帮助大家提高文学欣赏水平？

盛可以：文学的影响力可能既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微小，也不会是有些人希望的那样强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做一个逆向思维，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文学，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样？这个时代的人会是怎么样？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学，这个时代几乎是不被记录和反思的，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说是没有灵魂的。文学的重要性恰恰是在没有它的时候体现出来，就像健康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被意识到，窒息的时候才发觉空气的存在。文学欣赏水平、文学鉴赏能力既有天赋成分，也有后天的感悟，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家的责任就是写出经得起品尝、咀嚼的作品，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协。

记者：您近年来也画画，还办过画展，画画和写小说，哪种方式更适合您？

盛可以：绘画可以表达出无法用小说表现的情感，同时也能调适心情，拿毛笔在宣纸上慢涂细画与敲击电脑键盘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我没有勇气当着陌生人的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作家。遇到别人问我的职业时，我也略有尴尬，只含糊地说搞文化，或者说我是画画的，尽管名不副实，但仍说得很顺溜，毫无愧意。还真有不少人是看了我的小画儿之后，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也觉得有点意思。其实就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因为把写作以及作家看得过重，就会随身携带内心对自己的质疑：你写出了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相符的作品吗？所以当我说我是作家，我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记者：现在“90后”“00后”越来越成熟，您怎么看待这种代际划分？

盛可以：“70后”这拨人生在和平时期，社会不动荡，个人经历平庸，“70后”作家基本上是在场写作，反映当下生活，日常冲突、生存遇境、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这当然是很宝贵的。社会很丰富，沉下去就能看见各种细节。略略遗憾的是，或许这一代作家内心的敏锐不够，稍嫌温和，未能充分展示体内的能量。我对于怡然自得的写作表示怀疑。这让我想起毛姆的一句话，“你一定要培养你的偏见。”这个“偏见”其实就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你的判断能力。“偏见”很重要。

盛可以口述

我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表达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大概十几岁，从我爷爷的百宝箱偷来的《碧血剑》。我从没读过童话，这是个特别大的遗憾，也导致我的写作可能过于残酷、过于真实、过于现实。

我爱故乡的自然，却不喜欢它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趣，总盼着有一个远亲把我带走。很多人离开一个地方，同时也做好了回来的准备，而我是一个不回头的人。这里头有性格、信念，也有我对未知的好奇心。

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开始人生的成长，文学的萌芽。我找了一份证券公司的工作，21岁时发表了第一篇散文，随后陆续发表读书笔记、随感之类文章，写了六七年。我觉得可以靠写作对抗在高学历同事面前的自卑，但日子一长，报纸一黄，什么也没留下，这些松散的文字也不能表达我的内心。证券公司被银行合并，我被裁员淘汰。然后我当过记者、编辑，总觉得意犹未尽，文字语言在心里回旋冲撞，憋得慌，工作和生活都很无聊，于是再次求变，28岁时辞职去了东北。

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关门写作，那是我人生中的背水一战。就是一支自来水笔，提起就能写，躺下去脑子里还在继续推进情节，有时候得摸出小本子记上。每天蓬头垢面，起床写，倒头睡，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可以说话的人，黄昏在小区里走一走，逗一逗不知谁家的狗。我要求自己每天写3000字，有时完成得早，有时要写到晚上八九点。

小说中虚构的日常琐碎很真实，那些不一定是我的真实生活，但是每一个人物，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我，或者是我的一部分，或者是我化身为人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人性不分性别，读者对人物产生共鸣，也正是由于他体验或感受到了自己的某一部分被挖掘了。作品与作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关联，情怀上的纠缠。

2004年，我忽然想到，再不冒险就老了，于是一个人进入藏区。汽车盘了一天山路，一路惊险，风景美绝，我在心里大呼小叫。下车时天已黑了，双脚一着地，心就忽然紧缩，后来那些日子吓得一直没有舒缓。中途有一些奇怪的遭遇，但万幸没发生意外，不知道这是我的运气还是我的警惕。每次回忆我都心有余悸，但又庆幸我这么走过一遭，生命添了一点别的颜色，年轻时的冲动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后来我开始画画。我的童年很孤独，很忧伤，但故乡是那么美，我把它画下来，变成了《春天怎么还不来》这本图画集。小时候我是放养的，自己玩，对于跟人讲话总有不安，因为我不会说话，我视之为性格中非常大的缺陷，这是我唯一不喜欢自己的地方。童年起根深蒂固的孤独延续至青春期，到如今“美人迟暮”，已经是弥天蔽日。我不喜欢昨天的自己，对今天的自己也很勉强，我喜欢明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