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亮的小说创作中，《朱雀》《北鸢》作为他书写近代历史的“南北书”，在出版后都曾引起较大的反响。这两部长篇小说，有很多内在的相通之处，也都各具特色。南京是《朱雀》的叙事空间，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通过对这座有着独特历史的城市进行凝视、再现与想象，葛亮找到了南京古典与现代的美学关联，凸显了南京的传承和裂变。《北鸢》亦有不少值得看重之处，尤其是它很好地融合了纪实、虚构与抒情，是近年来在家族史写作方面的重要收获。

提及葛亮，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他的家世。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是他的祖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则是他的太舅公，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则是他的表叔公……这些声名显赫的家族成员，既为葛亮的出场带来不少神秘色彩，也成为他在文学创作和内在精神上的重要资源。写作《北鸢》时，葛亮更是极大地调动了家族史的重要资源。家族的丰厚历史，长辈们对其内在的精神感召和思想感召，是葛亮进行创作的重要动力。此书的创作，与其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有关：“祖父的编辑，寄了陈寅恪女儿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等作品给我，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爷爷的过往与时代。”①葛亮曾想过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后来却选择了小说的形式，从而在虚构和纪实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辩证。小说中的毛克俞，显然是以葛亮的祖父葛康俞为原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中亦有这样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则是葛亮的外公。葛亮的姨父褚玉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鼎盛期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在《北鸢》中名为石玉璞。这些人物原型的融入，还有葛亮在写作中所融贯的格物精神和实证精神，使得《北鸢》有浓厚的纪实成分。但不能忽视的是，《北鸢》毕竟是小说，虚构和想象的融入，使得这部小说能够做到虚实相生，从而更为灵动，也更有感染力。

除了纪实与虚构的辩证，《北鸢》还极具抒情色彩。这种抒情性，是葛亮小说创作风格的延续。读葛亮的小说，时常会想起黑塞的一个说法：小说是假装起来的抒情诗，是给诗的灵魂的实验借用，作为一种标志去表达他们的自我以及世界。与葛亮早期的作品相比，尤其是与《朱雀》相比，《北鸢》加重了抒情性，减轻了传奇色彩。这并不是说他不再重视小说的叙事性，但他在这部作品中并无意于成为本雅明或莫言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不如通常的小说家那样重视叙事，尤其是宏大的国族叙事，而是更多地以抒情为志业。这种抒情小说的创造，在中西文学史上都不乏典型。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废名的《桥》《桃园》，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等，都属此列。《北鸢》所承接的，也正是这一脉络复杂的写作传统。如果要做更详细的区分，也可以说，葛亮早期的《谜鸦》《德律风》等作品，更多是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小说的影响，其抒情更多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在以《北鸢》为代表的晚近的创作中，他则更多是想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

按照陈世骧、普实克、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的说法，抒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特质。陈世骧语尤为强调，“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于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便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②在五四以后，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时局的动荡，风气才开始改变，叙事终于压倒抒情。而不管是遣词造句，还是在布局谋篇，乃至于思想立场的选择上，《北鸢》都与此抒情传统若合符节。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对于意象的重视。《北鸢》这一书名，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在《北鸢》中，风筝是最为重要的意象。它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意象，承担着结构整部小说的功能。风筝的意象在小说中不时出现，将仁桢、文笙、雅阁等人物的命运勾连起来，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此外，北鸢还是一个隐喻性的意象，可以被视为整个民国命运的隐喻，也是小说中几大家族、众多人物命运的隐喻。动荡的时势和局势，对于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来说，正如天时地势之于风筝，是强而有力的牵制。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身处时势和局势中的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在《北鸢》中，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属于他们的选择。以雅阁与文笙为例，他们就走了颇为不同的路。在回顾各自所走的路时，雅各对文笙说，“记得那年，我们在青晏山上放风筝。你告诉我，放风筝的要诀，是顺势而为。”“他走到窗前，望出去。目光停在这城市的天际线。他对文笙说，你看看外头，就是大势。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快不得，也慢不得。里面有分寸，摔一两次跟头，就全懂了。”文笙则回应说，“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③诸如此类的意象，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它们的存在，无疑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抒情的气息，让小说纪实、虚构与抒情的辩证变得更为有机，也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和感染力。

《北鸢》的语言，也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处处体现出对抒情传统的赓续和再造。葛亮是一位有高度的语言自觉的作家，既能根据不同的题材运用不同的语言，也能不断地探求语言和世界的可能性，在两者的复杂辩证中进行文学创造。他的长篇小说《朱雀》和小说集《七声》在语言的经营上既古典又现代，亦西亦中；《德律风》《小金》等小说自觉地融入了粤语方言和粤地文化；《北鸢》的语言则是以雅正的短句为主，有鲜明的民国气息。对于当代人来说，写作历史小说往往容易携带着过强的、过于鲜明的当代意识，在语言表述上也很容易把惯常的表述方式带到写作中。这种历史性的错位，会瓦解小说的实感，让读者无法进入到作品的世界，也使得读者对作品产生怀疑，无从和作者签订阅读的契约。《北鸢》却很好地克服了这个问题。如张莉在讨论葛亮的《北鸢》时所指出的：“他的行文远离了翻译腔，也远离了那种繁复辗转的复合句式。句子长短间杂，有错落感。某种意义上《北鸢》是从古诗词和水墨画中诞生出来的作品，它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静穆、冲淡之美。作家放弃使用了对话中的引号，通篇都是间接引语；每章中的小标题也都是两个字，‘立秋’、‘家变’、‘青衣’、‘盛世’、‘流火’、‘江河’等等，这些显然都出自小说美学的整体考量。”④

这种对抒情传统的自觉赓续，对葛亮的写作来说大有意义。在“70后”作家中，卫慧、棉棉、盛可以等喜爱的是极端叙事，尖锐而生猛；葛亮、张楚、弋舟、蒋一谈、魏微、付秀莹、吴文君等则另有路径，偏重抒情；徐则臣则重视抒情和史诗的融合，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等方式，写作了《北上》这一抒情的史诗。就总体而言，葛亮以轻灵、轻逸为美学价值，重视古典小说和古典美学对于个体生命的滋养，重视留白的艺术，《北鸢》正是这种美学实践的上乘之作。正如陈思和所说的，《北鸢》“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我在阅读这部文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民国作家废名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一路的文脉。用委婉而空灵的文学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阴影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人物也是在半新半旧的纠结中逐渐改变命运。所以，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⑤可以说，葛亮既选择了适合他的写作题材，也为题材选择了贴身的语言、结构和形式。

《北鸢》是一部以独特的时间节点为中心的作品，对时间节点的选取，别有幽怀，体现了葛亮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还需要指出的是，葛亮的小说创作，除了有鲜明的时间意识，也有敏锐的空间意识与地域自觉。《朱雀》意在叙写南京及置身其中的人物的常与变，城市和个人互相影响，互相成全。小说集《七声》则主要是关于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的故事，小说集《浣熊》《问米》则以香港为中心，书写人物的日常或传奇，《北鸢》则以天津等北方城市为中心，书写大时代里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不难看出，葛亮的叙事版图在不断地扩大。通过纪实、虚构和抒情的持续辩证，通过对叙事空间的持续开拓，通过持续地思索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葛亮在拓宽并拓深自己的写作。他在努力为抒情传统在当下开出新的面相，也在不断地营造一个属于他的抒情中国。他的写作已有实绩，他在未来的写作，亦同样可期。

注释：

①葛亮：《时间煮海》，《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④张莉：《以柔韧的方式，复原先辈生活的尊严》，http://www.sohu.com/a/117561891_114988

⑤陈思和：《此情可成待追忆》，《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