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之人，必结有趣之缘，未曾想，以前未曾听闻的象头山之旅，却带来如此多收获。自来广州已刚好二十年了，曾经有很多有趣的朋友，美好的缘份，觉着这二十年的人生就这样如水流淌。岭南的很多地方，都给我留下太多深刻印象，梅关古道、南华寺、丹霞山、七星岭、南昆山、罗浮山、鼎湖山、光孝寺……这些大多知名，但惠州象头山，却是这次应邀参加《南来北往》笔会，方得熟悉，不禁令人回想这些年来的写作的因缘。

所谓笔会、文会，皆以文会友之谓。想中小学时，有所谓笔友，就是和远方陌生朋友诉诸笔端的交往，只是我从未曾用笔去开启远方的世界。主要是在高中和大学以后，随着同学或家人通信，才有逐渐用文字将自己带向远方或故乡的一些奇妙体验。想起母亲常劝我要多给家里写信，说父亲读了我的信后，脾气会改变很多，但让人惭愧，我总是懒于动笔，而让母亲的期待常常落空。天性里似乎就有一种疏懒，与朋友或同学通信，最初也不免热情洋溢的信件往来，也认真对待每一封信，并获得很多不一样的经历和体验，但时间一久，就又疏懒下来。或许，除非是亲人，人生的缘份，总是太容易相遇，也容易消散吧。

然而，自从到广州后，我却觉着了我和岭南不一样的缘份。在读研以后，我更多理解了老子所谈的人生的无名和不可道，理解了庄子的因道缘而乐天安命。我们过往的一切，有的还在延续，有的已经消散，一切皆因缘而有，因缘而无。所谓笔友、文友、笔会、文会，岂非是要以一种方式来集结和交汇，聚会而有之，散会而无之，起笔而有之，搁笔而无之。是有非有，是无非无，有无皆不可实求，也难凿空。象头山之笔会，起聚于何处？可见者，无疑乃在笔会。然此笔会又因何而聚，缘何而起？

或许，人生总难免一个情痴念执。为文者，总难免一些虚虚缈缈的念想。我曾痴执于柏拉图所追求的美之本相，亦爱恋于犬儒学派裸露之自然真实，忙碌于学业，迷失于爱情，感伤于生活，而文字里的虚缈因缘总是织就着不能实现的梦。我渴望化于庄子的神人之境，欣羡于魏晋名士们的潇然举止，唐诗里的山关，宋词里的闺阁，西厢记里的密约幽期，石头记里的木石前盟，逐渐如奔腾的江河，将我带到一场结缘于由北国而至南方的梦境。真是奇妙的因缘！当《南来北往》主编谢莲子请我在笔会为文友们做一场题为“文学的缘域——兼论文学的自性与他性（以当代散文为例）”之时，这场活动的背景和讲座的主题，就突然接通了我这些年来乃至更早岁月的诸种因缘。

自从我攻读先唐文学硕士、博士以来，痛感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割，即希望破解各学科封疆划域的壁垒。自从2014年以来，当介入当代诗歌后，我提出南方诗歌缘域的建构，这建构也是解构，建构者，在会通广东各诗歌流派或圈子，以重新激荡出一个文学之灵韵生长的因缘之场，因此，我尝试以一种介入诗歌和散文写作，也展开批评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更宽广文学缘域的建构。这种建构也是解构，就在于它要打破每个小圈子的疆域，打破地区文学的疆域，还要打破南北方的分割，打破城市和乡村的分割。因此，当我提出“南方诗歌”“南方精神”“南方写作”时，我是要描述一种近代诗歌和散文的种子起于地域的南方，而后逐渐弥漫于整个华夏精神的普遍性生长，它是因缘而有，又缘散而无的。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只能由无入有，又由有入无，才可得以进入化境。

当19号来到象头山以后，才发现这真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大山。在这座大山深处，我便不免感慨我的联通手机信号不如朋友们的移动手机信号了，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但这几近与世隔绝的两天，却让我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关于“文学缘域”主题的深入思考。当《南来北往》主编谢莲子邀请我讲这个我在2013年已经发表的《文学的缘域》文章时，我很高兴这个主题这些年来引起了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关注。以前，我文章如果发表后，就放下了，但这次这个主题的讲述，却竟然获得了在场文友们的诸多共鸣，这让我看到了那种突破封疆划界的小圈子的可能，看到了我们将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更好结合起来的可能。

当前，我们广东有不少文学圈子，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在于有风格的或语言的自觉，同道相求，坏事就在于只有小圈子认同，内部同质化程度过高，不能走出来。在这几年来，我很重视介入地方诗群的研究，在参加象头山笔会这两天，我原也曾准备参加正在新会举行的“云山诗意·珠西诗群”诗歌活动，只因为其原定时间的调整而错失，但我也看到了珠西诗群的诗人野松、李月边等既立足本土，又构建更广大文学缘域的用心。刚好最近收到大湾区诗汇主编的《大湾》文学杂志，其中所刊发的我个人所写的《在绵阳，一场朝向西南的诗歌之旅》的随笔文章，也是我希望连接西南和东南，以形成文学不断交锋的因缘之场的努力，我希望文学在这种跨地域的互动中培育出一种更良好的生态。

象头山笔会，在我主讲的当代散文的缘域以外，也同样有了不同诗群的聚集，这里既有老刀、老典、赵俊杰、梅老邪等口语写作、垃圾写作、广告诗写作的不同代表，也有与湍流诗群重要代表梁雪波兄的相遇，刚好，我前段时间才为湍流诗群写了一篇《矛盾书写与神秘应和中的湍流精神》的批评文章，读到雪波兄的诗，印象尤深，其中对于他诗篇中的这些句子“刀是肉的炸雷，是缅怀的光，/是骨质疏松年代词的硬度”，“一把断刀从流水的道路抽身，/在我身边凛然地竖立起来。/它无声无息，也不发出光亮，/漆黑的手柄插入夜的深水”（《断刀》）真是觉得有一种极其犀利凛然的力量，就如一位武林侠客披着一身黑衣行走于黑夜，却只能看见他所携带的锐利刀锋闪烁出寒光，从而依稀辨识出他的踪迹。但在现实中，见到的雪波兄，却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完全隐去了一切刺人的锋刃，他的目光和风姿，都让你感到是完全温和而不可能有任何杀气的，但他的诗，却有如黑夜之刀，要破解黑夜牢笼，要打破一切疆域，去续写新的人生和文学的因缘。

缘份的奇妙就是，当在广州时，诗人老乡刘又青向我介绍象山笔会诗歌座谈主角依尔福的诗歌作品时，我只是知道名字而已，但当我得知依尔福也是雪波兄的朋友，同样是相知很久但在现实中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就觉得很亲切。人生的很多缘份就是这样，有些因缘可能很久都难接通，有些因缘瞬间就得以连接。当依尔福将他的诗集《词的追问》《脆弱的边界》送给我时，我们一起讨论，就发觉依尔福两本诗集和我讲的“文学缘域”主题的相关。《词的追问》有诗人朋友谢宏写的序“王晖与依尔福”，这个主题很奇妙，因为依尔福是王晖的笔名，王晖是依尔福的本名，我想作者在好多年没有见到他的同学王晖而又突然再次相逢后，一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个断裂又因某个缘份而重新连上了，他竟然发现他的老同学变成了依尔福，那个做化工的王晖变成了写诗的依尔福。那眼前的人到底该是喊王晖呢，还是喊依尔福呢？对于诗人自己，又到底谁是自己呢？这里面就不断产生着自我与非我的冲突和矛盾，但却又奇妙地因缘交集了，这也就是我在“文学缘域”命题中探讨的文学的“自性”和“他性”问题，即我是我而又我非我，文学是文学而又非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或优秀的诗人，都是复调的，是多面神的，是斯芬克斯式的自我否定的存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缘起有我而缘散无我，这也是《脆弱的边界》的妙处所在，哪里又有一个固定的边界？边界与其说是划界，不如说是贯通，正如太极鱼的阴阳边界线，岂非又是阴阳连接线和贯通线？在阴之极盛中有阳，在阳之极盛中有阴，一切皆反向转化，一切皆自我否定又向他者化去，而这就是我探讨“文学缘域”主题所希望揭示的。

这样一个主题着意于打破文学的学科疆域，或打破事物的自性疆域，也在学界获得了学者们的认同。除了2013年在《暨南学报》发表的这篇《文学的缘域——兼论文学的自性与他性》已产生较大影响外，2017年在《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学的疆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自觉》也得到副主编虞淑娟的重点推荐，而去年在深圳大学参加比较文学会议，我做了《文学的他缘——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现代性-缘域”重释》的主题发言，上海大学刘耘华教授对这篇文章主题很感兴趣并特别约稿，后在今年的《国际比较文学》第2期得以刊发，这对于从古典文学、中国哲学跨界到比较文学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激励，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文学缘域的建构。而这也是《南来北往》主编谢莲子发现这个主题，而于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的原因。这种发现当然也是适逢其会的。正如刊名“南来北往”之命意，就打破了南和北的对立，虽有南北，但有往来，就打破了南北。

在讲座中，我谈到了当代作家格非对于那种满纸烟云、词藻华丽的散文的抨击，这实际也就是对于那种把文学仅仅看作文学的纯文学的抨击，当文学只有其是而忽略了非是时，它就成了一个空壳。朱自清的《背影》比《荷塘月色》更好，就在于后者更多唯美化的写作，而未能如前者那样关联着更多的生活的因缘而让人感觉亲切。《背影》写到父与子的最亲近的人伦关系，这种关系曾经被遮蔽，又因新的缘而被连接，父亲曾以执着于他的想法而干涉我，我也曾经不理解父亲，当父亲与我分别时，一个因缘就要断开了，但父亲为我买橘子，我看到他翻过月台的背影，这是一个虚的存在，这个虚却唤醒了另一种精神之实，那爱的关联性，文章开端写到了祖母的去逝，在接尾又写到父亲来信说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可能的大去之期不远，这关联着不确实的生命之否定的写作让我和父亲都学会了让渡出自己，以在对方那里看到了自己不可言说的生命维度。而冰心的散文《梦》，其主题“梦”也是真实与幻景的交错，它表明了边缘和界限难以寻觅，其中有着女孩子的喜好和军人的娱乐的交错，女儿和儿子（她和他），相对于父亲的双重寄托，有十岁时的童年和而今的青春的对比，时间在今天又在过去，在过去而又不在过去，这都构成了很好的文学缘域之场。

尤其值得提的是，《南来北往》前主编，也是谢莲子弟弟谢耀西的散文《永远的二胡》，让我非常感动，其中拉二胡的沉默外村男人的角色，让我看到了似乎是散文家谢耀西的形象，那样浑厚，那样深沉，他坚持创办的这份杂志，在我看来，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被限定在现实人生的某个逼窄的疆域，他要保持在现实之外的想象空间和可能的维度。文学对于生活来说，是一种闯入和打破，是一道光，把沉闷的现实之夜的幕布撕开，以为人生带来新的因缘。这就正如他的作品《永远的二胡》，村子里这位拉二胡的男人，从哪里来？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外姓男人，是一个闯入者，但却为这个村子带来的一些新的因缘。二胡的演奏，有哪些可以确定？又有哪些无法确定？他的儿女们相对于父亲而言，相互依赖却又和他相互远离，男人和他的妻子，两人如何在相依为命中，各自成为对方的命，都在走向他人中又成就自己。二胡就成为这位男人生活中的神秘而精神性的存在，这就正如《南来北往》杂志对于谢耀西而言是他的生命密码一样，一些具有无限可能因缘的存在，为他打开着一扇扇因缘之门。当然，这篇散文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和困惑，那就是作者写到女人大男人好多岁，他们俩有五六个孩子，而且在他们刚过不惑之年并去逝以前，这些孩子就已相继成婚，这似乎不太合理，如果把不惑之年改为天命之年，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小的瑕疵。

周齐林《故乡的守夜者》也值得注意，作者所写的那片森林可以看作世界的隐喻，而森林大火则构成了一个分界线，也是重新划分世界，构成了生与死的界限，在大火作为界线之前的世界是世人的欲望涌动，而界线之后是世人的欲望洗净，大火是毁灭却也是重新构建一个缘域的世界，守林的父亲，在大火前以他的身体和枪守护森林，大火以后以他的精神和死亡为森林的安全做了看不见的防护。这篇散文也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这场大火对世人的改变缺乏说服力，生前的时空和死后的时空在转换点上较为突然。

另外，我也谈了在现实中与我有交集的两位朋友的散文，陈又新《平凡老井》写到历史悠久的故乡，这似乎在写一种永恒性，而又隐含着今日作为暂居地的异乡，似乎又折射着一种瞬间性，老井，大人去打水，小孩去玩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由大人确定，还是由小孩确定？由历史确定，还是由现实确定？边缘和界限在哪里？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既定疆域的拆解和新的文学缘域的重建。而余君才《每一朵雪花都认真飘落》也用雪花关联着天空和大地、微小和宏大、自然和人事、寂静和声响，一朵雪花里蕴藏着一个世界，因缘无处不在，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当然，这篇散文，也有过于唯美的问题，就是文学太过于是文学时，文学的非文学特性，就被遗落了。这篇散文里所展现的情感、世事、人生和生活，都还可以有些更具体的东西，就是让缘被更多地关联和展开。

因为参加象头山《南来北往》民刊组织的这场笔会，我获得了太多美好的缘份，我希望这样一个最具缘域品质的刊物，能够在立足本土和生活中，再能由近及远地扩展。在我看来，感动人心者，不在远，只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理解了近，就抵达了远。南来北往，其意岂非有在此乎？虽南北相隔，但往来则通，远处就进入目前，目前也将带向远方。而这就是文学缘域的真正形成吧。感于前主编谢耀西的辛勤劳动和不幸辞世，他的姐姐谢莲子要用她的柔弱肩膀继续挑起《南来北往》的重担，以构建出文学之家。我想，《南来北往》就是我们这些文友或诗友们因着美好因缘而集结的家吧。

 2020.9.26  23：43 于广州

作者简介

何光顺：

(1974—)，男，笔名蜀山牧人，自然名绿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文学、中西诗学、基督教文化等几个领域的研究。热爱诗歌，近年介入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著作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主编《南方诗选》《珠江诗派》《宋词鉴赏辞典》等。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1项、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