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甲西镇后湖村；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文学刊物发表，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作品入选2015/2016年度《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2016年度《收获》年度排行榜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等；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作协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现居深圳。

近日，陈再见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出花园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在当当网等多个网上书店热销，反应热烈。记者因此采访了他。

记者：《出花园记》是你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据说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请你大致介绍一下它的诞生过程。

陈再见：2011年吧，那时我刚写作没几年，野心却蛮大，老想着写部长篇小说。我是有长篇情结的，为了写长篇，我还故意把网线扯了，每天从广告公司下班回城中村的出租屋，雷打不动，一天写千把字。第二年，我就把长篇写好了，当时的题目叫《葬礼》，参加过深圳的网络文学拉力赛，也得了奖项。然而，自那以后，它就被我搁在一边了，那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中短篇的创作上，加之对文学有了日益不同的理解，自然也就有了更为严苛的衡量标准。一直到2017年，时隔五六年，有天无意中打开文档，读了其中一章，竟被书中“罗一枪”这个人物打动了，他死死抓住了我，让我耿耿于怀，于是决定重写——除了“罗一枪”这个名字还保持原样，其他几乎都推倒重来。现在回头看，那可是个大工程，全书20万字，等于重写一遍，也不知哪来的动力，用不到半年时间，就拿出了崭新的初稿，正式更名为《出花园记》。那之后，大大小小又修改了不下十次，有些是自己的意思，有些是编辑的建议，一直到今年快出版了，赶着最后期限还修改了一版，最终呈现的才是如今的样貌。倒不是说《出花园记》现在就完美了，事实上还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然而经过十年的“涅槃”，它已经最大限度地接近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了。

记者：《出花园记》大概讲了什么故事？你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读者什么？

陈再见：与其说我在小说里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不如说我写了什么样的人物。在小说里，我对人物的热爱要远超过故事，所有故事的设计和编排几乎都是为人物服务的，所以我更愿意说我写了罗一枪、陈静先、马玮，以及郑昕、严粒、潘红霞、老猴、朱文保、沈兼豪、周光以、姜明河、蔡盘海等等一个个性情和命运各异的人物，他们各自的背景和来历，现状与困境，生活使他们彼此之间有连系也有纠结，因而才滋生出了许多所谓的“故事”。那么，我想通过这些人物或者说故事，来告诉读者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尽管我可能事先根本就没考虑过。我想呈现的，说白了，其实也是生活本身，或者说成长本身，就像我在题目《出花园记》中所寓意的那样，对“花园”而言，他们是“出”，对“花园”之外，他们是“进”。“出”的时候或许还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论是陈静先那样正途坦荡，还是罗一枪那样连夜出逃，携带青春的耻痛，不过相对而言，那时他们还是浪漫的、温情的、理想主义的；到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故事的主角一旦进入“花园”之外的世界，好多事情自然就由不得他们了，叙述氛围也随之冷冽、坚硬以及现实起来。当然，我更希望我的小说隐藏有诸多弦外之意，包括我不曾考虑过的——最为理想的状态是，一千个读者，在《出花园记》里读出一千个想要被“告诉”的理由。

记者：从题目上看，“出花园”作为海陆丰地区的传统习俗，预示着这部长篇小说有着浓郁的家乡情怀，请问你如何看待一个写作者与故乡的关系？

陈再见：写作者一辈子都离不开故乡，即使他在外面落了户，或者买了房，即使家乡已无亲人，即使他已经不再回去；写作者其实一辈子都在写他的故乡，故乡的人物、山水、风情，暂且就不举福克纳、莫言等人为例了，即便是有意拓宽自己的文学地理的作家，那他们的家乡也会是文学版图上绝对的中心，这点错不了。

记者：在文学创作中，你怎么处理地方风俗与小说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到相得益彰？

陈再见：首先，我们要先厘清两样东西，一个是民俗学，一个是文学。前者是材料性的研究与整理，后者是艺术性的塑造与虚构，两者几乎截然不同。某些写作者，其实一直以来就把民俗学和文学混为一谈了，如此一来，当他们在写一篇民俗学文章时，往往缺乏必要的理性与逻辑，而一旦把民俗运用到文学作品上时，又呈现出材料罗列的笨重模样，丝毫看不出取舍、咀嚼的“内消”过程，甚至严重阻碍了文学作品本该有的离地飞翔的虚构美感……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吧，具体到我个人的写作，我的经验其实很简单，就是先甄别其有用无用，这里需要具体小说具体分析，比如像《出花园记》，我之所以选择“出花园”，不是因为出花园繁琐的仪式，而是出花园的寓意——是它的寓意符合我书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又迎合了我所要表达的意图题旨，所以作为一种乡间风俗，它才能如同一颗榫子楔进小说的罅隙里，互为成全与生长。

记者：在这部新作中，你是否有哪些创作手法上的试验和创新？

陈再见：谈不上有什么试验性的创新，当然对个人而言，是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比如在小说的第一部“出花园”里大量运用了海陆丰方言，包括人物之间的对话，外地读者估计会有小小的障碍；还有一点，我特意把时代热点与人物命运相结合，比如小说开始于1997年，不用说都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往后还有2008年的金融风暴，2011年的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有2012年的“世界末日”传言，等等。之所以这么设置，是想烘托出小说的历史感和人物的命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