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宋庄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陈剑晖：我喜欢的枕边书，一般来说要好读，有趣味和格调，同时文笔要好，且有一定的思想含量。比如《史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这一类。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枕边书也在不断变化。中学时期，我的枕边书是《三侠五义》《东周列国志》。那时也很喜欢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一类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此外，还喜欢读《苦菜花》《战斗的青春》。记得当年我老家有一个小阁楼，我经常在小阁楼读这些作品，有时读得入迷，连午饭也忘记吃了。我还记得读《战斗的青春》时，看到书中的主要人物李铁被冤枉为叛徒，后来因误解消除而重获同志们信任的情节，竟感动得泪流满脸，那时读书真是既投入又真诚啊！

　　可惜现在已找不到这种感觉了。海南上山下乡时期，我的枕边书是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李希凡文学评论》，那时生产队没电灯，我就在橡胶林中搭起一个简易窝棚，在马灯下津津有味读王力和李希凡的书。大学时代，我喜欢的枕边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别林斯基选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我特别沉迷他们批评的气势、激情、生命投入和文采。现在的枕边书是《史记》《庄子》《野草》，以及《史铁生散文选》《山南水北》《心灵史》。

　　枕边书对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吗？

　　陈剑晖：的确如此。任何一个有点人生追求，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总是离不开枕边书的滋养。就我来说，如果没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野草》《史铁生散文选》《史记》《庄子》终生相伴，我的人生可能会改变方向，不会成为一个以文学评论为业的人。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

　　陈剑晖：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野草》《我与地坛》《心灵史》这一类文学作品。它们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画卷，写出了民族的心史和灵魂，也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我也欣赏韩少功的《马桥辞典》、周晓枫的《我的身体是个仙境》等带有探索性的文学类型。他们在文体上的革命意义重大。过去我们过于注重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对文体的探索不够重视。其实，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也是作家心智的外化形式。文学观念的变迁往往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革命离不开文体的革命。所以，对韩少功、周晓枫这一类在文体上有所突破的作品，我总是心存敬意，并时时有评论、研究他们的冲动。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

　　陈剑晖：我喜欢上午写作，下午阅读。一般是边读边在书页两旁或天头地角空白处做点评，或写下一些想法，若要对此书作评论，将这些点评和想法串联起来，加以整合，往往就可成篇。

　　您曾著有《论新的批评群体》，能否谈谈“新的批评群体”有何特点？命名这样一个群体，是否要做大量的阅读？能概括一下您的研究和阅读特点吗？

　　陈剑晖：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意气风发、令人怀念的时代，也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期，是作家与批评家良性互动，共荣共振的时期。那时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批评家，如陈思和、丁帆、王晓明、季红真、黄子平、吴亮、许子东、南帆、程德培，等等，他们以不同于前辈的批评立场，以自由开放的心态，写下了一大批激情飞扬的文章，有效地推动了80年代的文学创作。这个“新的批评群体”的特点是富于自由气息和青春激情，注重审美和文本分析，有感情和生命的投入，有对文学的爱与知。因此他们的批评是“介入的”、有温度的，这与当下大量冷冰冰的文学批评是不同的。而为了准确把握这一批评群体的特点和批评指向，我几乎通读了他们的文章和著作。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文学思潮》，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论心态小说的兴起及发展趋势》获首届广东省文学评论奖。为从事“心态小说”的研究，您是否也阅读了大量相关作品？在阅读方面您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陈剑晖：感谢您翻出了这篇旧作。此文原发于不太著名的学术刊物《齐鲁学刊》，发表后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因为此前，我们的文学创作比较重视“外部世界”的反映，而对人的“内部世界”的描写则不够重视。我在读了王蒙、茹志鹃、张抗抗等作家的小说后，感到他们特别注重对人的“心态”的描写与挖掘，于是凝炼出一个新的概念。这个命名获得了一些作家的认可，比如王蒙、张抗抗就多次提到“心态小说”这个词。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陈剑晖：我会反复重温曾经读过的书。比如《史记》《庄子》《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野草》《史铁生散文选》等。特别是《我与地坛》这篇散文，读了不下20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读一读，读史铁生对生命的理解，读他对死亡和苦难的理解，读他的坚韧、宽容与悲观中的乐观主义，真是常读常新，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感悟与体会。在我看来，《我与地坛》不仅是我真正的枕边书，也是20世纪继鲁迅的《野草》之后，最为杰出的散文。

　　在您读过的作品中，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吗？

    陈剑晖：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陈剑晖：《约翰·克利斯朵夫》。读这本书的时候23岁。它让我懂得了人要有理想和信念，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都要坚定地走下去，不懈追求你确定的人生目标。

　　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陈剑晖：我会经常为学生推荐一些书。如卡西尔的《人论》、黑格尔的《美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以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龙应台的《目送》、齐邦媛的《巨流河》，还有史铁生、韩少功、贾平凹的散文。

　　您有没有崇拜的作家或学者？

　　陈剑晖：崇拜的作家是苏东坡。他有天纵之才，且通达、洒脱、亲和、宽容，既有悲天悯人之心，又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我崇拜的学者是孙绍振。他已经84岁高龄，仍保有学术的理想、信仰和雄心，且依然文思泉涌、举重若轻，动不动就写出几万字的文章。他的文本细读，在国内应属一流。在小说、诗歌、散文与幽默等领域，他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成就卓著。

　　您的私人藏书有什么特点吗？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陈剑晖：我的私人藏书较杂，谈不上有什么特点。较多的是散文集和散文研究方面的书。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陈剑晖：印象最为深刻的应是韩少功。我在海南工作时与他共事多年，他是作协主席，我是兼职副主席，接触机会较多。在我看来，韩少功是当代作家中的智者。他既入世又出世；有傲骨而无傲气；他大智若愚，平易谦和，一切都得失随缘，得不足喜，失不足忧；他看透现实，但看透中又有坚守和进取。这实在是一个“尽人事，顺天意”，大隐隐于市的高人。我十分佩服。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您曾经给他写过信吗？

　　陈剑晖：我希望见到苏东坡。尽管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但我希望从他那里学习到通达洒脱、得失随缘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