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散文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积累丰厚。散文在古代成就辉煌，“五四”以后，同样取得不俗的成绩。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20世纪的最后十年，散文则力压小说和诗歌创作，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文体”。这些都是文学史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是：尽管散文创作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但作为一种文体它却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广东是散文的大省，广东省秦牧创作研究会聚集了一批散文家和评论家，借着换届的东风，我们在微信群展开散文话题的系列讨论，辨析散文概念、交流创作体会、激发和碰撞文学思想。本期的话题是：散文的艺术创新与文体变革。

——陈剑晖

1.散文的艺术创新

耿立：

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是散文界流行什么写什么。余秋雨出来，小余秋雨出来；刘亮程出来，再一批伪乡土散文出来……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现象可以移到散文创作中，散文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以及那些所谓的“好散文”的藩篱？

海明威在没有参加颁奖典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我一直觉得，散文的委顿和艺术活力的欠缺亦并非当下多媒体的冲击，而是其自身精神的委顿。话语的讨巧和创造力的低下，使散文家动力丧失，无力再消化和反刍当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敏感题材。心灵的孱弱，使之丧失现实的批判力、不敢失去原有的平衡，又不敢创造新的文体的危势平衡，艺术的创造永远是向人们已经习惯到沉睡的旧审美系统的挑战，而不是在数量上的叠床架屋。

秦梅：

我个人认为，散文是一种最自我的文体，它应该像河流一样地自如流淌。研究散文的写法不如关注散文作者当时的自身状况、社会发展以及当时的文化认同。人不同，经历不同，认知不同，写出来的散文自会不同，文学的本质，难道不是一种自我表达吗？一直觉得写作只需要内功，内功深厚，俯拾皆兵，如果条条框框限制，不免匠气。

林渊液：

关注写作者自身状况以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是散文写作的根本，但我觉得这与研究散文的写法，并不拮抗。从自我怎么认知到如何精准表达出来，还必须走很长的路。周晓枫曾说过一个比喻，猎豹在猎食过程中的奔跑，还需要不时缓下来校准目标。研究散文的写法，大致也是一种校准。写什么与怎么写哪个更重要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觉得，它们是共时呈现并同步解决的。所以，散文技法确实无法单独剥离出来。

陈小虎：

任何艺术变革对于写作者来说，都是源于个人的内在需求，是内心和双手之间的距离所滋生的裂变。它只能源于写作者的内心，而不是外界牵引。所有的求变，都是内心煎熬出来的。

王国华：

创新与变革，应该是内生性的。作者的见识指向哪里，创造性就指向哪里。

陈剑晖：

关于散文的创新，我是这样理解的：创新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有人反感提创新，因为在当下，创新已被一些人弄得面目全非，甚至成为哗众取宠的代名词。在我看来，创新是散文家调整与时代，与现实，与读者关系的需要，也是一种创作的内驱力。试想，如果没有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出现，恐怕我们至今还在“杨朔模式”中打滚滑行。如果没有李敬泽、祝勇们的创新，写出了一批“新历史文化散文”，改变了传统“文化大散文”的话语方式，那么我们怎能从文化大散文的宏大叙事中摆脱出来?所以，我们沒有理由拒绝创新。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创新和守成、守正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为创新而创新。创新应有一种现代视野，同时植根于中国“文”的传统，这样散文才有可能阔大和厚重。

耿立：

散文家的阅读精神谱系与文章图式有很大关系。我在《拒绝合唱：散文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名作欣赏（上旬刊）》2017年2期）谈及这个问题。

陈剑晖：

阅读谱系很重要。西方的散文重理性，较侧重哲学追问和人生思考。同时，西方的文学史和理论没有专门设散文这种体裁，我国是“四分法”，西方是“三分法”，所以写法较自由。但总体看，西方散文缺少中国散文那种情调、文采、意蕴、音乐性和节奏感。

王晓娜：

在散文的艺术创新上，我以为可以从散文语言的创新、题材的创新和审美风格的创新几个方面发掘探讨。其一、语言的创新。如沈从文将人性意识与淳美的自然环境结合，形成诗性的语言；韩少功对陌生化修辞手法的运用；史铁生将生命状态的自苦难言倾注于字里行间，形成富有哲思的诗化表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笔下常不自觉冒出一些重复的短语或句子，如“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可以想见一个常年坐在轮椅上的人，其内心藏着怎样的旷世荒凉和孤独——又藏不住地想要表达出来。其二、题材的创新。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便在题材上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拘囿。其三、审美风格的创新。依然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其中有一段以一天中的时间对应四季的表述，有时间，有空间，有声音，有颜色，有叙事，有描写，视觉、听觉、感觉、嗅觉、味觉完美融合，自成一体，形成全新的审美风格。

林渊液：

关于艺术创新的探讨，评论家与作家似乎分立两壁。评论家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重要作家乃至流派形成，都是艺术创新的结果，而重视个体内在精神诉求的作家则认为精神上的创新才更重要，技法上的创新是末技。前者侧重的是方法论，后者切中的是写作者的精神内核。

我自己属于后者，写作许多年，对于技法几乎是无视的，当然，这也就不成为困惑。一些写作者写到一定程度，会遭遇创作瓶颈，这大概就是艺术创新的问题。我所理解的艺术创新，有两个层次，一种层次是写作者个人的创新，也就是个人突破。大多数人解决的瓶颈问题都归属此类。他最终是用肥皂液润滑一下穿越过去了，还是破釜沉舟把瓶子砸碎了，这其实是他个人的问题，放置在整个散文艺术的框架里，大多是没有创新意义的。另一个层次的艺术创新，才是陈剑晖老师所倡导的，有一定的文体自觉性，有一定历史视野，对于文体有一定的野心和驾御能力。

其实，即便是精神性写作，作家面临的精神突围，也同样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作家的个人精神困境，另一个层次是作家在时代历史之下的精神蜕变。其与技法创新的两个层次，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相互对应。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性作为散文的主体性，它的两个层次都是有意义的，这大概也是精神性写作者轻技法的缘故。

可是，我们真的能够离开技法吗。我们写作者之间对文本的探讨，有些细碎的感受，都是技法层面的问题。我们与技法的关系，其实是极其密切的，只是我们一直把其屏蔽掉。我想，大约有下面两个原因：其一，技法是第二性的，依附于精神性而存在，在很多作家的写作里，这两者难以剥离；其二，有些人把创新（包括艺术创新与精神突围）仅仅理解为第一层次，对写作是否可以与时代产生关系没有信心，或者拒绝发生关系。因此，我觉得对于“艺术创新”的理解可以更加开阔和深刻，那是：在历史视野之下，基于精神突围的艺术表达。

2.散文的文体变革

黄国钦：

最近我在写一些长篇散文，我的体会，没有大的容量、大的篇幅、大的观照，作品就没有震撼力、影响力。一万多字、甚至三四万字的散文，手法就要创新，文体也要变革。场景的还原、合理想象，还有替入、描写，要有立体感、画面感，这些，都不是短篇散文惯用的手法，进行长篇散文的创作，如果不思变，不进行艺术创新，是没办法驾驭和填满这么大的文章架构的。这时候的散文就像小说一样，文章的结构跟着也要改变，至少要采取双线平行，二条主线，或者一主一辅，交叉前行，有时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时候一气直下，贯串几节。艺术创新和文体变革，其实还是内容和追求决定的，你想写这样的内容，你有这样的追求，你就会寻找这样的手法，就会寻觅这样的体裁和体量。

江冰：

散文文体至今仍有多种路子，大有大好，小有小益，野有野趣，文有文韵，并不一定拘于一格，明小品清杂文，先秦古风浩然，今天也依然有生命力，并不为大散文覆盖，而且恐怕依然会走很远，手机时代或可提供机遇。大散文亦是一路，我以为文体交互可能有效，即向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借鉴学习……当然我执拗地认为散文语言十分要紧，语言不及格，创新撑不起；语言不及格者，情思细致宽广深度与表达档次均难上去。

王国华：

用一种或几种方式表述自己，已经游刃有余，但文体问题，我曾经想到过用另外一两种方式，大破大立，但下笔的时候还是回到了起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有惰性，另一个是胆怯。真正在文体上有意识突破自己，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某种意义上讲，甚至需要粉碎自己。

林渊液： 

学习了《散文的现代性与文体的变革》（陈剑晖著，《美文》杂志2019年6期），这篇文章加深了我原来的思考，谈论散文文体一定要有历史性视角。这是散文有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点。在当下，谈论散文时，先秦散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现代散文、当代散文，它们常是混在一锅，这种对话可能不太有效。

诗歌、小说、戏剧几乎不存在类似的问题，自新文学运动之后，它们的文体已完成重建。散文文体言说的困难，应该与此有很大关系。我觉得，应该增加历史性的视角，而不是放置在同一个桌面上谈论。当增加历史维度之后，问题应该会更加清晰。比如，小品文一脉，现代人也不是不可以写小品文，可是一个现代人不可能照搬明清时代的生活，那么，它是否完成了现代性转变。

散文文体变革看来是历史文化大变革的一个结果，写作者对其认识，更像是对于史的辨识。

林伟光：

觉得我们在散文创新上更多还是纠缠于文体方面，其实，创新要更注重于思想上的突围。当年余秋雨式散文对杨朔式散文的反动，更多的还是文体上的意义，透过文体考量，他们的思想脉络是相承的。所以，就其影响方面就不如同时的顾准。顾准的文体没有创新，可是他思想上有突围，有灼人的光华。所以我以为光是文体上的创新是不够的，思想的创新更重要。

近些年，我们更多讨论的是文体上的创新，近于炫技的状态，你看他洋洋洒洒数万字，说得花团绵簇，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点破事。难怪没人喜欢读。这会使散文在“创新”的光鲜亮丽下，越走越狭隘。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是渺小的，但个性却是至关重要的。个性与个人不是同一个概念，个性是独立的精神指向，而个人只是自恋，我们的写作更多的不见个性而见个人，以个人代替个性，这是不足为训的。

当然，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应该是宽容的，能容纳种种写作，我们说“读书无禁区”，其实散文也必须如此。而无论载道或言志，思想的贫乏都是致命的。

创新，我们不能满足于文体上的创新，独立性的思考，思想上的突围至关重要。

陈剑晖：

创新首先应是思想的创新。李贺比杜甫更注重文体尤其是语言，但李贺比不上杜甫伟大。同样，屠格涅夫的文体比托尔斯泰好，但托翁比屠翁更伟大。不过就广东的情况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文体创新这方面太迟钝、太麻木了。我们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滑行。其实，不独散文如此，广东的小说、诗歌在艺术革新方面，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如此也就难以引起外界注意。近年来，广东有一批80后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因而他们的小说和诗受到了外界的好评。当然，我所指的文体不是狭隘的。它应有多个层次，一是文类文体。二是语体文体。三是主体文体。四是民族文体。文体还包括情调、氛围、节奏、音乐性等。

就文体创新问题，我再举一例子。周晓枫近年的散文很火，主要是她在文体上有创新突破。尽管你可以说她有时用力太过，有文体大于思想，遮蔽思想的不足，但不能不承认，她确实成功了，身后也有一大批读者。

    （整理：林渊液、余冰如、张育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