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俊彪先生的认识，是2020年秋天的事。

二十年前，我读过介绍他的两本书：《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其人其文》。嗣后，一直无缘相见。今年秋天，欣闻他要回祖籍旬邑，回望"张俊彪文学馆"，于是便多方联系文学馆负责人，希望能安排我和俊彪先生会晤。许是缘分已到，俊彪先生回旬邑后，我们先后见了三次，一次是专访，两次是在会议等公开场合。见面时我多是向他汇报阅读他作品的一些体会。俊彪先生惜言如金，谈话很少，我对他的多角度深入了解，是通过阅读他的文学作品而获得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如痴如狂、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他大部分自传体散文，多部小说，《精神与精神性》《张俊彪研究文集》（上、下册），于是一位活生生的张俊彪形象，一条集共和国一代人的足迹历程，一个跨越时空，别与古今中外名著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表现，像一幅耀眼的彩虹，展现在我的眼前……因为痴迷和执着，我在住院的病榻上还在思考，出院后连续写了六篇有关他文艺思想的感悟，但依然意犹未尽，眼前不时闪现着他的生动形象——

他是陇东高塬上诞生的一位奇人！

他踩踏出的一条道路，闪灼着共和国一代同龄人的悲和喜、笑和泪！

他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表现像耀眼的彩虹，横划天际、超越时空！

一

1952年，张俊彪出生于陇东高塬上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和共和国只差三岁，但其曲折命运又殊于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祖上和父辈因年馑和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两次迁徙在旬邑毗邻的甘肃正宁县，既是逃难的“外来”户，又是下无立足之地的“赤贫户”。这种命运决定了他一出生便受贫、受压、受排挤的窘迫而又凄楚的生存处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无异于石缝里长树，其艰难境况，可想而知。

张俊彪在他《我走过的路》《牛圈娃》《没有陨落的太阳》等作品中，对他的贫穷、艰难、苦痛都有生动而催人泪下的叙述。由于母亲常年田间劳累，加上贫穷饥饿，营养极其不良，在田间劳作过度，回到家里垫完牛圈后，过早地把他生在了牛圈里。以后，又因为没有奶水，靠面糊糊喂活了他，他的整个童年，是靠野菜、树皮、草根、观音土度命的。七口之家一年无粮，父亲一米八九的身高，一百八十多斤体重，能将压田的石碾子扛到肩上走半里路，能将打场的石碌碡抱起来转十八圈再举过头顶，能挑三百斤重担翻几座山，这样力大无比的精壮劳力，一天的劳动日只值人民币三分钱，弄不好还是个负数。他到三岁时还两腿发软、站不直、立不稳。大炼钢铁时他家所有的铁器铜器被一扫而光，连正在做饭的大铁锅也被拔下来，砸碎在院子里，当做破铜烂铁收走了。浩劫过后，炼钢的土高炉接二连三倒塌了，接着是三年大饥饿，死了很多人，他和小妹妹在太阳下的黄土地上，对着太阳傻幼地透视薄如纸张的肚皮，包着的绿色的肠子，能看得一清二楚，还天真地想：“我不懂得，人为什么会长了那么长的肠子……人不长肠子该有多好，会少了饥，少了渴，少了欲念……”而他吃的是糠、菜、树皮、草根、玉米杆磨成的炒面，他担心什么时候薄肚皮会突然撑破了。他母亲就是在他十岁时饿死的，死时才三十八岁。

在俊彪先生的成长中，除过贫穷，还因为是外来户，受到当时村支书、主任李良玉、王光石等人宗法思想和行为的挤压打击；在部队，他又受到肖伯廉、王笑生等人的欺骗和暗中使绊脚，他发现军营中也非净土，社会上的崇高与卑下，勇敢与畏葸，单纯与复杂，妒嫉和排挤，在军营里同样表现得十分鲜明而突出。为了救他人，俊彪先生遭到飞车撞击，昏迷多日，九死一生。事后，还遭到非议，荣誉不仅被人抢走，而且他还受到通报批评。

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生命个体，没有被贫穷饿死，没有被排挤压死，没有被横祸撞死，是天意？还是神意？人意？

在这样极端恶劣环境中生存成长的他，造就了他的恤贫意识，抗争意识，爱憎意识，上善意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铺就了一条“至仁至善”“嫉恶如仇”的思想伏线。一颗进取、顽强、勇于奋斗、改变命运的灵魂在升腾、在飞翔。

然而，仅仅有一颗受过苦难，经受挤压的善良正直的灵魂还不足以成就一位大作家。正如评论家刘俐俐所指出的：“穷人与美好的品德不是画等号的。贫困不能天然地造就优秀的人才”（《张俊彪研究文集》上册517页）。张俊彪在后来文学创作道路上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创造奇迹，与他的悟识、天赋是绝然分不开的。这使我想起了余秋雨在评论莎士比亚时说过的一段话：“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费足够的时间都能追补，唯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当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行者无疆》210页）我想，用这个观点来解析透视张俊彪，才能看清这位奇人的思想走向和艺术追求。

二

严格地来说，张俊彪不算是科班出身，也非书香门第。论家庭，他世代是遭难受压的农民；论学历，他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还是在文革那特定年代完成的学历；论环境，他出生在陇东那个穷乡僻壤的山区一隅，而且连生存都不能保障。后来参军了，军营生活也是和泥瓦匠打交道。就是这样一位土生土长，并未受过所谓高等教育，游历过祖国名山大川，见过外界大世面，却常常为生存而奔波的农民子弟，在“而立”之年刚出头，就已经创作了《刘志丹的故事》《黑河碧血》《红河丹心》《最后一枪》《血与火》五部长篇，一个小说集《牛圈娃》，二部文学电影剧本，诗歌一百二十余首，散文六十多篇，两次获省级优秀文学奖，总共发表各种文字二百余万。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不同凡响。

一位业余作家，利用工作挤出来的时间，创作这样恢弘的文化产品，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创作史上一个奇迹！纵观历史，曹雪芹竭毕生之力创作了一部《红楼梦》，留下的是残稿，由后人整理而成。《三国演义》《水浒传》据考，是世代口头街巷流传，群体创作，后分别由罗贯中、施耐庵辑录创作完成。即是“五四”以后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虽也著作等身，但就作品创作时间划段来说，也没有达到这样惊人的水平。当张俊彪著作等身，名噪陇西乃至在全国形成巨大声望的时候，三十二岁的他才报考上了鲁迅研究院，补上了“大学”这一课，实现了他夙寐以求的文学梦。

再看看他的工作情况。他从部队转业后，开始从政，连续十多年做了省委三任主要领导的专职秘书，并担任处级领导，他把本职工作做到了优秀，被公认为一流水平。在甘肃省委工作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后为蒙冤受屈者平反昭雪，恢复职务阶段，每天有成群的上访者挤满了他的办公室，看见这些受苦的人，他便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一颗恤弱慈悲之心油然而生，他一个个认真受理，落实解决，常为帮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拍案而起，甚至不惜得罪某些权贵，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仕途受阻。只一年时间，他累得长期慢性胃出血，体重降了二十来斤，差点丢了性命。就是在这样紧张节奏的工作频率中，创作出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不能不使人惊叹，乃至刮目相看。

我对张俊彪的奇迹是这样解读的：首先，他有一颗恤弱慈悲之心。苦难的出身，九生一死的遭遇，加上受挤压、受排挤的生存环境，锻造了他一颗慈悲心、仁爱心、恤弱心。“境由心造”，有了这颗心，就会驱使他的整个身心，去奉公济民，肝胆涂地，在所不辞，宁可毁了自己，也要为受过艰难苦命的众生而忘身舍命，这是一颗典型的菩萨心肠，有了这样的心肠，“无挂礙故，无有恐怖”（《心经》），敢于直面任何非议，一往直前。第二，他有超乎寻常的刻苦毅力。这个精神，从他的出生成长中，也可找到生成的因子。他的父亲是一位严于教子的暴躁式“家长”，他在“笤帚疙瘩”下成长，为差两分没考到百分卷子，在父亲的唆使下，受到不懂事的妹妹唾沫的羞辱；为了能戴上红领巾为家里争光，母亲不惜剪掉一头青丝换得几毛钱交上了红领巾费，此事至今在作者内心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凄楚和辛酸；为了能使他的作品变成铅字，被同伙打赌诅咒……这桩桩件件的催人泪下的经历，造就了他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坚毅品格，他为了完成一部作品，在住院病榻上也没停止写作；为了调查收集革命前辈的事迹，他一头钻进人兽罕迹的深山老林，迷失了方向，几乎走不出来，差点丢了性命……这样像老黄牛拉套，只肯向前不肯向后的“牛圈娃”，真是把老黄牛的精神“幻化”到自身，才爆发出了寻常人难能达到的精力极限。第三，高超的悟性和非同寻常的灵感。这是最主要的条件。相同的经历不一定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同样的路，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追求，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收获。许多评论家在评论中也写到了张俊彪的胸怀毅力，精神境界，但很少在这点上花费笔墨。长期受到某种固化式的宣教，天赋天才往往成为一个“禁区”。事实上，天才是存在的，具备超乎寻常天赋的人是有的，否则，事物就没有区别了，人也没有差异了。悟性的高低决定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灵感的产生来自于脑质的敏锐潜能。唯物主义不是不承认天才，而是强调实践，天才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聪明一点”（毛泽东语）。说到天才天赋，并不是“神化”某个人，而是实事求是的给予承认，这才是唯物主义。张俊彪从表面来看，谦虚、随和、刚毅、正直、言谨、嫉恶如仇，也具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看不到有什么奇特之处。但他的内心世界的丰富程度，敏锐程度和对事物的吸纳过滤程度却是超乎寻常人。他创作手稿鲜少涂抹，几乎一气呵成，有时一天写一万多字，可和电脑速度相媲美；他进“鲁院”，埋头读了那么多马列经典，中外名著，吸纳的精华都渗透在他的作品中；他把吸纳的人类文学艺术精华经过自我消化，打造出了区别于古今名著的属于自己的文学殿堂……这些没有超常的艺术天分和对人世人心人事的透彻领悟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给予产生“张俊彪奇迹”的满意答案。第四，深邃的宗教情怀。一提“宗教”两个字，一些人往往把它和“迷信”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极可悲的误解。宗教是一种智识，是对世界关怀的认知。不论唯物论，唯心论，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一到终极关怀层面，都落实在精神上。世界三大教派，都以不同方式，拷问心灵的归宿，最终追求真、善、美。中国儒教讲执中贯一，道教讲抱元守一，释教讲万法归一，最终都归结到“一”字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寻求到世界第一本源。张俊彪并不是皈依某一宗教，而是以宗教的情怀表达了自己最普泛的信仰，这就是善良、宽容、仁慈。由此，心境开阔而豁达，在他的心目中，一切均在变，幻化笼罩于世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笼罩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也笼罩着人们的情感生活，幻化思想托出了一位幻化作家，这正是他后边小说创作的起飞点，也是生成他“奇书”的精神皈依或内在因子。

三

张俊彪创作之路可以分为三个阶：功利阶段——平复心理阶段——精神追求阶段。从他的后期作品看，他创造了“幻化”这一词，写出了《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罗》这两本奇书。我的理解：

一是把世情事物置于幻化之中，使人目不暇接，透视人性的本真。他的创作思想可以归结于辩证唯物主义一路，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马恩全集》二十卷P-33页）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反映时，本质上是以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考察的。”（同上，P-25页）张俊彪创作，正是沿着这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来塑造他的艺术的典型形象，才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人物，描绘出了特定时代的悲喜剧，给人一种深度的思考，而非任何宗教思想的载体。有了这条正确的创作思想路线，而派生出的美学思想——世情人情都是一个变化着的循环。用他的话来说：“人世归一，宇宙归一。一切宇宙天地的起源，是人类的起源，然而最终一切必将归一，是惟一。这是天地之理、宇宙之理，而且是至理至道”。（《生与死》P-64页）

二是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张俊彪先生后期作品《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罗》，无论从结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全新的超越。著名评论家刘俐俐是这样评论他这两部作品的：“陇东黄土沟壑区走出来的作家，融会贯通地极好理解了那些远在地球那一面人们的思索、感情和人生体验，而且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放到一起，思索全人类所共有的问题，尤其是思索宗教问题和人的最终精神归宿问题。有些是非常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他有兴趣品味其中的玄机，似乎听到了人类的天籁。白驹过隙，时间的脚步咚咚的敲打地面，张俊彪也在幻化之中，这一点一点地影响到他的审美眼光：关注人类意义上的精神困惑，人类的善良和邪恶，人类能否战胜自己的弱点，人的有所作为与不至于丧失人之为人的良知关系。当然也有政党的最终追求与宗教之关系等。”（《张俊彪研究文集》上册P-719页）这个评判可以说是中肯的，发人深省的。

说到张俊彪文艺思想探究，不能不涉及对世界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撞击和磨合的考量。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过去，我们接受的宣教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垂死的、挣扎的；资产阶级文明是虚伪的、骗人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肯定和否定的两面性。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引发财富极速集中，贫富极端分化，资本肆意扩张，社会危机四伏是它否定的一面。但它在发展中又通过自我调节，出现的肯定的一面：它的管理机制，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它的法律普众到每一个人，包括总统在内；它的福利制度，缓和了社会矛盾；它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人才的培育和成长；社会主义制度追求消灭人剥削人，但它在引进资本主义资本和管理方式中，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制度的负面东西：经济犯罪、贪污腐败、尔虞我诈，金钱至上……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幻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相“幻化”而演进。这种现象必然反映到作者的创作中来，它既涉及到人生、人性，也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作者的可贵之处，是发现了这种“幻化”，洞察到这种“幻化”的曲折性，力求寻找一种促进“幻化”向美的、善的一方面转化，这就是教世人知道善恶之报，如影相随，“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者通过天堂、地狱、人间的关照，暴露出社会弊端，寻求自我完善的途径。“大凡先圣（孔子、老子……），他们共识只有一点，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境界，美化人生环境，使人性普遍向善，让人间少一份痛苦和焦躁，多一份仁爱、慈善……他们的宗教精神如虹、霞、晖、露，遍洒人间，沐浴人心，辉煌人生……”（《日环食》P-575页）这就是作者希求的社会画面，也是作品的思想主题所在。

作者在创作形式上，打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采取现实的、浪漫的、梦幻的、意象的多种手法，对人生、人性、社会的幻化进行观照，引导人们从深层次上认识社会，认识人性，从而构建起了一座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品的艺术高峰，使人的眼界宽阔，洞察深邃，这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幻化”中循环上升，包括人性，也包括社会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个创造、一次飞跃。

三是作者的审美情趣，既充满了辩证法，也充满了唯美主义倾向。他强调的是：任何“幻化”都是一个轮回，生生不息，而这个轮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着更高级理想的方向发展。“生命是不断变形，不断更新的，事物、社会、宇宙、理念也一样。天道是圆，地道是圆，人道也是圆，直的必定曲，曲的必会直，圆了的必会缺，缺了的终会圆，这便是生物的运行轨迹。”（《日环食》P-397页）宇宙间的生命循环链，便是如此有序渐进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圆在滚动。（同上P-432页）

恩格斯在评论《城市姑娘》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道：“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马恩选集》P-462页）用这个观点我们回过头来，再咀嚼《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罗》这两部奇书，一层一层剥离他的玄化幻境，品味作者采用魔幻手法，梦游天堂，魂游地狱，以宗教情怀来表达他的审美追求，就会发现，他的思想表达和艺术追求，无非是人类最普惠的正真、善良、宽容、仁爱。他的创作也是“用整个身心去热爱人类，拥抱生活，始终心存诚善……”（《生与死》P-490页），他的追求是把“天堂的境界，只能树立为一种恒久的追求与理想的目标。”（同上P-96页），他看到的是：“梦醒了，新的东方慧（作者书中的主人公）诞生了，幻化仍在阳光下游戈潜行，愈行愈远，听雄鸡报晓，《命运交响曲》，世界又是一个新的轮回……”（《曼陀罗》），经过“日环食”的太阳新生开始了，复活了。人类终归会由不断“幻化”走向美的境界，善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