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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 | “零距离”书写当下生活,如何可能?

——对吴君深圳叙事的一种观察

更新时间:2020-11-09 作者:傅小平来源:文艺报

吴君以深圳为叙事背景的小说,概而言之写的是深圳移民的心灵秘史。她的绝大多数小说,不仅写的是她眼里“亲爱的深圳”,她似乎也以自己极具实感的书写强化与深圳的关联。单看她取的书名,如《深圳西北角》《皇后大道》《十七英里》《岗厦14号》《蔡屋围》《甲岸》《巴登街》等,我们就多少能看出她与深圳有着怎样不离不弃的深情。我没仔细考证过她写的地名是否都真实存在,但她在小说叙事上展现出的强大气场,让我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地名。用吴君自己的话说,她总是为取书名犯难,往往是因为想不出合适的书名,或是别的特殊原因,就直接以地名做书名了。但以我看,她这般“偷懒”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她的雄心壮志,她是以最直接、最明了的方式告诉我们,她要为这座城市立传。

这可以说为我们从社会学层面解读吴君的小说提供了某种依据,但以我的阅读,吴君从来都不是只写深圳,她也从来都不是为写深圳而写深圳。虽然她自毕业后就去了深圳,便再也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写深圳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们也知道,有太多的作家长年生活在某个大城市,却一直在写哺育他们成长的那片故土。吴君选择专心致志写深圳,多半是因为她坚信深圳有不可替代的书写价值。在她看来,这一块交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美、之痒、之痛的土地,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全中国的神经。也因此,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深圳的面积不大,产生的化学反应却是巨大的。与全国各地的特殊关系,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相提并论。

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它的价值无论在事实层面,还是在文学层面,都确实如吴君所说,更多存在于和其他地域产生的化学反应上,她也从来都不曾在孤立的意义上写深圳。她的长篇新作《万福》简言之写的是潘家三代人在深圳、香港两地联合上演的一出“双城记”。当然,在这部小说里,吴君虽然写的是双城故事,她的叙事重心却是放在深圳。而在复杂的历史背景衬托下,香港作为参照系或对应地的存在,也使得她的深圳故事,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生动面貌。

体现在吴君的小说里,这个所谓的参照系或对应地,更多时候是内地某个偏远的地方。她笔下的人物,大多从外地来到深圳,多少年后又从深圳回到老家,来时充满了渴望和期盼,回时有着难以割舍的复杂情感。他们即使身体回到了家里,而心却是留在了深圳。以她最近写的《齐天大圣》里工友对已回到老家的女主人公刘谷雨的话说:“你不如回来,深圳可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对于刘谷雨们来说,因为常年在深圳谋生活,故土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当他们不得不选择回去时,深圳又成了他们离不开的“故乡”。吴君的“深圳叙事”居多写的就是像刘谷雨那样的移民去留两难的人生困境,而她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她通过对人物多角度、多侧面的书写与开掘,把他们相似的困境写出了不同的气象。

事实上,吴君也会写到一类移民,他们只是把深圳当作“暂时落脚的游乐园”。但她倾力书写的,无疑是那些努力挣扎以求在深圳安身立命的移民。在《复方穿心莲》里,她写了两个为梦想来到深圳的女孩,付出一切只为兑换一张深圳永久的居住证。与此相仿的《福尔马林汤》,也是写的两个女孩子为嫁给深圳本地人明争暗斗的故事。相比而言,《陈俊生大道》里的陈俊生更像是一个梦想家,他来到深圳想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干成一番事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但他的梦想之翼还未展开,就被残酷的现实折断了。吴君写了不少像陈俊生这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内心却很难安定下来的小人物,从他们挣扎奋斗的结果看,他们居多都失败了。即使有极小部分人成功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留有很深的创痕。在《百花二路》里,一个看似平静的家庭,一对堪为邻里和社会婚姻典范的夫妻,只因为被一个年轻女孩轻轻一撞,险些土崩瓦解。吴君写这个故事想透露的是那些不断积累财富的深圳人心中的隐秘,他们即便已经致富,也仍然无法解决内心的不安和恐慌。她聚焦的就是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物的内心风暴。

在写深圳移民的心灵秘史这一点上,吴君无疑是成功的。她写活跃在深圳各个地域空间里的各式人物,上至官员、富商、白领,下至农民工、小职员、性工作者,都像是能写透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她又确乎如导演贾樟柯那样对表现当代有不吐不快的内驱力,她的写作与正在进行中的当下生活有着某种近乎零距离的同步性。作为“闯关东”那一代移民的后代,吴君见证了深圳各个时期的变迁,时日一长,她不仅把深圳人的各种况味收了满眼满心,以至于已经开始喜欢怀旧,“过去怀的是故乡,而现在怀的是深圳的当年”。吴君的深圳叙事无疑有着坚实的质地,我们会觉得她写到的每一个处所都是可靠的,也是有据可循的。所以,当我翻开《万福》,看到附在小说内页里的那张地图,就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它似乎也豁然间让小说里复杂的人物关系有了方位感。而方位感在当下很多小说里是欠缺的,作家们专注于虚构一个叙事空间,以便容纳自己越来越蓬勃的叙述野心,结果无非是把某一个虚拟的村庄越写越大,把某一条虚拟的大街越写越长,把某一个虚拟的城市地带越写越宽阔,但人物在其中活动的方向却是模糊不清的,我们阅读时也常常不辨东西南北。对于一般的阅读来说,这并不重要,吴君却力求让自己的书写有明确的空间标识和地理标尺,并于此蓄积不同一般的心理厚度。在《前方一百米》里,陈俊生的临时住所距离罗阿芳的酒店相距百米,这段不长的物理空间,却让我读出了咫尺天涯之感。

应该说,吴君通过这种类似地理志的书写,几近全方位地写出了深圳乃至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沧海桑田的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世的变迁、人性的裂变以及人心的幽暗。我曾想,如果吴君生活在北京、上海,或其他有很深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的城市,她的叙述抱负或许会收敛一些,更不会轻易给小说题目安上具体的地名,因为那里的每个地名后面都包含了太过丰富的内容,并经过了太多的书写和发掘,使得作家们不由得望而却步,或是明智地转换写作方向。但深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新生的城市,它却是召唤像吴君这样有雄心和抱负的作家赋予其丰富、厚重的内涵。从这个角度看,吴君进行的可谓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这座城市加以命名的创造性工作。假以时日,吴君深圳叙事的意义,或许会更多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