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

2016年夏天，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近百名学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与会。会上，笔者作了《“粤派批评”的可能性》的专题发言；居鄂的粤籍评论家古远清教授则以“学术相声”的形式，提出应当有粤派批评。随后，《羊城晚报》于2016年6月5日推出整版的“粤派批评”讨论版，发表了笔者的《“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一文，并配发了洪子诚、杨匡汉、蒋述卓等著名学者的赞同或反对意见，受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的肯定，并针对《羊城晚报》这一版作了批示：“此版耐看！这样的交锋、交流、交融极有意义，目的是活跃广东的文学评论。我省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们敢于在‘批评’上下工夫，敢于用实力打响‘粤派批评’”。随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邀请笔者策划并实施出版“粤派批评丛书”，后又有蒋述卓、林岗、贺仲明、郭小东、宋剑华等著名学者加盟任总主编和执行主编。这样，“粤派批评丛书”便于2016年底正式启动了。“粤派批评丛书”计划出版50本。丛书分两个方面：一是文选38本。精选近代、现代与当代以来各时期38位最有代表性的粤籍批评家，每人出一本代表性文论集，分四个版块出版。分别为：“大家文存”；“名家文丛”；“中坚文汇”；“新锐文综”。二是专题著作12本，如《中外粤籍批评》《“粤派批评”视野中的“打工文学”》《“粤派”网络评论》《“粤派批评”与现当代文学史》《“粤派批评”与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等。目前，第一批18本，第二批12本，共30本已出版。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粤派批评”口号的提出与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以及“粤派批评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较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学事件，它的影响已超越了地域局限，甚至“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现象”。其根据是：一、《羊城晚报》自从2016年6月5日打出“粤派批评”的旗号后，迄今已组织了几十个版面讨论粤派批评，并专门成立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2017年12月1日在珠岛宾馆举办了“‘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成立暨研讨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同志全程参会并作了指示，认为广东文学批评应敢于“开宗立派”，“理直气壮打出粤派批评旗号”。二、“粤派批评丛书”第一批18本书出版后，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于2018年1月13日联合在北京举行“粤派批评与中国当代文艺研讨会”，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专家学者给予充分肯定。仲呈祥指出，流派要有旗帜，要旗帜鲜明地打出理论主张；要有围绕着理论主张的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的著述和成果；要代代相传，形成一支重要力量，作出突出贡献。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粤派批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粤派批评早已形成其独特气质，“广东的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思想活跃，著述颇丰，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积淀、积累和积蓄，又注重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三、2017年6月27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整版发表了古远清教授《“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文章，这意味着关于“粤派批评”的讨论已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当下文艺评论界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四、自从《羊城晚报》打出“粤派批评”旗号后，广东各大媒体，省、市各相关文艺部门纷纷召开“粤派批评”研讨会，仅省作家协会，便召开3次相关会议，共议粤派评论的历史与现状，共商广东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计，以期“粤派批评”掀起更大热潮。

粤派批评的社会影响之所以超过了发起与参与者的预期，在创作、研究、传媒、管理等领域引发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主因是一种文化焦虑感的推动。长期以来，广东经济总量全国领先，媒体又比较发达，但文化和文学话语权相对较为薄弱。为此，广东一些文化人和文化主管领导一直比较焦虑，一直在寻找加强文学话语权的契机，而“粤派批评”的提出正是这样的契机。正因有了文化的焦虑感，才有希望通过粤派批评催生广东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期待。另一个原因是，“粤派批评”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文化策略。长期以来，广东的学者和评论家基本上都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毕竟势单力薄，站位不高，容易为外界忽略。现在，借助“粤派批评”这个平台，既可以更好发挥个体的才智和优势；又可以在“粤派批评”的旗帜下重新整装出发，形成一种氛围和契机，发挥群体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接续岭南的人文传统。此外，还应看到，粤派批评更多的是描述一个客观的文学事实，即粤派批评作为一个实践在先，命名在后的批评范畴，并非主观臆想、闭门造车的结果。实际上，它是一次迟到的思想碰撞，一次话题集中，各方都有话可说，乐于参与，既可“接着说”，也可“反着说”的多元文学建构。可见，“粤派批评”旗号的亮出正当其时。它是广东批评界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体现，是近代以来绵延不断的对于建立广东学派的时代与历史的双重呼唤。

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批评”却极少被人提起。其实，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从文脉的历史传承，还是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批评都有着自己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羊城晚报》率先亮出“粤派批评”旗号。接着，广东省作家协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以“粤派批评”为切入点，联合出版“粤派批评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批评的文学价值，彰显“粤派”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学批评的力量，让粤派批评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从而在当前打造广东“文化强省”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文化效应。从这点看，粤派批评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重大的文化意义，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出版价值。

粤派批评的提出和“粤派批评丛书”的推出，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另方面亦有厚实的、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基础与依据。

其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批评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二是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批评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他们丰富的学术活动尽管并非以文艺批评为主业，却在客观上参与了对中国文学与美学现代性的开启。比如，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之先行者的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在“新派诗”的写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中追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其艺术理念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再如，倡导并身体力行“趣味主义”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举“新小说”“新文体”的旗帜，其实强调的是文学革命与政治改良的内在关联。可以说，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黄药眠、黄秋耘、萧殷等人可视为粤派批评第二波的代表。如众所知，在当代批评史上，黄药眠的学术主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是连接创作与批评、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文化样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刊》发表大量倡导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战斗者的诗人》等发表于1940年代的文论依然有其生命力。钟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粤派批评的代表人物是黄秋耘、萧殷和梁宗岱。黄秋耘在“百花时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恶如仇，高举着“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萧殷也许不是一流的评论家，但却是一流的编辑家。王蒙曾说过：“我的第一个恩师是萧殷，是萧殷发现了我。”而梁宗岱通过中西诗学的贯通，建立起了现代性与本土经验相融汇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客观地说，上述这些批评家的研究范式和文学观念尽管并不新颖，但其对苦难的同情、对文学批评的执着，以及对良知的坚守，不仅让后来者心存敬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粤派批评的伦理品格。

新时期以来，粤派批评群体中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批评家。如在广东本土，“30后”的有黄修己、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40后”的有谢望新、李钟声；“50后”的有蒋述卓、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金岱、宋剑华、江冰、徐肖楠；“60后”“70后”的有谢有顺、贺仲明、钟晓毅、申霞艳、胡传吉、世宾、陈桥生；“80后”有李德南、陈培浩、杨汤琛、唐诗人，等等。在北京及香港等地则有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黄子平、古远清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学批评。如果批评的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批评”更是蔚为壮观。

其三是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批评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提出“粤派批评”，不但因其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与基础，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从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方面看，粤派批评除发生期的梁启超、黄遵宪外，粤派批评家不像北京、上海的批评家那样关注现代性、全球化、后殖民等宏观问题，也不似“闽派批评”那样积极参与到“朦胧诗”“方法论”“主体性”等的论争中。粤派批评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师承的是梁启超、黄遵宪、黄药眠、钟敬文这些大家的治学批评理路。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注重文学史的梳理阐释，又强调批评的实证，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比如，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文学研究，陈剑晖的散文研究，蒋述卓的城市诗学研究，宋剑华对经典的阐释重构，贺仲明的乡土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研究，江冰的“80后”文学研究，都各有专攻，各擅胜场，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批评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独到的史观史识和史德。

粤派批评还有另一个独特的文化品格，即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批评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厚重；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是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这种将实践美学、生活美学和大众美学融为一体，在精神和感情结构上呈现出根性、脉性、血性与智性互融的批评趋向，既是广东本土批评家的批评践行，也是他们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是广东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可贵品格。比如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家黄树森，其批评便紧密联系现实，及时地回应当前的社会生活。他积极组织讨论“商界现象”；提出“珠江大文化圈”“经济文化时代”“第三条道路”理论；主编“流行蛊”丛书；出版《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策划出版“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提出“岭南文化新发展”讨论；主编《广东九章》系列，挖掘并推动“莞香”文化，探索“白先勇范式”……这一系列的“小叩”与“大鸣”，立足本土，立足广东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精神，又不乏高屋建瓴的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因此，这些“小叩”“大鸣”既是对广东“文化沙漠论”的有力回击，又为我们确立广东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处境与地位，重建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和反思的契机。再如黄伟宗将批评与“海上丝路”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天地。此外，蒋述卓、刘斯奋、金岱、徐南铁、谭运长等人还提出“第三种批评”“岭南宣言”等口号和宣言，这都体现出粤派批评家关注当下，善于捕捉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放在现实生活中思考的务实品格。

总体来看，粤派批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表现在：一是精神底色的求变、求新、求真；二是精神气质的自在、自得、自为；三是精神气度的包容、开放、平和。蒋述卓教授用“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中国艺术报》2018年4月3日）来归纳粤派批评的气质。笔者以为，还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粤派批评的特色，这就是：创新、实证、内敛、精致。先说创新。从六祖慧能，到陈白沙心学标榜“贵疑”“自得”，再到康梁，粤地便一直有创新的传统。这种创新精神在现当代的粤派批评中也得到充分的践行和展示，这一点在当下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其次是实证。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还有内敛。这是不容忽视的粤派批评的一个精神品质。即是说，粤派批评虽注重创新，强调质疑批判精神，但它不事张扬作秀，它的总体基调是低调务实，是内敛型的。正是因此，它往往容易被忽视，被低估，甚至在某些时段被边缘化。最后是精致。粤派批评比较个人化，偏重民间的立场和姿态，也不热衷于宏观问题的发声和庞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但粤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具有“博”与“精”并举，“广”与“深”兼备，“奇”与“正”互补的特点，这样就形成了粤派批评的独特魅力与风致。

（本文系节选，全文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