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预约郁茹大姐：我要登门拜访。她把新址的方位仔细告诉我，说：“我在八一小学门口等你。”我说不用，到了我会打电话。 

那是2001年6月11日上午。30分钟车程到东山。自以为这一带很熟，1976年五六月间有小段时日住《南方日报》招待所改稿，晚饭后便到这一带行街。而今什么都在变，在五羊新城下了车，石屎森林障眼，只好凭着地理常识掌握大方向，当达道路横在面前，便难判左右了。问路人，又指鹿为马，迷入小巷，找不着北。往郁茹大姐家打电话，小保姆告诉我：她早就去等你了。忽闻琅琅书声，终循声找到八一小学。远远地，便见郁茹大姐坐在八一小学大门柱脚正呈观望状。过往路人，有谁想得到，这么一位老妪，是曾任广东作协副主席的名作家！

我走到她跟前她才发现我。她告诉我，等我迟迟未到，返回家问小保姆有没有接到电话，小保姆说还没，又折回来……我立时感到不安。

她边领路边向我介绍这一带的情况。我惊喜发现：年届八秩的她，走起路来，直着腰板，比起晚辈的我们还精神！

她住新河浦带小庭园的旧式双层洋房底层，客厅墙上镜框里的意笔国画牡丹，是她的作品，笔墨传神，气韵生动，绝对专业。还有寄托乡思的青绿山水西子湖。她知道我们潮汕人爱喝酽茶，忙搜出茶叶张罗起来。

我说我们有五个多年头没见面了。1995年蝉鸣荔熟时节，省作协组织几位老干（作家）来汕头转转，其中有郁茹、陶萍、曾炜等，我负责解决住宿，王杏元当陪导。郁茹大姐记忆犹新：“那天汽车排队过海去观光，排了一个多钟，车里头又没空调……”我说，王杏元在地方挂职，有名无实，本来应该弄一辆有过渡优先证的车。现在好了，有两座跨海大桥。她接着说：“那回陶萍已重病在身，我有意拉她一块去。回来后，又拉她去粤西、粤北……在广州，我们每天晨早在公园见面，有一天她来了，却没带保姆，原来她带了拟好的遗嘱，让我们帮她琢磨、出出主意……”

陶萍与郁茹大姐同龄，1943年投奔革命根据地，1948年与萧殷结婚。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因萧殷1960年调来广州，她隔年也南调。

我说：“胖乎乎的陶萍大姐，性格还真可爱。不知您是否记得，1972年在清远，一回在饭堂，我们与她和韦丘等同桌，因一件湿湿碎的事，韦丘忽然习惯性地大声嚷嚷起来。陶萍一下子愣了，眼镜后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但依然慢条斯理轻声轻语诘问：‘韦丘同志，你这是怎么啦？……’每当我想起她说‘我嗜睡……’，心里便直想笑。”

她说：“陶萍是天津人，与王光美是表姐妹哩……”

谈到陶萍自然及萧殷。我说：“有人戏说‘萧殷是饿死的’。我知他们家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保姆。有次我去探望他，他郑重其事告诉我：‘叫保姆炖鸡汤，却把头啖汤偷喝了，还以为我不知道！’说完，又叮嘱我：‘可不要对别人说。’ ……”她说：“陶萍不会理家；萧殷过世后，她为此抱憾。萧殷最后一次住院 ，医生给他做完检查，惊叹：‘从来没见过营养状况这么差的！还是名人呢！’我去医院看他，见他正在看一本食谱，说这回出院后，要按着做。终没能做成……” 

说话间，有电话。只听她言辞坚决，推辞再三，说“名和利，我均不需要……”原来是广州某电视台想给她拍个专题。“上次杭州电视台的人突然来了，没办法；说不收钱我更不要！”这种事对有些人来说，求之不得；而对有的人，只觉“累”。

我知道：眼前这位老大姐，1921年生于杭州，10岁丧父当学徒，饱尝人世艰辛，生活、识字、书本，教会她倔强。抗日烽火中，流浪重庆，没进过正规学校的她，投考艺专，除绘画（从小受大伯父熏陶）、自传，都交白卷，校长慧眼，破例收她为试读生。上过三个月的素描课 ，逢全国女青年抗战文学征文，写出人生第一篇短篇小说，被夹在大专女生文章中上送，获三等奖。校长于是让她专攻文学，怎知隔年便遇学潮，失学了。投身革命文艺工作，受过抄家、监禁、放逐。正式开始创作后，曾沐茅盾、叶以群恩泽。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夏衍等革命新闻工作者到上海、香港……广州解放，从香港归国，从事记者、编辑和专业创作。长篇传记文学《西湖，你可记得我？》（1983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曾获浙江省和全国儿童文学奖。“1986年申请离休，彻底解除在创作上的困惑。这也许是我父亲、伯父那种澹淡、平庸的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吧。”（见《广东当代作家传略》）我以为，当“曾经沧海”的她写下这句话时，她已进入了一种并非常人所能达到的人生境界！我当面说她这段话真精彩。“现在没有文学。”她淡淡然，语出惊人。这决非危言耸听；行外人恐不大理解，投身文学、关注文学的生存状态和未来者，方解个中三昧。君不见：社会转型，人心变异；文学失态，批评失语。《作品与争鸣》当年第五期刊登陈民短文《全民写作》，文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冲到大街上高叫：我们都是作家！” 作者毫不留情指出：“这简直就活生生是当今中国文化界的白描。”

辗转到郁茹大姐家已近午，中午便当食客。我又忆起往事：“1976年，我害死过你家一只鸡。”“是吗？”她已记不起，觉得好玩。我便细说一番。那年年底，我因公干旅穗，到文德路作协她的寓所拜访她。家里只有她和她的小儿子。墙上，仍挂着缠黑纱的周总理的标准像。当晚，她杀了一只鸡请我。饭桌上，她的小儿子自始至终没动过一筷。我心里纳闷。待他离开，我悄悄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告诉我：“这只鸡，是他养大的…… ”我还记起，我提到在《文汇报》上读到茹志鹃的《凉亭漫话》，文章借半山凉亭歇脚踌躇点题：“……回头路我是不屑走的……在新形势下，要终身继续革命，那么就从改造自己开始吧！……”她说：“至于吗?!”那时的她，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五六岁。

饭后，继续叙旧论今。郁茹大姐曾在电话里告诉我，原先在祈福新邨订了房，后因子女考虑离市区远了点，对她照顾不到，退了。我说，如果不退，咱们现在是邻居了，祈福新邨空间之大无出其右。她于是说起我们的“乡贤”——潮籍著名诗人、作家黄雨，说他在国外的女儿出自孝心，坚持给父母住处“听车楼”搞装修，家里那么多的书，一时都委于地面，一片狼藉，黄雨就在家不像家的情况下住院直到逝世（1991年4月29日）……海阔天空，不觉已是两点多，我起身告辞，以三言两语复述多年前读过的一篇关于“地球人”命运的荒诞短小说，彼此会心苦笑。

人在邨巴上。车窗外：天青，日朗……

进家门没多久，电话铃响。广州普通话口音，是郭茜菲大姐——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离休干部。她说王杏元打电话给她。我说号码是我提供的。一谈起身体，她又滔滔不绝：“……想学杨干华，没勇气， 又怕连累子女和组织……”我即打断她的话：“您怎么往这想？你应该过好每一天！”她于是说起与郑莹（原《广东作家》主编）最谈得来；说起1957年随楼栖赴东德讲学写下的几大本日记，在大革文化命中毁掉了，今犹心痛无奈；说起曾在香港达德学院的千家驹……足足唠了半个钟！

认识郭大姐也是在清远，而后便有书信往来。1977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文艺创作会议，我在流花宾馆萧殷老师住的房间认识楼栖先生。1986年夏天郭随楼栖来过汕头教育学院。我儿子在中大念书时，我们曾到他们府上作客，并获赠其孙女收留的无主旧单车一辆（不久复失）。楼栖教授在中大住院时我探望过他。1997年5月下旬初，是郭的黑色日子，三天之内，“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陶萍，相依为命的老伴——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大教授楼栖，相继离她而去 ……这打击，实在太大太残酷！兼加长年疾病缠身，又独处中大校园内……

郭大姐是有菩萨心肠的老太。她知我接手的单位积重难返，每有通信，总忧心忡忡问情况如何了。当年杨干华入院，我写信向她打听，她回信时自责以前做组联工作时对他关心不够；年初杨干华弃世，她在无法执笔的情况下让小保姆代笔给我写信，信中又怪自己以前对他不够关心……这样的人，当今社会哪里找?!

我把郭来电的事告诉郁茹大姐，希望她能帮她走出阴影。郁茹大姐说：“我‘骂’过她。我说：你奔90了——现在是往生命银行提取利息，知道吗?!……”

瞧这帮“文”字头老姐妹有多可爱！“一代鬼才”黄永玉曾作《老年颂》，曰：“老人是一部珍贵的文献，/生理上的衰老，唠叨，健忘，/有如字迹的模糊/和零落的残篇，但/抹杀不掉深刻的内涵。……” （1982.10.28《人民日报》）

2012年6月，接热血念旧仇智杰电邮：患脑萎缩多年的郭茜菲大姐，15日仙游，天年九十六……

今时今日，蓦然想起：郁茹大姐明年将迎来百岁华诞！衷心祝愿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