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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军 杨文丰 | 生态文学: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

更新时间:2020-06-05 作者:冯小军 杨文丰  来源:《生态文化》

 编者按:

《生态文化》杂志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中国林业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办的国际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化类综合期刊,是繁荣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权威阵地。

2000年7月创刊以来,《生态文化》20年间站在时代最前沿,播布新理念,反映新动态,在生态文化建设特别是生态文学领域擎旗呐喊,在众多期刊里独树一帜。

为大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倾听来自社会各方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更好服务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20年开辟“专家访谈”栏目,邀请生态学、林学、文学等各方面专家就生态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倾听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化作我们办刊的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期“专家访谈”栏目开栏有幸邀请到生态文学作家杨文丰教授就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更多地关注生态文学。

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春天已经来临

冯小军:杨教授您好,感谢您在“抗疫”的特殊时期接受我的采访,作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的一本立足生态文化建设的综合类期刊,《生态文化》承担着宣传普及生态伦理,传播生态文化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职责。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做了全面部署,自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显著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实践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请问您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生态文化建设的作家和学者对此有何感想?

杨文丰:党中央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进行总体布局,这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在共和国发展史上、人类思想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也是地球上惠及人数最多、最广、空前的革命举措!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能提高到如此的高度,将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变得宽松和优化,必将更大地放开和调动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力量,更大地鼓动我国从事生态文化研究的学者和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之信心,让中华绿色文明和绿色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场“大疫”,让我们更加深了对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我认为也将促进中国生态文化研究和生态文学创作!

冯小军:一直以来老百姓对持续恶化的环境污染深恶痛绝,渴望生存环境能够好转。近年来国家加大治理力度,我国的工业环境危机有所改变,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主战场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距离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还有差距,您感觉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文丰:我国工业环境方面的生态问题的确在改变,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假如要找差距,我觉得差距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国民文化层次不一,应该说,尚有一部分国民的生态意识还需强化,甚至有些国民的生态意识仍淡薄,有待启蒙。这方面的工作,既需要政府的继续努力,也需要发挥社会各方的力量。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也可以说是系统工程,是否建设成功,很大程度表现为生态文明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有应有的地位,说彻底点就是生态文化能否成为社会的显赫文化乃至主流文化,显然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困难不容低估,比如必然碰到诸如利益分配、投入与产出、局部与整体、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唯有迎难而上,强化推进,这一天才能早日到来。

三是还需进一步明确各行各业各人的生态责任,落实好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维护、生态建设的可操作性措施,并且有检查有落实,形成责任、措施、效果与检查互动的良性的促进机制。

二、 认识生态文学,创新生态写作

冯小军:您的生态散文创作引人瞩目,在理论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请您结合国内外生态文学发展实践,谈谈生态文学比较通识的文学品性特征。

杨文丰:生态文学是自然、社会、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崇尚“天人和美”的文学。具体来说,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特质,对各个特质,我想分别谈些个人认识:

文学性。文学性是生态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学既然是文学,文学性是必然放在第一位的。生态文学以散文作品居多,这又是由散文文体所决定的。散文是最本色知性和感性的艺术容器。散文这一以情感之真为底线的文学形式,多以第一人称行文,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没有哪一种文学形式能拉得比它更近。散文也更适合充分地包容和表现自然的属性和美、更适合表达或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长于感兴抒情,长于解释式描述,离散而自由,能议能叙,易于启智启美。

面对自然环境,通过散文形式,作家的喜怒哀乐乃至个性可以表现更加淋漓尽致,而且散文对生态知识的表现和包容,可以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做得更多、更好。

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品,影响深远的几乎全是散文作品。亨利·梭罗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就是凭他的散文《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艾比的《大漠孤行》、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等,全是长篇散文或散文集。

诚然,我们期待生态文学能有更多的杰出小说、诗歌、戏剧作品的出现。

其二、表现自然性。表现自然性也是生态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本包括自然。生态文学表现自然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着力展示客观自然的原态美。自然的雄奇美、苍凉美、壮丽美、苍茫美等,这些都属于其原态美。自然美除有不易描述性、不确定性外,还有正、反双重性,这和美学上既有审美也有审丑类似。即便伟大的作家,也深感展示自然之原态美不易,梭罗在《山、湖、海》就曾说:“能鉴赏大地之美的人是如此稀少啊!……自然界有着巨大且多样的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透视她的任何一面。”作为生态文学,展示客体自然的原态美,既是使命,也是宿命。二是表现自然规律美。诚然,生态文学与自然科学家眼中的自然规律美是有所区别的。自然科学家表述的自然规律美是自然固有的、本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美颇具简单和谐之美,如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而生态文学所表现的自然规律美,因了作家的抒写已成为带有一般生活层面及艺术层面和“人气”之美,比如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写他观察到的蚂蚁营巢的几种方式,我认为其中就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的“人气”。三是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梭罗在《山、湖、海》中云:“人,是自然的居民,而不是社会的一员。”人本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了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主题。能否表现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生态文学有无存在价值的大考验!

生态文学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少涉及:倾诉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将自然作为人类精神的象征;表达对家园损毁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展现在自然生态背景下对现代人生存和生活观念的富有历史感的反思。

如前所述,生态作家笔下的自然由于经由了作家的“人气”灌渗,犹同梭罗眼中那个静美、恬淡、纯净、悠闲、自由的大自然一样,已深深寄寓了他灵与肉的简朴、简单且富有的生活方式,至于爱默生心中理性、抽象、业经被升华而蒙上了些说教性的大自然,即便作家灵肉并非完全投入,介入较浅,也已不再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大自然了。

还需提及的是,表现自然性也含有生态文学风格需依赖自然的特征。美国的自然文学风格均深深地依赖着自然:以西部的约塞米提山脉为写作背景的约翰·缪尔被称作“山的王国中的约翰”;以写空旷、少雨、干燥贫瘠的沙漠著称的玛丽·奥斯汀的作品则被誉作“沙漠经典”和“沙漠美学”。

其三、生态意识性,这是生态文学产生的原点、存在的必要条件。然而,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却并非似一些论者所云仅仅是保护环境(自然)的意识,也并非只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意识。我认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即是人面对现代文明、现代人对自然的扩张、掳掠、损毁,以及对人类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忧患。二是对自然的护卫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优胜劣汰”,而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不再是“我和它”、而是“我和你” 的关系,是护卫的关系。三是对自然的朝圣情结。朝圣是生态意识根深蒂固、接近忘我的意识,朝圣还具有自然祟拜、自然至高无上、灵与肉寄寓自然的意味。梭罗以其行为和划时代的散文成了自然(瓦尔登湖)的朝圣者。并非每一个作家皆可进入对自然的朝圣境界。四是献身绿色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很清醒,是时刻明白重任在肩的意识。具有这种意识的生态作家,必能化忧患为动力,“以笔为旗”,身体力行,为建立人与自然和美的关系而献身。

其四、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这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生态文学创作涉及的层面有五个:一是生态学层面,涉及多专业、多学科的知识;二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层面;三是自然哲学层面;四是自然美学层面;五是社会政治学层面。可以说,生态文学所审视的对象和沉思的问题,其深、其广,是任何其他文学类型所不能媲美的。

事实上,生态文学产生至今,我们对它深刻的内涵、博大的功能和特别的意义尚未能充分地认识。何况今天的自然早已不是爱默生、梭罗时期那种比较纯粹、纯净的自然了。今天的自然或多或少包含了高科技的投影和多种文化元素的渗透。或许它已成为一种人文自然,不可避免地使生态文学表现出需依靠人类学、生态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渗透,需要有多元文化视角和思维介入方能更好地认识;何况生态文学中的矛盾冲突属多种视角、多元文化对待自然的矛盾冲突而引发。

应该说,人类面对自然的利益观、生存观,最终是由文化观决定的,这就使得生态文学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是横向极广、纵向极深的关系。诚如张韧先生在《关于中国环境的文学反思》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明涵有丰富的文化意蕴,环境文学意识主要是一种文化意识。中国环境文学的提升与深化,亟待承继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营养,同时注重西方环境文化的借鉴,融会为一种现代的生存与生态知识。”

事实表明,但凡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品,皆是立体视角和多元文化的产物。你读美国生态文学家迪拉德《汀克溪边的朝圣者》这本杰作,就不难发现作家不但发现了美、思想和精神,而且在梭罗般的朝圣中,还认识到了自然内涵之丰富:有混乱有升华也有毁灭,美丽与恐怖并存,简单中有复杂,人与动植物的联系原来是那么无法扯断,人类文化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旧传统与新浪潮的冲击、差异和汇合,人的“自我中心”已被自然感化而融入自然:“我是由溪水充实的喷泉的口,我是蓝天,我是徐风中一片抖动的叶……”

其五、永恒性。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A·默里在《自然文学丛书》前言中写道:“第一个地球日以来,一个鲜为人知的散文体——自然文学——日益稳定地发展并渐得人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一流作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美国自然文学研究专家程虹在《自然与心灵的交融——美国的自然文学》中说自然文学已是“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环境报》始辟副刊“绿地”,后诞生了被冰心老人视作最喜爱的生态文学刊物《绿叶》,《中国绿色时报》及好些报刊也时有刊发生态文学作品,近年已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鼻祖——徐刚先生的作品获鲁迅文学奖。尽管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起步较晚,但其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必将在我国和世界各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其实,生态文学具有永恒性,最根本的还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的:只要自然与人类存在一天,人与自然就存在矛盾,生态问题就如爱情一样是文学的永恒话题。

其六、全球性。这个特质的依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文学表现的疆域是全球性的。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生态文学面对的是全世界,拥抱的是整个地球和全人类,地球村有多大生态文学的疆域就有多大,甚至可以超出了地球村而出现太空生态文学。因而可认为,生态文学已是这个地球上最广袤、内涵最丰厚、最有无限可能性的文学。二是生态文学所关注的问题都是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有关的问题,是全人类共虑的问题。三是生态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逻辑上讲也属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全人类所共同拥有。

冯小军:我注意到近二十年来你一直创作风格独具的系列生态散文“自然笔记”,并在作品中就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生态伦理的寻求和建构方面有诸多探索,可否介绍一个您在这方面的成果。

杨文丰:这方面的探索与本人倡行“形神和谐,启智启美”散文观相关,我很希望能够以散文表现基于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生态发现,渴求建立良善而公平的“自然伦理”。

我觉得,一个生态作家如果只写常规意义上的作品是不够的,今天的生态作品,可强化批判精神,可提出“思想量”丰盈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甚至臻于哲学层面的生态发现。我这些想法得益于林学家、生态散文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对我的启示。在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中《沙乡年鉴》是我最喜爱的作品。《沙乡年鉴》自1949年出版以来影响遍及世界,被誉为与梭罗《瓦尔登湖》双峰并列的生态环境保护圣经。

《沙乡年鉴》尽管细致描述了自然美景的季节性变化及其对生态平衡所产生的微妙影响,有理有据地展示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表达了人类对荒野美学迫切的也是适时的恳求,然而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他在书中提出了划时代的生态伦理——“大地共同体”:“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试想,如果这部书不含伟大的“大地共同体”思想,能有今天这样的高度和影响吗?

《沙乡年鉴》对我千禧年以来自觉引入自然生态、科学思维等启智审美视角,从事多卷本《自然笔记》的创作,其影响是启示性和标高性的,正是这本书启示我的写作,能注重生态发现,也试图以文学的形式探索生态伦理。

比如,我在写印度洋大海啸的《海殇后的沉思》(《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中认为:“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母性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金刚怒目、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不平则鸣’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人类以前对大自然的敬畏是一种“旧敬畏”。随着西学凸现,人类手中有了科技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旧敬畏已随之不断消失。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现该由“旧敬畏”转而建立“新敬畏”,而“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海殇后的沉思》)或许因了这些生态思想的支撑,这篇文章先后被《文汇报》《文艺报》和《散文海外版》刊载或摘发,还被选入《大学语文》教材及《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浙江大学教育部课题成果)等书。

在《缘何寻求还魂草》中我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三境界”。在《雾霾批判书》(《北京文学》2013年 第7期 )中我认为需建构“空气伦理”,空气伦理倡导人与空气属于同一整体,互相尊重,互为信赖,互相爱护,空气以洁净养人,人的行为以不污染空气为基本前提,时刻善待空气,彼此都不做以异质污物、侵害对方的蠢事,不伤残对方的“天生丽质”,从根本上“斩断精神雾霾的黑手”。

那年我在建筑大师祖默托设计并是他获建筑诺奖的代表性建筑——瑞士瓦尔斯洞穴式温泉建筑内泡温时忽而得悟:这被建筑人视为建筑圣殿的洞穴内之温泉不就似人类母亲宫内的羊水吗?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最佳模式,不就似“子宫式生态圣殿”吗?其所蕴含的孕育、温暖、互赖、包容、仁爱、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亲)等美好内涵,恐会比“土地道德”观更具动性、生长性和持续性,或许更为科学性,这些,我都写入了生态长文《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 (《天涯》杂志社2013年第1期)。

在《人民文学》杂志2019年第12期发表的拙作《澳门莲花地》中,我试图将自然“荷”与澳门“和”互相映衬,将自然(莲)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相融,我认为:“说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是‘天人合一’,真不如说‘天人和美’更能精准地表达自然与人的最美好关系。”依我看所谓的“合一”确乎蕴藏着误区甚至贬义,试想如果人类再不对自然实行“新敬畏”,不关爱自然,人类势必彻底“上西天”,这样的终局又何尝不是“天人合一”呢?

冯小军:陈剑晖、古耜、张柠先生等国内批评家撰文评论您的生态散文时都肯定您在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科学思维的写法,您这种写法与生态文化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杨文丰:很感谢批评家们的鼓励和给我的启示。的确,我的系列自然笔记是以科学知识为平台,引入了科学视角和科学思维而写作,力求表现自然美、规律美,达到人文精神批判的效果,同时引发对社会、人生、伦理的沉思、感悟,以揭示哲理。

科学视角实际上也是我生态写作时认识自然的透视镜和显微镜,亦是解剖刀。在我看来,生态写作相对于一般的写作,是更为求真的写作。真正的文化本质上皆真,乃真、善、美合一的。引入科学视角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求真。我认为生态写作尽可以多引入科学视角,多利用生态学原理和自然律,以求更精准地认识作家抒写的自然、更深入地探究自然的特性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内涵,促进生态文化的丰富;科学视角作为文化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生态文化的内涵,提高生态文化的“增量”。

在《雾霾批判书》(《北京文学》2013年第7期)这篇生态散文中,假如我没有引入气象科学对雾霾的特点、本质进行深入解读、剖析,你想对雾霾展开批判、想提出“雾霾恐惧场”、“空气伦理”及 “精神雾霾”等,是断断不可能的。写这场“抗疫”,我认为就很有必要引入科学视角。显然,科学视角还包括社会科学视角。其实,即使你写的不是生态文学,在这个科学时代,作家也不妨引入启智启美的科学视角写作。

说到这里,很感恩我大学本科所读的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专业,正是与自然生态相通的这一专业背景给了我不少从事生态写作诸多专业层面的便利。

三、 提高传播效应,呼唤激励机制

冯小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态文化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您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的教化作用怎样理解?请您谈谈想法。

杨文丰:亨利·梭罗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早在1985年由《美国遗产》杂志所评选的“十大构成美国人格的书”中即位列榜首,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发表引发了环保思潮和环保运动,这些皆是生态文化之教化作用的有力例证。

生态文化的教化作用,表现在可以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让人懂得怎样才算生态地生活,帮助认识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大系统中站好正确的“位置”,懂得和欣赏自然美,钟情大自然,认识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净化和静化价值,建立和强化“绿色思维”,提高对“荒野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认识,以具体的行动保护自然,与自然“共存共荣”。

人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在地球已进入不堪负重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规范自己社会属性的义务,需要依靠文化的导向性、约束性和规范性,“教化”自己的言行;生态文化中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一类标准,还可以凝聚社会力量,对社会、政治产生作用。

生态文化的教化效果如何,最终还得看是否能真正让人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

新西兰国土并不太,但他们却能花大力气保护考拉和袋鼠,将大树树干围上铁皮以防树貂爬树,是全球唯一不准黑蜂出境的国家,老虎、狮子、毒蛇也不给进口。

在德国,虽然没有国家的统一规定,但许多城市都制定了树木保护法规。通常树干周长超过60至80厘米时,落叶树和针叶树就受到法规保护,不能随便砍伐(果树通常不受保护)。如果树木生病或者即将倒下,或因阻碍建筑工程,或有其他方面的理由(例如对该树过敏)需要砍伐时要向自然保护机构申请砍树的特别许可证,如被许可砍一棵树则须在其它地方补种一棵树,或向社区支付一笔补偿金。你游泰国,也会发现小河小沟里,到处都有悠闲自在的龟鱼等野生动物,生活得很是安全。这些,必然与这几个国家的生态文化观念作用有关。

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最近在佛教名山观音山广东国家森林公园发表的《中国古典绿色文明》一文,对中国古典绿色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提出许多真知卓见,肖先生认为生态文化视野可以转化为人文情怀,如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原理就是一种让天(景、境)和人(眼、心)互为主体的透视观。我理解这种透视观其实也是隶属于我国传统的生态文化,这种“散点透视”和以画家为中心的西画焦点透视之画法显然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艺术主体和客体平等观照方式,创造出举世无双、风格卓绝的中国画!

生态文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生态文化的教化作用显然离不开要有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

我国的生态文学,已然出现了徐刚《大森林》、梁衡《树梢上的中国》、哲夫《水土中国》、何建明《那山那水》、彭程《心的方向,无穷无尽》、冯秋子《塞上》、詹克明《独钓寒江》、李青松《穿山甲》、姜戎《狼图腾》、刘亮程《长成一棵大槐树》、苇岸《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狐狸的微笑》等作品,构筑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当代图景,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家也出现了程虹、施战军、古耜、鲁枢元、李炳银、王必胜、杨海蒂、王诺等,但是中国生态文学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理论研究与创作现状,与生态文学已然为主流文学的美国相比,差距都是显明的,有着明显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更且,生态文学如何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式审美元素?生态文学的中国特色如何创立?如何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学之路?这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或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我注意到,在国家层面专门激励生态文化研究和生态文学创作的奖项尚没有设立——这与生态文化已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未能做到相符。

为了更好地激励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向社会推介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近年已有人建议中国作协能否设立类似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那样的国家级专项“生态文学奖”?国家有关部门能否设立国家级专项“生态理论研究贡献奖”?

冯小军:正如你上面所说,生态启蒙离不开宣传、传播。《生态文化》杂志于2000年7月创刊,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一路摸索,尤其在生态文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大。我们重视名家,扶持新人,关注生态学最新研究成果,传播推广最前沿发展动态,推介各类体裁生态文学作品,对推动我国生态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学持续发声,却一直感觉与刊物应起的作用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一直在思考怎样取得突破,您能否对我们的刊物,特别是在传播生态文化方面提些好的建议。

杨文丰: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我认为《生态文化》杂志已经做得很到位、很不错了,功绩有目共睹,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形势的发展让我们每个人无法懈怠,需要有创新的行动,创新的作为,建议贵刊不妨依托刊物之长,在下来注重多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生态启蒙。在前面我也提到了生态启蒙。这场“战疫”也表明生态启蒙是多么的重要。我觉得生态启蒙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会是生态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只有充分做好生态启蒙,全民生态意识强化才有广泛的基础,才能让生态意识普遍地进入国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促进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

二是更多地依托全媒体,创新生态文化张扬的方式。在这个民众习惯上网的时代,生态文化的宣传、建设,无法不是网上网下的结合,施行全媒体展开,诚然,也得注重美的形式和力量。我们都读过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诗中有自然视野、有欣赏自然的人文情怀,诗境是那么闲适静谧、自在安然,读者无不被美深深地感染——生态文化的张扬,假如都能似王维这首诗这样,最大限度地生发美的力量,润物无声,让人身临美境,深深陶醉其间,那么,前面谈到的“生态文化”的教化效果还能不更明显、更美好吗?

三是更好地发挥生态研究专家、生态作家的力量,组织他们开展诸如研读生态名著、申报生态写作项目、评推生态新作、深入生态调研与采风、开展生态专题讲座等活动。

四是以《生态文化》杂志的名义与出版社合作,策划、组织出版“当代生态文化研究专著文丛”、“当代生态文学丛书”和“中国生态文学译丛”。

五是强化创作的导向和引领,由《生态文化》杂志和有关文化方面联手,组织包括生态研究专著和生态文学作品的评奖,同时,通过国家林草局等上级部门争取促成前面说及的国家级生态文化研究和生态文学创作奖项的设立。

六是希望经过行之有效的努力,争取得到国家林草局及有关政府机构和热心企业的支持、攒助,设立“中国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学创作基金”,让基金发挥有效的作用。

【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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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丰,男,农业气象学专业学士,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职教学会素质教研会副主任,广东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秘书学会副会长。任教于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

主要从事生态散文创作及生态文化、科学美学和创造学研究,并从事高校写作教研,所创作的系列生态散文“自然笔记”自成一家风格,被誉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生态伦理散文家之一。

已出版生态散文集《自然笔记》、《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自然书》和《病盆景》等。10篇生态散文被选入上海高中、全国职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大、中学教材 10余种,散文被选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 • 散文卷》、《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以及被选作中、高考语文试题。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外文。

曾获老舍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散文选刊》“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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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军简介:

本名冯晓军,笔名冯小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生态文化》副主编。

出版“转型期笔迹”系列著作《别忘记这片树林》(报告文学集)、《打着水漂过河》(散文集)、《坐在后门槛子上好好想想》(诗集)、《谁说鲜桃不能过江》(新闻作品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文论集)。近年出版《林间笔记》《美在民间》《绿水青山看中国》等著作多部,《纽约的城市森林》入编中学教材。

散文集《林间笔记》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绿色奇迹塞罕坝》荣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获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 载《生态文化》杂志 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