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乡村题材写作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不仅创作体量巨大，而且名家名作辈出，形成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规律。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文学界如何以文学创作的方式，积极描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新农村的绚丽画卷，展现新时代新农民的风采？日前，继中国作协举办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之后，广东省作家协会在穗召开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内广东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任务和规划，力争以讲好新时代广东乡村故事为抓手，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为改革开放画像，为时代立传，助力“广东文学攀登高峰”和文化强省的建设。

 本期文艺评论遴选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伍方斐，东莞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陈玺以及广东青年作家王哲珠等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新时代乡村叙事需要新的现实认知和美学发现

  ●伍方斐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振兴和繁荣，是在特定时代环境和文学语境中提出的新命题。我主要从乡村题材创作的历史、现状和创新需求等角度，谈谈对建构和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学叙事的认识。结合当前的情况，尤其是广东的乡村社会发展和文学创作实际，我认为，振兴和繁荣乡村叙事，关键在于对当下乡村要有新的现实认知和新的美学发现。具体来说，对新时代乡村特别是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在城乡一体化、全球与本土互动、人文与自然共生以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等方面，所出现的新状况新态势新问题，尤其是社会变迁与人心人性的因应丕变等，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思考和形象塑造作出切实有效的认知判断和美学回应，有创造性地讲好乡村新故事，是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避免沦为因袭或应景之作的关键。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乐府》开始的乡土叙事的民歌传统，中经“诗圣”杜甫的“诗史”之作，直到《水浒传》等的小说家言，古代乡村叙事一方面保留着民间精神和野史传说的痕迹或遗迹，一方面也带有浓郁的正史情结和文人趣味。后者是中国文学“忧国忧民”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足在于乡村主体的缺席。

 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叙事起源于“五四”新文学对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思考。基于对现实问题和时代主题的认知，鲁迅以启蒙理性与国民性批判为关键词讲述乡村故事，而沈从文则以生命哲学和审美批判为逻辑主线，重在勾画乡土之魂和个体生命与自然之美。

 如果把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作为乡村叙事在解放区、十七年文学至改革开放前各阶段的佼佼者，就不难看出故事讲述者或作家的身份和趣味已悄然改变。他们努力放下身段，不再是启蒙者和知识者，说他们是农民也不为过。讲故事的人和听众，叙述的语言和腔调、场所和氛围，尤其是故事的主人公、情节、母题和主题等不断融为一体。从翻身解放到土改，从互助组到合作化，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和革命叙事，成为这一时期乡村叙事的主旋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冲击着既有的乡村格局和秩序，个体自主性和民间社会的活力得到有效释放。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和社会的巨变，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眼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不再整齐划一。以高晓声、何士光、路遥、贾平凹、铁凝等为代表的乡村叙事，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背景上开始奏唱起改革文学的旋律。随之，乡村叙事的众声喧哗也渐次响起。寻根文学的文化审思、新历史小说的历史重构、新写实小说的现实写真以及先锋文学的后先锋转向和新生代作家的乡村再书写，都以多元叙事美学讲述着基调与趣味各异的多声部乡村故事。

 如何对乡村现实进行有效判断和言说，是乡村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的前提。寻根文学的乡村叙事，强调通过与传统对话，探寻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韩少功、阿城们对民族传统的守正出奇，让我们彷佛听到鲁迅、沈从文乡土叙事的回响，这是对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美学继承与反省。以《白鹿原》为收官之作的新历史主义叙事，从民间视角和欲望叙述切入乡村史和现代革命史，彰显革命与人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及其丰富性复杂性，为乡村和民族秘史的书写提供了民间本位的全新叙述方式。在新历史、新写实、先锋、后先锋文学中穿行的莫言、刘震云、余华、苏童以至新生代的毕飞宇、徐则臣们，其乡村叙事逐步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欲望与信仰，甚至农村与非农的边界，也超越了启蒙叙事、革命叙事、民间叙事美学模式的简单对立，不断以一个个富于个性和想象力的乡村故事和人性寓言，为当代文学赢得广泛影响。莫言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更将中国当代乡村叙事带进了高光时刻。

 不过，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当下的乡村书写，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现象。比如作家更乐于把叙事的热情投向过去，偏好从历史的长时段刻画乡村；比如对当代乡村故事的讲述，时常出现寓言化或魔幻荒诞的倾向，或偏于简略与抽象，乡村变得晦暗难明甚或异域化；又比如，对内地落后乡村的书写远胜于对沿海发达地区乡村现实的关注。一句话，当下现实的缺位或被选择性缺席，成为目前乡村题材创作的普遍现象。即便有近距离关注当下的作品出现，也往往容易引起争议，余华的长篇巨制《兄弟》和莫言的近作《天下太平》与《等待摩西》在评论界和读者中的遭遇就是如此。这表明对当下乡村现实和乡村书写进行有效判断和言说，并非易事。

 乡村题材创作中的现实缺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还是作家对乡村新的现实经验的认知和新的美学发现，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思辨穿透力以及从美学上为现实赋形和寻找新的叙述方式的能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乡村社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乡村题材创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贵尝试和成功经验，当然也存在尚待突破的瓶颈。程贤章、吕雷、杨干华、余松岩等老一辈作家，以一系列改革题材的主旋律长篇小说，全方位呈现了广东农村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壮阔图景和丰富信息，在时代感和现实经验的认知和提炼上有突出优势，但在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新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美学品格方面尚有改进空间。这也是新时代广东乡村叙事需要创新突破的难点。在新的现实认知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美学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厘清和讨论：

 首先，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的“新”，或如何对新的乡村现实进行有效认知？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新时代乡村的内涵，对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如城市化对乡村的深度冲击，城乡一体化对乡村与城市的双向影响，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理念的提出，带来的城乡共生互补的全新经验。又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世界工厂和传统侨乡，同时拥有丰富多元的方言文化和地域文化，它的开放性和本土性为乡村和个体提供了新质。再如广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新移民文化、自然与环境保护等等对乡村人文生态的新建构……这些都是新时代乡村的“新”，也催生着乡村和乡村叙事中“新人”的成长。

 其次，同内地或改革开放前期的乡村题材创作相比，广东当下的乡村叙事如何从审美发现和创作实践上回应新现实对文学提出的创新需求？这方面的敏锐探索其实已经开始。如展锋《终结于2005》的城市化叙事对乡村剧烈蜕变与浴火重生的书写，王十月《国家订单》等的全球化叙事对“蝴蝶效应”之下的制造业与小人物的悲悯，郭小东近作《铜钵盂》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互动中展开的家族史与潮汕乡村史的巨幅画卷，陈崇正“半步村叙事”、黄金明“凤凰村叙事”和陈再见“湖村叙事”等从本土视角对在工业文明冲击下渐行渐远的岭南古老村庄的寓言化追寻，魏微、郑小琼、盛可以、盛慧等以外来视角呈现的内地与岭南之间的对话性乡村经验和底层与众生书写，都表现出当下广东乡村叙事富有张力和未来性的审美新特质。

 最后，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尤其是广东乡村叙事，怎样在新的现实认知和审美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作品的艺术与美学品格，并从整体上实现地方性经验的突破？这需要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比如，建立与中国现当代乡村叙事的经典模式和经典作品的对话关系，从启蒙叙事、革命叙事、民间叙事及其经典中发掘丰富的叙事资源和对话线索，在文学史链条中找准自己言说与对话的对象、方式和位置。比如，对当下乡村题材创作中新兴的多元与跨界叙事，如城市化叙事、全球化叙事、本土化叙事与个人化叙事等进行深耕细作，形成有自己独特问题意识和经验风格的叙事领域与叙事语言，以至叙事美学。当然还有“功夫在诗外”的世界眼光、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当代意识等等。只有这样，乡村书写才有望突破地方性经验，发生更广泛更持续的影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新时代的乡村故事讲好，讲出趣味，讲出新意，讲出深意。

吹响叙写新时代乡土巨变的号角

  ●陈玺

 我们这代人的生命记忆，始于改革开放前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对于这期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切身体会。作为生命个体，我们感到很自豪，也十分珍视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生命体验。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随着壮阔的文明演进而变迁，我们这代人有幸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巨轮，我们的生命印记是独特的。我有通过文学呈现时代样貌和生命感悟的冲动，因为我们是参与者、见证者和思考者。

 这些年，我写了三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是《一抹沧桑》，刊发于《中国作家》，上下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78万字，比较厚重。从时间的跨度来讲，描述是渭北农村百年的沧桑史。起点在清朝末年，通过倒序的方式，最后终止于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时间界点。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叫槐树寨的村子农民的群雕像。第二部是《塬上童年》，刊发于《中国作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从懵懂少年的视角，叙写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渭北塬上一群孩子的故事。第三部是《破茧》（暂定名），计划在《十月》上刊发。这部小说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人们都感觉到中国社会处于巨变前期整个社会的奋进。这部长篇写的是渭北塬上的高中生活。今天，人们生活变得富足了。从人的精神状态来讲，生命个体不光需要衣食住行，还要讲理想信念。那个年代的中学生，那种对国家改革开放，个人能够有所建树，将个人的奋斗跟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的期盼，是浓烈而真挚的。把个体的诉求跟家国命运汇集起来，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生命澎湃的动力。这三部长篇构成了我书写渭北塬上故土的三部曲，算是故乡对我的馈赠，在岭南生活了三十多年后，我对魂牵梦萦的故土依然抱有一种情感上的皈依感。

 随着乡土长篇情结的延展，我先后在《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和《作家》等杂志上，刊发了一系列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有的被《小说选刊》转载。人就像台电脑，童年故乡成了人们的初始操作系统。伟大的社会变革又在不断地更新着我们的认知，杂糅和发酵着时代认知的汁液，又在重新洗涤着我们的故土情怀。我在反思总结自己乡土题材创作经历的同时，有了开悟和启示。我生活的东莞聚集着百千万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远离故土，许多人在这块热土上梦想成真，成家立业。东莞成了他们下一代记忆中的故乡。父辈絮叨的老家，反而成了一个符号。东莞本地人的故乡，则隐没于都市林立的高楼中。这方火热的水土，像个巨大的涡轮，熙攘的人流中，每个人故乡的图景都不断经历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上演着人世间一幕幕的冷暖悲喜。

 这次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吹响了叙写新时代乡土巨变的号角。东莞的乡土写作，既是本土的，也是全域的，更能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共融互鉴。

我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

 ●王哲珠

 在我的创作初期，乡村题材占了很大的比重。

 时代拐点里，中国农村的生活基础发生动摇、改变，农民们不断离开世代相守的土地和世代坚持的生活方式，走向城市。乡村所包含的，除了土地，还有生活方式、朴素独特的人世观，更有专属于乡村的、无法言说的味道，这样的生存形式曾长期地、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大地上，存在于中国人心灵中。我想用饱满的细节再现一个寨子在变迁中的点滴，叙写曾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人与人的独特关系，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老寨》。

 《老寨》之后，我写的一批中短篇小说思考农民逃离乡土后的困境，关心人物面对失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时的疑惑，关注变动背景中生命的空虚与丰实，灵魂的孤独与自我，探索独特的生命感受与自我救赎。

 我的乡村题材创作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第二部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长河》对乡村的发展与变化持静观态度，传统的乡村值得怀念，但我也认识到其不足与滞后，尝试从各个角度展示各种变化的“事实”，叙写在变动与异化中人的反应，人会做出的选择。《老寨》是想留下某些东西，是被动的怀念，而《长河》则是想揭开，是主动的思考。

 乡村题材小说除了描写农民生活的不易，更重要还是要写出心灵的状态。有些离村进城的人已取得俗世成功，仍然心无安处。中国人的传统民间信仰除了神灵还有祖先，但祖先是血液、是来路、是根。乡村的留守者和出走者需要的不单是物质层面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找到心灵的归属和长远走下去的路，以消除无根的焦灼和对未来充满的不确定感。

 当代乡村与城市是相互勾缠的，乡村题材无法完全独立于城市存在。进城者怎样真正融入城市，城市如何才能更有包容的能力、真诚地接纳外来者？进城者渴望在城市中取得一席之地，他们身后的乡村又将何去何从？我越来越多地关注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长篇《我的月亮》尝试以城市的角度观察乡村。这部小说以一个新兴城市为大背景，一个山村学校为小背景，两者呼应，人物在城与乡之间拉扯，以进入人物心灵的方式探索城乡碰撞。

 当下乡村发生着更深刻的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之后，如何避免一些乡村面临凋零的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义重大。但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还有很多需要磨合完善的地方，会碰到瓶颈，不断出现新问题，乡村振兴之路充满希望但任重道远，这些都是一名小说家需要关注与思考的。

 近些年来，许多乡村基层的建设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貌，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生产到民生，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进步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面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琐碎复杂的问题，各种要求和意见，建设者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特别的智慧，其特殊性与复杂性为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很多可供挖掘的素材。

 我想，以乡村为路径，得以窥见中国基层的方方面面，窥见各种制度的磨合及完善过程，窥见改革开放及全球化对乡村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影响，这是我将在接下来的乡村题材创作中重点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