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时代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受到现实和社会的影响最为显著。政治经济、国家政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局大趋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报告文学的面貌。报告文学因此被称为是一种时代文体，近百年来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繁荣，发展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体裁样式，在文学大家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和总结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概况，研究其存在的现象思潮，思考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走向，对于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对于报告文学的前途和命运都能起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时政报告：受政治深刻影响的创作

报告文学是时代忠实的书记员，是新闻和文学联姻的产物。报告文学具有新闻的功能，亦具有舆论的特征，它常常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服务于发展大局。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时事政治题材得到了最大的彰显与表现。这已然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一支主流。此类作品大多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作为自己的创作表现对象，主动呼应党和国家政治的战略谋划号召举措，迎接和庆祝重要的时间节点节日，记录和描写重大的社会事件，反映重大的工程建设和项目。在这些领域报告文学有大作为，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譬如，体现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主旨的有类似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报告文学，譬如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反映“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王立新的《曹妃甸》描写可循环经济区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五位一体”建设和新发展理念，聚焦绿色中国、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也涌现了一大批相关题材作品，包括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冯小军、尧山壁的《绿色奇迹塞罕坝》。有些作品未必纯粹呼应政治号召，但是客观上受到了时代发展大潮的感召，譬如像徐刚的《大森林》、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过程中更是有众多的作家参与采写，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最早反映十八洞村的扶贫工作，直接响应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十八洞村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号召。纪红建的《乡村国是》采用全景式视角，描绘全国十四个贫困集中连片地区脱贫攻坚伟业的生动画卷，王宏甲的《塘约道路》描绘贵州安顺市一个普通村庄村支部领导得力，带领百姓共同致富的故事，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聚焦长江最大江心岛脱贫，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关注革命老区脱贫。

而在每一届的全国党代会前夕，也总是涌现出一批为了迎接和庆祝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文学，比如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有一些体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主题的报告文学及时面世，参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中有的作品重在将笔触伸向历史深处，重在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历史上党员干部的优秀楷模先进典型，有的则将笔触伸向现实，反映党正在领导的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全面小康、脱贫攻坚、反腐倡廉等重大工作的进展以及取得的成就。其旨归皆在于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

二是对重大事件及时而迅速的记录报告。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批具有标志性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报告文学作家总是主动冲在第一线，在第一时间捕捉住这些新鲜的信息，迅速进行采写并予以客观真实的反映。譬如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出现了多篇讲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程的纪实作品。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的突袭，几乎所有的一线报告文学作家都奔赴抗疫前线，采访和书写中国抗击“非典”的感人事迹及艰难历程，出现了诸如徐刚的《国难》、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伊始等人的《天地良心》、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舒云《解读小汤山奇迹》等一批生动形象、题材新颖的作品。2008年中国遭遇了汶川特大地震，也几乎是所有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倾巢出动，奔赴不同的地震现场，去开掘激动人心的救援故事或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撰写了诸如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的《生命第一》、赵瑜/李杜的《晋人援蜀记》、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同一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在此期间出现了《中国申奥亲历记》《五环旗下的中国》等一批相关题材的纪实，而体育题材报告文学在此阶段亦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和发展。2010年中国经历了玉树地震，《玉树大营救》和李春雷的《索南的高原》等作品都是对这场地震的生动记录。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应题材的作品，譬如郑彦英的《龙行亚欧》讲述中欧班列的故事，黄立轩《筑梦大海》反映宁波港建设。王立新的《多瑙河的春天》记录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使之扭亏为盈为当地百姓带来福音的新鲜的故事，特别擅长借助塞尔维亚当地官员百姓的口述讲述这一段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2020年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李春雷、李朝全、纪红建、曾散、普玄和刘诗伟、蔡家园、熊育群等作家相继亲赴武汉战疫现场，采访创作了一批反映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曲折艰难过程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

三是对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的描写，这也是对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的客观反映。这些工程或项目大多已成为一种地标或者有世界性影响或者可能留存后世的事物，无疑具有历时性价值，包括三峡工程、载人航天、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奔月计划、北京奥运、中国高铁、中国超算、北斗导航、量子通信、港珠澳大桥等。譬如，反映三峡工程建设有何建明的《国家工程》、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描写中国载人航天、嫦娥奔月月球探测工程、天宫1号2号、神舟飞船系列等有李鸣生撰写的航天七部曲——其中的《千古一梦》《发射将军》等都是在近二十年内创作发表的，赵雁的《天梯神示》《中国飞天梦》，兰宁远的《飞天梦》，陈新的《嫦娥揽月》，胡平的《心月何处》等，反映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有梅洁的《大江北去》；讲述“蛟龙号”探海故事有许晨的《第四极》、陈新的《探海蛟龙》，反映中国高铁建设成就的有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王雄的《中国速度》，描写西气东输建设如孙晶岩的《中国动脉》，描写青藏铁路建设如徐剑的《东方哈达》，讲述机器人研发故事如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还有关于中国超级计算机、量子通讯的报告如龚胜辉的《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洪放等的《领先者》。描写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有曾平标的《中国桥》、何建明的《大桥》、长江的《天开海岳》，分别以事件、人物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为切入点来讲述这桩世纪工程的建造故事。

四是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党和国家的重要节庆之际，开展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活动，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有反响的报告文学。这期间包括迎庆建党八十周年、九十周年，迎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庆祝建军八十周年、九十周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等一系列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在相应的节点前后出现了一批相关题材的报告文学，迎合了大众的心声和期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譬如在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涌现了类似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在国家第一个公祭日前夕推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为了纪念长征胜利，出现了类似吴东峰/朱继红的《长征：细节决定历史》、王树增的《长征》、丁晓平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譬如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吕雷、赵洪《国运——南方记事》描写广东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杨黎光陆续出版的《大国商帮》《横琴》《家园》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之路；何建明《浦东史诗》反映浦东改革历程；李朝全的《最好的时代》反映浙江特别是实施“八八战略”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庆祝建党建国建军节庆，王树增创作了包括《朝鲜战争》《解放战争》在内的多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纪实，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应时而作，但却并非应景之作或片面歌颂赞美之作，大多能够秉持史家笔触，坚持客观求实地追溯还原真实的历史。

新时期以来，文学包括报告文学逐步摆脱了政治的桎梏与覆罩，但是报告文学从来都离不开政治，始终都深刻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一大批与政治相关主题的创作，从新时期伊始一直延续，至今仍旧是报告文学创作中一支独大的潮流。这与报告文学的时代文体特征、新闻属性有关，也与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宣传思想文化舆论的战略需要相关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代表了时代的声音和人民的心声。在这方面，相较于其他体裁，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是最为紧密的。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党性观念和主旋律追求，自觉撰写弘扬主旋律主题作品，譬如像何建明，在每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他都有一部或几部作品创作发表，体现了鲜明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意识，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突出的政治性选择的创作。时政报告无疑更易受到党和国家的鼓励及表彰，得到我们宣传思想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但是，如何让此类作品更有文学性更具感染力，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这是时政题材报告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类似《忠诚与背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作品坐收高发行量，相当畅销广受欢迎，为主旋律创作探索一些如何更好地面向读者、面对现实的路径和方式方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邀约和组织创作

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别强调作家需亲临现场，与自己笔下的人物面对面，实地采访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亲历者，这就需要作者付出财力物力人力的代价。在这些方面，组织和邀约创作可以很好地发挥代偿作用，因为邀约和组织者可以为作家的采访提供种种便利与可能，而且能够确保作家低成本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在21世纪前二十年，或许可以这么说，多数的报告文学都属于邀约和组织创作，作家自主选择自由选题的写作相对较少。

邀约组织创作的兴盛与评奖、扶持、激励机制的导向关系很大，特别是每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举办，每年度“中国好书”的评选，包括中宣部对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的评选扶持，也包括国家出版基金对出版物的资助、中国作协组织的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等。这些评奖和项目都有很大的利益驱动，除了荣誉、社会效益也有物质财力的支持奖励。因此，创作的邀约组织单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为了迎合或者适应这种导向的情形，主动策划组织作家创作适合主题和题材内容的作品。这些创作选题大多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紧密关联，既有党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经历的重要事件，还有其间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英雄楷模之类的人物。这些选题可以说都是一种定向写作、命题写作或任务写作，其主题或写作对象是预设的确定的，是先决条件。组织者当然指望这些选题的作品能够获得各种荣誉，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而对于其经济效益则几乎不予考量或较少考虑。

组织化创作与中国社会制度有关，也与新中国文学生产方式有关。在迎庆各种重大的节庆节点、重要的党代会等，有关方面往往都会组织一批作家开展创作。譬如2020年的中国抗疫全景式叙事计划，中国作协组织了五位作家参与这一写作计划。2019年组织开展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二十五位作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的足迹，采访了二十多个省区的贫困地区，推出二十五部作品。从2018年开始中国作协组织开展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已有近百位作家参与。2016年开展“中国报告”短篇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发表了数十篇作品。这些创作活动支持了一批创作选题，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批有社会反响的报告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基本实现了组织者的预期目标。

组织化创作，业已取得了一些经验，也存在着一些得失。组织化创作通常主题明确，基本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展开，这些作品都是呼应时代实际，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创作。而且，所邀请的作者既有报告文学作家，也有小说作家和诗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报告文学注入了新因素，开创了新风尚，增加了作者，扩大了队伍，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些新作者对于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文体的审美特质特别是真实性的要求有时把握不准甚至出现偏差，有些创作过多地采用了小说化手法，因此使作品存在着虚构编造的问题，内容失真失实。

邀约写作指的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思想文化人事组织等部门或者出版机构及其他有关的企事业单位等邀请或约聘作者创作特定主题作品，通常条件优厚，报酬较高。这也是一种指定题材和主题的命题创作，基本上描写的都是正面的人物和事件，目的在于宣传和推介，提升作品的社会效益，一般都有一定的正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有许多邀约写作项目甚至直接目标就是奔着获奖或获得某项资助。

因此，无论是组织化创作还是邀约创作，都有其利弊得失。利在于可为作者的采访创作提供便利条件，能够找到优秀的题材、人物、故事，传播正能量，弘扬中国精神，有时也能找到适合该题材的好作家。如果一个好题材与一个好作家相遇，也往往能够产生有影响的优秀作品。但是，这种创作无疑是一种“主题先行”或“主题设定”的创作，作者在采访创作过程中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取舍上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或制约，而且作者完成稿所书写的内容亦须经过有关方面的首肯和审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报告文学原本就是一种受限性文体，要求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而在此基础上，邀约组织创作又有其他的限制和要求，这就使得此类创作难免会有束手束脚之嫌、之感。相对而言，组织化创作的要求比较宽松，而邀约创作的要求则较为严苛。如何在被选择创作过程中保持作家主体的独立性，坚持独立采写、判断、思考，在选材、构思、取舍、谋篇结构上保持自主性，这是邀约组织创作亟待解决好的根本问题。

三、非虚构创作的激发与反拨

2010年由《人民文学》杂志力倡掀起的非虚构创作潮，对报告文学是一次大的触动和激发。非虚构创作得益于小说化的手法，往往具有很好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它客观上复活和光大了报告文学介入生活、在场性、审视批判现实、主观参与、“有我”的特征，注重关注社会的热点焦点话题，尤其是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探索，特别是对乡村、农民问题的关注和描写。因此，非虚构创作在短短时间内便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可以列举出诸如梁鸿的《梁庄》《梁庄在中国》、阿来的《瞻对》、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乔叶的《造楼记》《拆楼记》、萧相风的《南方工业词典》、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等一批被称为非虚构的代表性作品。

如今，十年时间过去了，非虚构创作的利弊得失逐渐彰显。其长处在于具备较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然而，非虚构创作实际上并非一种实证性的创作。有些作者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甚至只是远远地打量观察揣摩而根本没有靠近采访了解；有些作者只是道听途说或者根据网络微信等信息源，而并未亲临现场采访。实地亲历和采访环节的缺失，实证性、可证性的匮乏，可能导致非虚构创作内容并不真实可信，也证明了它与报告文学并非同一文类。有些非虚构创作完全偏向了小说，实质上与小说一般无二。

非虚构创作强调的是艺术真实、感受真实和主观真实，而并非历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所声称的“真实性”并不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而是一种接受真实、感受真实，因此非虚构创作由此便分出了两大支脉。其中一条在虚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变成了小说，但是又经过“伪装”或“乔装”以非虚构之名传播，这实质上是一种并不诚实的写作，作家对其笔下的人和事不能确保确证其真实可信。另一条支脉则走上了亦真亦假、真假难辨的路途。有人将其称作有限的虚构或部分虚构。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地名通常都是化名或假名，故事情节经常都是多人合集，将多人身上经历的事情嫁接汇聚到一个人物身上，从而更具典型性和戏剧性。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小说创作手法。这些作品表面上具有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实亦皆已落入小说窠臼，而不能将其归入纪实或报告文学范畴。非虚构创作的虚构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读者从开始怀疑到将信将疑到半信半疑，直至最终不再相信非虚构创作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有可能给非虚构写作自身带来一种信誉危机和身份危机，也可能是导致非虚构写作日渐消沉或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的是，非虚构创作促进了文体的交融与创新，推动了创作观念、创作手法的变革，在文学文体系列的扩展上，在激活报告文学的文体本性，促使报告文学重新找回自己等方面，非虚构都发挥了它的积极的作用。

四、长篇风、著作化和报章报告文学兴盛

报告文学常被誉为文学的侦察兵、轻骑兵和尖兵，它的特征被认为是“短平快”，能够精练简洁迅速反映现实传递信息，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受到了明显削弱，史志性得到了增强，创作价值的多元化多面向亦得到了增强。原先以“短平快”的写作迅速快捷反映现实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更多的作家倾向于将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出版著作。短篇报告文学数量愈见减少，擅长短章小制的作者日渐稀缺。

这种著作化、长篇风的创作风尚一方面有利于细致解剖麻雀，对描写对象进行更细致深入翔实的挖掘和更透彻深刻的解析评判。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下降，也造成了有些作品的文字粗糙冗长，有些报告文学甚至是人为地拉长，较易沦为一种注水式写作。这种风尚的盛行其实存在着一些微妙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譬如多数作者认为长篇著作更有价值，书更容易被留存下去，影响会更大等艺术认识上的误区或者纯粹为了获取更高的报酬。在这方面，尤其应该防范的是那种宣传品、广告品等非文学的内容披上报告文学的外衣冒充文学大行其道。

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倡导这样一种创作理念：应该让篇幅去适应题材和主题，是长篇分量的题材就写成长篇，而倘若只是中短篇分量的题材就写成中短篇。我们不能可以求长或求短，也不能因长而废作，不能因新闻性削弱而蔑视或忽视长篇作品。

二十年里，一方面是多数报告文学越写越长，另一方面适合报纸杂志刊发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也在不断涌现。许多主流的报纸杂志——其中多数是综合类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等都热衷于发表短篇报告文学，其中有很多作品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报章报告文学的兴盛来自传统的延续传承，报告文学向来追求短平快，追求新闻性与时效性，在这一点上它和现代报纸的传播需要是相契合的，也和读者希望进一步深入了解人物和事件的细节的诉求契合，是三者的契合因缘际会造就了报章报告文学的兴盛，近二十年间出现了一批反响良好的短章，如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致以共和国的敬礼》、张胜友的《让汶川告诉世界》、王国平的《一枚铺路的石子》、贾宏图的《仰视你，北大荒》、李青松的《一种精神》、徐锦庚的《懒汉治村》、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张胜友和徐锋的《百年潮·中国梦》。包括今年在抗疫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如李春雷的《铁人张定宇》、纪红建的《生命之舱》、李朝全的《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普玄的《老唐这一路》等一批短章都有积极的反响。

报章报告文学的问题和不足在于，一是有的作品因报纸版面限制删节太多篇幅太短，有时精练有余而感染力不足或思想性不强。二是作品以配合时政宣传为主，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不多，因此作品的历时性、史志性不足。作品以关注新闻热点、正面宣传报道的为主，关注社会问题、焦点热点问题的报告较少。

报章报告文学对优秀作家的吸引力较小，优秀作家参与较少，其作者多为基层作者，作品的艺术品质比较有限。当然，反过来这对于培养报告文学新人、壮大作者队伍又是有益的。

五、传记创作的开掘与局限

传记是一种重要的纪实文学样式。从其求真求实的特征上考量，传记也是一种可以归入报告文学范畴的体裁。

传记创作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现实人物，描写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精英名流、英雄楷模，包括社会和新闻热点关注的科学家、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外交家、运动员等，还有党和国家、社会各种评选表彰的人物，包括“最美”系列、中国好人、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感动”人物、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共和国勋章”等国家荣誉获得者等。在这些人物的书写方面，作家以及邀约组织创作的部门和单位都着力甚多，每年都有大量的此类传记出版。譬如今年抗疫期间就有关于钟南山的多部作品推出，包括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叶依的《你好，钟南山》、李秋沅的《钟南山：生命的卫士》。关于袁隆平有十几种传记，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感动中国人物、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一系列的人物亦都有大量的传记在不断地涌现。为时代楷模、英雄立传作歌，旨在呼唤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社会道德良知。如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党益民的《守望天山》，徐风的《花非花》，何建明的《山神》，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都表现了类似的主题。

值得关注的是，每一个人物经常会有多位作家分别采写创作传记，如曾被广泛宣传报道的张富清、罗阳、黄文秀、兰辉等均是如此。这样反复的书写和宣传或许可以更加逼近历史真实，可能有助于读者认识历史的真相，更为完整立体地了解人物本身。譬如，关于作家路遥，就有厚夫的《路遥传》、张艳茜的《路遥传》，还有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等多种传记。当然，有些传记在前人已有传记基础上能够作出新的突破，有时亦能取得奇效，比如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冯骥才的《地狱一步到天堂：韩美林口述史》有很强的在场感和亲历感，读来令人动容。

二是面向历史人物。作家可以穿越时间的长河对自己的写作对象进行审视批判，可以更为辩证全面地看待和评价，从而塑造出更有深度和力度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譬如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组织创作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业已推出近百位历史文化名人的新传记。历史人物传记的一大优长是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和披露，作者可以掌握更为全面的史料，甚至可以拂去历史的烟尘发现某些人物和事件的真相及内幕，从而做出新的发见，譬如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和事》，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皆属此类。

除了名人英雄传记，有些凡人传记也能深入人心，打动人感染人。譬如赵瑜创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主人公虽然普通，但命运却相当曲折，堪以烛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譬如张雅文自叙传《生命的呐喊》故事生动，能够带给人强烈的情感共鸣。李朝全《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让每个读者都能从盲人身上看到自己。

传记所讲述的人物故事大多具有励志价值、史志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引领作用。这些传记同时也是一种人物、事件的历史性研究，往往能挖掘与传递丰富的新鲜的信息，因此它的价值是多元的、多方面的。如果是评传作品，因为带有对人物及其作品、事迹的评价，因此也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传记创作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一人多传、名人多传，存在着对焦点人物和名人趋之若鹜的选材倾向。这种“一窝蜂”的争相创作同一个英雄人物，内容上有可能存在雷同或相似，造成创作资源某种程度的浪费。

其次是小说化手法的泛滥。二十年间，在传记创作中更多地加入了想象虚构的元素，多数传记倾向于接受并运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及手法，作品中大量细节故事都是想象编造的，经不起推敲和验证。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多数作品已然写成了一种倚重艺术想象加工出来的小说，缺乏传记文体所应有的庄严严谨客观真实。因此，不少传记都被标示为小说，有的甚至带有戏说人物、虚化历史、戏说历史的色彩。或许这样的作品故事很有趣也很可读，但是它与堪为历史的传记已然分道扬镳，不能再简单地归入传记范畴。

此外，由于多数现实人物的传记是邀约组织创作的，因此作者对于传主大多采用正面描写而缺少客观评价，尤其匮缺带有批评性批判性的评价。有些作品甚至变成了纯粹的“表扬稿”，可能有广告和宣传品之嫌。自传类作品由于缺乏“第三只眼睛”的观察视角，有时也会引起争议，譬如有位名作家的自传当年就曾引起过一些异议。

六、批判性、参与性削弱

80年代是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一阶段报告文学声名鹊起十分兴盛，备受社会和读者的欢迎与好评。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为主体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在80年代，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热点焦点纷纷进入报告文学视野，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关注和描写的主要对象，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迅即引起轰动，也为报告文学赢得了盛名。而到了90年代以后，问题报告文学逐渐缩减，报告文学参与生活的能力逐渐弱化。偶尔出现的一些问题报告仍旧会引起广泛关注，譬如陈桂棣与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何建明的《落泪是金》。

到了21世纪头二十年，那些关注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报告文学依然深受读者欢迎。这其中，包括关于医疗、教育、就业、生态环境保护、反腐败、留守儿童、基层政权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医疗方面反映医患矛盾和医疗腐败的如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一家医院最后的疯狂》，张敏宴的《吸血的血透》，教育题材如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刘元举的《啼血试验》，环保和生态保护主题如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啊，黄河……——万里生态大灾难调查》、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关注西部女性生存窘境的有梅洁《西部的倾诉》。反映留守儿童处境如阮梅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还有如曲兰的《老年悲歌》、弋舟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彭晓玲的《空巢》、方格子的《留守妇女》等关注空巢老人和农村留守群体，《只有1个孩子》《中国失独家庭调查》等关照失独家庭及其困境。对于农民工的关注，有丁燕的《工厂女孩》，黄传会的《我的客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关于基层政权建设存在问题的书写，有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朱晓军、李英的《让百姓做主》，朱晓军的《“乌坎事件”调查》等。关于看守所和少年犯罪问题，如张雅文的《妈妈快拉我一把》、阮梅的《罪童泪》、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反腐败、揭示黑社会犯罪方面，如一合的《红与黑》、长江的《对面坐着马向东》、杨黎光的《惊天铁案》。

而对于在灾难中暴露出的问题包括对灾难之后次生灾害的关注与描写，亦引人瞩目，如在汶川大地震后李鸣生撰写的《震中在人心》、朱玉的《天堂上的花朵》，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长江的《矿难如麻》关注矿难，何建明的《爆炸现场》聚焦天津大爆炸。旨在针砭社会人心的作品，如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

这些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大多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影响正面积极，说明社会和受众一如既往地需要并欢迎这样的作品。与此同时，这些创作在写作上难度更大，作者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更大，在写作伦理上遇到的问题也更多，特别是要处理好对当事人的适当保护问题，因为作品所写的人物有很多都涉及违法犯罪。对这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如何采取适当保护，不侵权不违规不越界，亦是问题报告文学的一种基本的写作道德和伦理。

当然，目前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参与性削弱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一是采访困难，审查发表难度大，作者还有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受到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宣传口径等各方面的制约。这可能也是导致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数量较少，报告文学作品战斗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正是这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更能为报告文学赢得荣光赢得声誉，因此，此类创作应该得到大力倡导和鼓励，揭露和暴露性作品应该得到精心呵护。与此同时，也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态度上更加严谨冷静客观，要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的真实性负责。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底线和生命，真实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守护神。

21世纪以来，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在社会生活现场不缺席、不失语，在重大事件面前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认真记录，真实反映，主动发声。报告文学在题材内容、理性思索、文体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在现场性、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亦有较大创新拓展，使得许多作品更生动好读，更有力量。在报告文学的实现形式和传播手段上也有新的创造。一批成人报告文学被陆续改写成少儿文学，吸引了众多的少年儿童读者；有的报告文学作品进入教材或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大受欢迎。一些报告文学陆续被影视剧借鉴采纳为创作素材，播映后产生巨大社会反响。有些报告文学采用了视频、短剧（包括微视频、微剧）、动漫等融媒体、全媒体形式，有力地扩大了传播面和影响力。

当下，我国报告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现有作家艺术能力有待提高。目前冲锋陷阵奋战在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一半以上都已年过六旬，中青年作家队伍衔接失衡。二是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文学性不足，自主选题较少，作家主动选择题材的较少，多数为命题作文，任务写作，作家创作的主动性和动力不足。与此同时，富于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较少，报告文学的政论性、战斗性、干预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报告文学的发表园地、生存空间有所萎缩。报告文学发展既有难逢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报告文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它们关系到报告文学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文体的未来发展走向及其百年命脉的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