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语言常被人视作一种奇迹，或者也可以说是语言与奇迹的相遇。假如一个写作者抓住了你，那一定是因为语言。而且，语言本身并不只是表达的器具，它本身就是诗的形制与外壳，它赋形并且使之获得生命，使之成为燃烧着的生命体。

冯娜的诗就是这样。她的语言常常有一种抓人的力量，自然而智慧，就像“一阵借刀裁剪春色的南风”。但这种力量并非是毁灭性的——像业已成为了当代传统的“女性诗歌”那样，她是新一代的诗人，因而语言也不再是那种强力的、感性倾诉的、烈火一般的、充满毁灭气质的类型；而是充满智性与温婉的，渗透的或启示性的话语，也可以说是属于“知性与抒情结合”的语言。她确乎较少用“自白派”诗人的那种唯我独尊式的语言，而通常会将“自我”内化为客观之物，或是“他者的语言”。但这恰恰生成了独属于她的生命力。

就如这首《南风过境》，她对于自己语言作了一种“自评”，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首十分低调的自画像。

我不是任何一根发光的羽毛

我是你张了张嘴 叫不出名字的瓷器

性情薄凉 质地婉转 吹弹可破

我是一阵借刀裁剪春色的南风

温软缱绻 扑面如刃

我不爱流连远山和湖泊

直取阳关和良人的心房

她用了一连串的转喻，将自己的诗比作精美、薄凉而易碎的瓷器，比作温软又尖利的剪刀般的春风，还有各种微妙与偶然中的事物，以及事物的关系。“我是南风呵/来时携雨，去时惊蛰/时而回首，寻鲜花果腹，醉卧芍药丛”，“若是被你的马蹄踩痛/便腹中吞剑，我是南风，我不说/你可是良人/我不问”。栉风沐雨，鲜花果腹，每一种际遇都让她得心应手地转换为语言的景致。

而且我注意到，她还使用了“良人”这样的词语，以表明她重视或自然地认同了一种传统的维度，包括“春风剪刀”、“鲜花马蹄”之类，都至为巧妙地强化了她与汉语传统之间所构成的谱系关系。

作为大西南地区的少数族裔、白族的女诗人，冯娜使用汉语写作，且如此天衣无缝地承袭着其古老的传统维度，这意味着从诗歌的意义上，她已成为了汉语所繁衍的后代。而且她还工作于高校，是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多重性，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主体：边缘性的出身，正统的语言；作为女性天然地亲和着大自然，同时又负有知识者的使命，这些都决定了她在使用语言时的多重维度。而这对一个诗人来说，确乎是一种“前置的优势”。因为身份即认知的态度与方式，也就是其生活方式本身。维特根斯坦的话是灵验的，想象一种语言，也即是想象着一种生活方式。反过来这逻辑也同样成立，有什么样的生活，当然也会决定写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基于这一原因，冯娜的诗显现出了特有的丰富性，既不是一般的抒情诗，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集她的族群出身与文化身份、性别气质与超性别自觉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的抒写。同时，鉴于她文化代际上的年轻特质，她在丰富的同时，也拥有了一种略显“清逸”的质地。

这样说还是太抽象了。在作品《出生地》中，我们可以探知她对于族群与血缘背景的复杂态度，热爱的同时又有疏离，“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这些深埋在血液里的记忆，似乎时时提醒，但似乎又永远沉睡。这种通达令人相信，她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主体”，她为爱所包裹，但又绝不为爱所绑架。“我离开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这就像“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

现代性的自我意识确保了冯娜的诗歌态度，是作为一个抒情的智者，而不是一个盲目的地母式的吞噬者，这是祛魅的写作。我并不单纯地肯定这一点，即便在我们的时代，地母式写作仍然具有高不可及的性质，像八九十年代的伊蕾、翟永明，她们都曾有程度不同的地母的或“女巫”的性质，那一时期她们的写作当然也具有“创世”或“造人”的意味。但人各有志，如今新一代的女性写作者不再相信她们可以承担那样的使命，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这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冯娜就没有受到传统取向的影响，相反，她的作品中依然有着活跃的“返魅”思维与美感倾向。这表现在，她的诗歌意象中经常会活跃着类似万物有灵的因素，如“每一颗杏树体内都点着一盏灯”，（《杏树》）“每一盏灯火都会在我身上闪闪烁烁”，（《对岸的灯火》）“更远处，我看见一个女人拣起树影下的光斑”，（《一颗完整的心》）“‘不要和鲜花一起睡’/在浇灌中，我会获得动物的警醒和它们温和的眼睛”（《短歌》）……然而，这些句子在她的诗歌中通常只是一个伴随的影子，而真正的说话人，可能有时会穿着她的民族服饰的长裙，而更多的时候她所讲的，已经没有什么乡音。

而如果有了一直微妙的平衡，她的状态也就来了。比如《杏树》中的这些句子：“杏树也曾年轻，热爱蜜汁和刀锋”，“我跟随杏树，学习扦插的技艺/慢慢在胸腔里点火”，杏树与人互为镜像，彼此投射和替代之时，便是妙句出产诞生之时。这与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

而且当这种境界来临的时候，冯娜似乎又有了一种自觉，或者归返的勇气——

只要杏树还在风中发芽，我

一个被岁月恩宠的诗人 就不会放弃抒情

话题很多，恐怕不能过于展开。冯娜的诗自然更多是个体境遇的抒写，多“微观的近景”，但偶尔也会有社会或现实的“远景”，如《中国寓言》《对岸的灯火》一类作品，就很有意思，它很短，但是依然有叙述的张力，有戏剧性的粘合力和讽喻意味，只是这样的作品显得还少了一些，这多多少少会影响她写作的格局。另外，对语言的小机巧还要保持警觉，少追求一般意义上的警句，因为那样只能会使写作变得更小器。作为一个业已接近成熟的诗人，还应该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些，不追求数量和“写作”本身，要“痴迷文本”而不是“沉湎写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自律性。

最后我想提到一首《潮骚》，这是一首很奇特的诗，它写的是大海，况喻的是屈骚，这首诗当然还不是完美之作，其中有芜杂和尚不清晰与确定的东西，但无疑它的气场很大，是一种对诗歌的疆域有扩展能力的文本。“天擦黑的时候，我感到大海是一剂吗啡/疼痛的弓弦从浪花中扑出阵阵眩晕”，吗啡的象喻至为独特和有力，“我们都忘记了肉体受伤的经过/没有在波涛上衰老，生长就显得邈远卑微”，这堪称警句，虽然略有“扦插”的意味。之后就是一组相对晦暗和不确定的意象，恕我限于篇幅不一一呈现，我只能说，在这一段落中，作者刻意表达了生命经验中互悖的东西，确定的，不确定的；获得的和失落的，记住的和遗忘的……这些都与大海本身的晦暗与不确定互为镜像，生发出了丰富的象征。最后是这样的收尾：

天幕和潮汐一齐落下

再也找不见人间流动的灯河

一个人的眼睛

怎么举起全部的大海 蔚蓝的罂粟

那种诱惑与迷茫，百感交集的感叹，如何可以以少胜多地托出？冯娜用了“蔚蓝的罂粟”这样一个构词，平心而论，用力并未有十分之重，但在她那种轻逸和清逸的风格底色上，在常常“借刀南风”的种种机巧的基础上，庶几称得上是语言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