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言志，文如其人。父亲一生与诗词文章相伴，也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都写进了诗文作品当中。

——许守樑（许士杰长子）

江湖中，庙堂里，所有角色来去匆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被人们记住，并经得起后人对其善恶、真假、美丑的反复丈量。我的父亲许士杰也许就是其中一位。

许士杰是一个勤读勤耕的作家，也是以笔为矛和剑的斗士

许士杰，1920年11月29日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历任中共潮安铁路区委书记、普宁县委副书记、潮澄饶平原县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澄海县委书记，潮汕地委常委，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肇庆地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顾委副主任等职。1987年9月后，相继任海南省筹备组组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海南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一生勇于开拓创新、敢于坚持真理，诚恳待人、秉公无私、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像翠竹一样谦虚挺拔，又像椰树一样浑身是宝、无私奉献。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村许士杰故居前，镌刻着这样两句对联：“竹韵椰风传正气，公仆清名播芬芳。”“竹韵椰风”是对我的父亲许士杰崇高而奉献的一生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

如今，父亲诞辰已经百年。回望百年来路，在品格和政绩之外，他卓越的文采和优秀的诗文作品也被人津津乐道。父亲曾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著有诗集《风雨吟》《椰颂》，病中还将多年见诸报刊的各类文章汇集成册，出版了《葑菲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自知时日无多，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撰写了一首诗：“堕地一声小赤条，人民哺育尚昭昭。洁来洁去舒无憾，惜未完成架鹊桥。”

父亲最后用这首诗，回顾总结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他满意自己“赤条条”来到人间，奋斗了七十一轮春夏秋冬之后，一尘不染，纯洁干净地离开这个花花世界。

俗话说，诗以言志、文如其人。父亲一生与诗词文章相伴，也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都写进了诗文作品当中。

1、饥饿能医怯懦病，从来冻馁出豪强

1920年11月29日，我的父亲诞生在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饶平县）韩江支流东溪傍江而生的古村落樟籍村。

我的曾祖父是农村中医，开有“寿春堂”中药店。店中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寿世有良方，仁心仁术；春风多得意，活物活人”。一副是“寿比南山多厚福，春来妙手有奇丹”。

我的祖父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早期称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曾任村小学校长。这种氛围使父亲许士杰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酷爱读书，知书达理。

但好景不长。1933年5月，祖父不幸英年早逝，苦难突降，家境直落。父亲许士杰作为家中长子，从13岁开始，就要帮助母亲挑起养家和抚育年幼弟妹的重担。1934年，靠华侨亲戚的资助，父亲到汕头市进入一国文专科学校读书，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在此期间，他开始半工半读，寻找探索人生道路。

14岁的少年，在今天还是备受关爱的孩子，但父亲生于旧国、长于乱世，小小年纪已饱经磨砺。1934年，父亲许士杰到距离汕头200多公里的汕尾冰厂打工。当年秋季，一场特大台风横扫海陆丰地区，工厂关闭。他又遭歹人抢劫，没钱搭车回乡，只身步行数天返乡，历尽艰险才回到家。

人世冷暖，国运艰难，使他从少年时就比较早熟、懂事、刻苦。童年就经常挑灯夜读的他，14岁时已能作出文字流畅的格律诗。这一时期，他的诗歌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见识，充满报国志向。

1934年，14岁的他在一次登山之后，写作五言诗《早雾登七屏山》：“呜涧声清晰，弧村影模糊。绝尘嗟妙境，涤尽胸中污。”意境深远、情怀深沉。1942年，他创作《村头惨景》：“腰粗胫胖露凶光，跄跌坎坷入鬼乡。饥饿能医怯懦病，从来冻馁出豪强。”体现出他坚定的信念和敢于斗争的豪情。

在抗日烽火燃烧的1937年，他积极探索真理，团结村里进步青年参加青抗会活动，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任务。1938年2月，他正式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贫困的农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历程。之后，父亲积极工作，发展地下党员，团结村里进步青年，以“寿春堂”为活动地点，学习进步书籍和报刊，完成青抗会布置的抗日救国宣传任务，先后发展地下党员20多名，建立了总支部，我父亲任总支书记。

“寿春堂”中药店从1939年起至1949年10月，成为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情报站，到此店活动的有当时潮汕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周礼平（烈士）、吴南生、吴健民、庄明瑞、李习楷、余锡渠等。在我父亲教育引导下，我父亲的母亲、弟许士鉴、大妹许淑卿、三妹许可卿、细妹许瑶卿，我母亲潘鸾辉，先后参加地下党的工作。父亲的三妹夫陈贤辅参加革命后，将其在店市镇原来经营中药的小店改为书店，取名“青年书店”，售卖部分进步书籍和报刊，成为地下党武工队的一个联络站。

在我父亲许士杰、我叔许士鉴的带动下，全村及外来的亲戚先后有数十人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和上凤凰山根据地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我的家乡，也因我父亲这颗红色的革命种子发育、传播而成为红色革命家庭，成为红色革命村庄！

诗词是浪漫的，但斗争现实却异常残酷凶险。抗战时期，他与战友用计谋机智奇袭前埔伪乡政府，夺取手枪、长枪10多支，壮大抗日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在普宁县和老战友李习楷指挥武工队夺取流沙伪乡公所，并破粮仓，分给贫困人民粮食3000多石。

1948年至1949年10月，他任中共潮澄饶平原县委书记、地方武装部队团政委，积极发展武工队10多支，发展地下民兵1000多名，使潮澄饶三县平原部分形成几片游击区。1948年至1949年，他领导策划了金山中学、澄海县立中学等数间中学200多名进步学生及国民党警察学校的学员70多人，秘密前往凤凰山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使敌伪政权十分惊慌。

1949年5月28日，他在游击老区南美村召开地下党澄海县委会议，有县委委员、各区武工队长等20多人参加，研究解放接收澄海建立红色政权的安排。会议未结束，近天亮时，国民党军警数百人突然包围村庄，架起机枪。撤退已来不及，他果断地指挥大家从开会地点转入伪保长家堆放柴草的阁楼隐藏起来，并告诉大家，万不得已时才开枪，并对伪保长晓以利害。军警逐家搜查至保长家门，保长说是他家，阁楼堆柴草，军警在门口张望一下后撤走，整个地下党县委班子和武工队长全部脱险！

2、主人意志仆人干，欢渡天河有鹊桥

书法家、中国现代社会活动家赵朴初曾为父亲题字：“人民的公仆。”父亲的确时刻在用“公仆”二字严格要求自己。在《论关系》组诗中，他集中剖析了这样的价值观：“借问何时竟失调，主人恭侍仆人骄。主人意志仆人干，欢渡天河有鹊桥。”诗中谆谆告诫人们千万不可颠倒主人（人民群众）和仆人（党政干部）的关系，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被“翻腾怒水”倾覆的危险。

从参加革命，至生命之火燃尽的54年中，父亲工作多次变动，地点多次易变；正副职互换，顺逆境交替……但不论何时何地，他总把群众利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位置。

1962年经济困难恢复时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要他赴新会县兼任县委书记。他接到通知后，很快到任，家也从广州搬到新会。1964年，省委决定他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分管农业。他欣然接受新任务，奔赴海南工作，又把家从新会迁到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是很好的海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的良好品格和才干，进一步得到组织的肯定和认识。

1974年至1981年，他任肇庆地区革委会主任、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期间，谢绝居住条件较好的招待所，自己一个人长期居住在办公室。办公室用书柜隔成两半，前半部分作办公室和会客用，后小半部分作起居用，一住就是7年。他经常深入基层，跑遍工厂、农村、街道，还下田参加插秧、收割。他经常是隔数个月，或者是省里有会议，才抽时间回到广州家中作短暂休息。他在四会县大沙镇蹲点，经常在大沙住下数天，要求简单饭菜，反对盛餐，不搞形式主义，和基层干群广结友谊。在肇庆工作的7年，一个地方一把手，不带家属上任，不要任何特殊照顾。可能有人认为是“傻”！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改革开放之初，父亲是广东领导干部到香港考察第一批人中之一。到港后，香港不少潮州老板争相要请他吃饭，要给他买东西，除了必要的工作应酬，他坚决谢绝。他到海南任省委书记，只有我母亲陪同前往，带着简单的行李及几箱书籍。

海南省委大院内腾出招待所的7号楼给他居住和办公。这是一间平层建筑，三房一厅，内房作居室，一间作办公，一间秘书办公，小厅会客。吃饭是在简朴的饭堂，饭菜粗淡简单。当时有一位泰国亲友到海口探访，到住处看后，又到小饭堂吃饭。出来后，他对我们家人说：“士杰兄这样的大官，想不到伙食这么简单，住处这么简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中央党校参加党校恢复后的第一期培训班，学习期间，撰写了《从实际出发》一书，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的思想开放，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他在1978年就支持高要县农村鱼塘实行责任承包制的试点，为肇庆“文革”后的恢复和社会发展打下基础，作出贡献。这一举措后来得到《人民日报》的报道肯定！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2009年11月，在我父亲离开肇庆已近30年、离世也已18年之久，肇庆的干部群众通过电话、书面、网络等形式，评选我父亲为“改革开放30周年感动肇庆人物”，而且得票数居首位。人们这么热忱真诚地高度评价一位30年前的主政领导者，殊难能可贵。

    3、因怕跌跤难学步，不飘黄叶怎芬菲

1981年至1987年，父亲调到广州市工作，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他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不怕风险，率先在全国大城市取消票证，实现真正市场经济，蔬菜、鱼肉、三鸟放开自由供应。我记忆中，他很多次早起，与家人一起到市场巡视供应情况，曾在早上4时多与秘书、司机开车到大沙头察看珠三角运来的活鱼，6时多到市场，8时至办公室。看到蔬菜、鱼肉安稳送到市场，他才安心开始一天的工作。

改革不易，破冰尤其艰难。当年能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较好地解决副食供应问题，是一种破旧立新，真正的改革之举。我们知道，作为决策者，他背负的压力很大，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当时，怀疑甚至质疑的声音不少。试想，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市民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这份善意，没有认真求实做好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这样坚定去实施的。

他在《善操舵桨纵轻舟（六首）》组诗中剖析了自己作为改革决策者的心迹：“大江浩渺向东流，改革如斯岂可休？”又叹：“因怕跌跤难学步，不飘黄叶怎芬菲？”“未可陶然遂驻步，还应纵览再攀登。”

人民群众内心自有一把公道的量尺。1986年，他被媒体、群众组织和市民选为“广州市十大杰出公仆”之首。

他的威信，是来自言行，来自诚恳，来自知识，来自廉洁自律，而不是来自仗官、仗势、仗权、霸道压人。

他就是一个这样清醒、民主、言行一致的领导者。广州市老市长杨资元在一个场合说：“在许士杰书记领导下，可以放心工作和说话。”这实在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评价。

4、常供琼露饮宾客,每献碧衣作幄帷

1987年8月，已经退出权力中心一段时间的父亲，心态淡定而轻松，正准备安心读书和写作，静度晚年。但中央关于筹建成立海南省和任命他为建省筹备组组长的决定，打破了这种宁静。

得知消息，他没有惊喜，也没有拒绝，而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自己对海南这片热土的深情，毅然接过这一重任，以年近古稀的高龄，迎接一场艰巨、曲折、复杂的新挑战！

海南由于多种原因，当时的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历史遗留问题和欠债较多，百废待兴。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尚在磨合，“小政府、大社会、大特区”的体制尚在探索中。二三十万外来人员，带着热情和种种期望，纷纷跨海来到这个宝岛，社会压力颇大。建省之初，他首先坚持干部要五湖四海，不管是北京、广东还是海南本地干部，都要一视同仁、公平公正使用。

在《海南·南海·五湖四海》一文中，他提笔作诗：“何必谋求联袂襟，党同伐异少知音。五湖四海千山灿，一派二帮万马喑。惯以刚肠推曲肺，常从陌面找同心。自围圈子长凄寂，愁对孤灯独自斟。”

这样一首被他命名为《赞五湖四海》的诗，将用人唯贤、广开言路、开放包容的新海南气质描摹得非常深刻。

父亲一生为人厚道谦谨，但重大问题从不妥协和退避。他主政广州、海南期间，都主张松缚、放活，大胆改革开放，但绝对不是可以混乱、无章放纵，可以胆大妄为、违法乱纪，而是强调要求实、科学化决策，排污不排外，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地开展各项改革，因地制宜，做出最好成效。如大力支持东方宾馆、白云山制药厂、南方大厦等企业的体制和管理上的改革试点。发现其中混有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和不合理的问题，都坚决纠正和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在繁忙的政务中，他见缝插针，认真读书写作，撰写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诗篇，从不同视角，歌颂党的伟大功勋，赞扬民众的勤劳贡献，剑指社会的丑陋阴暗，抨击无知的谬误。他是一个勤读勤耕的作家， 也是以笔为矛和剑的斗士。

父亲一生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曾评价他：“许士杰学历不高，但读书很多，知识很广。”“文革”时下放干校劳动，他平静过着“日起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除了规定的体力劳动时间，一有空就读报读书、写笔记。就在这段时间，他认真通读了《资本论》全书，并作了多处眉批。

不管是新会、肇庆，还是广州、海南，他每到一处主政，都要求工作人员给他备齐地方志，当地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水利、名人、大事记等有关资料，他都认真阅读，使自己更了解情况，能正确指导工作。他认为，任职一方，就要深入了解情况， 掌握最根本的矛盾，避免犯前任的错误，才能搞好工作。

在肇庆工作期间，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书店寻书。秘书说他阅读面很广，购书量也很大。在广州、海南，他也是常态下乡、下基层，如有休息，也多是在家阅文，读书报刊物和写作。

他那种对书本的迷爱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真谛的兴致与习惯，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病重住院的时候，强忍住化疗的疼痛，仍然坚持读书、读报，写日记、作诗、填词，赞歌改革开放，数落谬误阴暗，颂扬医生护士救死扶伤的美德……去世前一天，他手握钢笔想写点什么，突然说看不见，笔也握不住而掉下来，就一直昏迷至长眠。

1988年4月5日，《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的一篇《登高峰颂椰树》，其中有一篇《椰颂》：“玉立凌云飘秀发，临风飒爽更多姿。常供琼露饮宾客，每献碧衣作幄帷。善刻珍雕欣赏日，精粘软垫梦天时。挺身抗暴卫村落，殷切频歌改革词。”

他在文中说：“椰子树，从头到脚，从生前到死后，把全身无私地奉献给人间。我望到那满山遍野、凌云挺拔的椰子树时，心情为之激荡不已，受到鼓舞，为之歌唱。于是作了一首《椰颂》，既以励己，也以励人。”

竹韵椰风，在建党百年的今天，今人亦可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