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21世纪20年代第一个半年已经过去。这半年里，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我们经历了很多以往不曾想象过的生活变化，疫情导致的这些日常生活的变化，应该会成为很多作家笔下的生活细节，或许还会是多少年之后人们回顾20年代初社会文化时值得探究的生活记忆。

日常生活的变革之外，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整个世界的情势变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手机上“亲眼目睹”着人类所承受的灾难，直接感受着全世界范围内因疫情而激起的一系列或个体的或民族化的情绪和矛盾。手机屏幕是光滑的，世界却褶皱不堪。手指点进去或者划过去的，是一个个生命在承受着身体的疾病或精神的困境。

经历这半年，我们必然感觉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变，我们看新闻时内心总是在估量着、担忧着这个世界的未来面目：疫情何时才能真正结束？结束之后一切会恢复如常吗？全球化将往哪里去？那种越来越难以理性对话的撕裂感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年涌现的全世界范围的“反智”浪潮。这些问题在以往看来或许是宏大、遥远的，但经历病毒的全球爆发之后，我们都感受到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世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概念，我们生活在其中，它会直接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01

青年作家创作转型的时刻已经到来

絮叨这些生活层面的直观感受，要引出的是青年写作的时代感与宏大性问题。新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人性现象或文明后果，暂时还没进入青年作家作品中，但这样一种生活大变革和世界大变局必然促使青年写作者开始很多问题的思考。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如何更具现实感、更好地介入时代等一类问题已经提出，但并没有显得多么紧迫，很多写作者面对宏大现实时还是显得扭扭捏捏，毕竟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太过平庸，时代现实也似乎毫无波澜。经历疫情之后，作为个体的生活或许还是平庸无奇，但作为时代的现实已波涛汹涌，文学层面的革新渴望正在变得急切。我们目睹着、经历着如此宏大的、影响着未来命运的世界性事件，怎能无动于衷？观察着这个日益撕裂的、躁动不安的世界，又何以能漠然以待？当然，我并非鼓动青年写作者直接书写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借由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来思考青年写作者该如何进一步转变自己的目光视域，对我们曾经信任的文学理念进行一些大的调整。尤其在书写宏大的历史和现实时，青年写作者该如何进行？

“转型”又能转到哪里去？从个体、自我书写转型到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书写，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话题，但面对新一代“80后”、“90后”青年作家正在遭遇的这种转型时，情况会有所变化吗？新一代的青年作家是否也只会是题材、故事的差异而无法在体裁、形式、风格上有所更新？这一疑惑所牵涉的，并非单纯的文学理论知识，更意味着青年该如何直面当前文学创作所面对的多种外部力量，一种力量在劝导着青年作家重启经典现实主义传统，完成新的文学任务，成为新的文学势力。另一种市场的力量则不断诱惑着更多的写作者加入资本空间，成为文化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打造新的文化IP。对于当前的青年写作者而言，来自这两方面力量的侵袭或者说诱惑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后疫情时代，来自文学外部的力量将会加强，对青年创作的影响只会更为深入。

对此，青年写作者该如何承接？处于中间位置的文学，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找新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或许会习惯性地回到个体，继续相信写作纯粹就是个体行为，这对于业余写作者而言无可厚非，但对于“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和评论家而言，满足于个人意义上的情感表现怕是会越走越窄。直面时代性的宏大问题，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寻找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坚守和传递文学存在的独特价值，已然落到了青年一代写作者肩上。很多同代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历史使命，但困惑于何去何从。在我看来，后疫情时代，将会是青年写作者重启古典传统的历史性时刻。

02

如何重启被忽视的“古典资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文学该如何书写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总是局限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中，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现代阶段”更为传统、影响力更为悠久的“古典资源”。尤其对于青年写作者而言，青年沾上“古典”二字似乎就与新锐、先锋相去甚远了，为此很多青年作家努力汲取的始终是现代意义上的、甚至只是一些意味着新奇、偏僻的文学养料。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甚至积极加入其中，这自然是作为青年该有的一面。像当前的网络文学热和直播热，包括更多技术意义上的新型媒介和生活产品，都值得青年人积极地尝试体验。但是，古典的不代表旧，崭新的也不一定真意味着新颖。正如今天的网络文学，很多作品延续的其实是古老的、陈旧的叙事形式和故事结构，但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技术空间里，能够让旧的形式发展出新的意义。像近期热播完结的电视剧《清平乐》，原著是网络小说《孤城闭》，不管是影视还是小说，使用的叙事形式都很传统、很保守，但所传达的关于历史、权力、文艺以及情感等问题的思考，都有着浓重的现代色彩，也不失深刻。

当然，我们所谓重启古典，是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接续古典文学的宏大精神，这种“宏大”是源于文学本身的魅力和思想自身的影响力。可是，如何才能有魅力和有影响力？这是文学创作如何创造更多读者、如何真正影响大众的问题。这种需求也注定了这里所谓重启古典资源并不指向古典的雅文学知识，而是古典时代的俗文学，换而言之是传统小说、戏剧方面的“诗学”资源。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读者、看到大众，在古典时代，说书人和戏剧表演者也直接面对观众。古典时代，创作者始终需要考虑如何留住看客，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甚至是如何说服听众，让他们相信自己讲述的、表演的故事有价值有意义。

根据刘晓军等学者的古典小说研究，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周秦两汉时代的“说”体传统。“说”体可以溯源到作为仪礼的“说”祭，这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到晚周时期，“说”祭逐渐发展为“说”体。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策士们用“说”体来陈述观点。总而言之，“说”体要求说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想方设法让目标受众听进去，获得认同并取得相应的效果。这种“说”体传统能否成为今天我们进行小说创作的一种叙事和精神资源？用以突破纯文学领域小说创作越来越雅致化、精致化的弊病。现代小说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失去了起源时刻的那种大众性、民间性，已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雅正、纯质的文学体裁之一。失去了小说发生时刻的那种俗文学品质，今天的小说又何以能继续唤作“小说”？

把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拿来对比现代小说，这定然是一种刻意为之。我们的现代小说传统是自鲁迅开始的，我们关于现当代小说文体的认知往往也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刻意把中国古典时代的“说”体传统嫁接过来，是在重启中国小说的古典传统，同时更是为了更新我们关于小说文体的固化认知。一个世纪的现代小说发展，并不意味着下一个世纪也必然维系这种现代小说体式。几千年的文学、小说文体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时代的某种文体意味着永远主流、永远会保持大的影响力。如此，我们又怎能仅仅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状况来想象甚至规定未来的文体形式？作为青年，我们可以把目光拉远，把视野放大，以更深广的历史感进行未来的文体建构。

03

新古典精神是为修复粗粝世界而生

其实，不仅中国古典“说”体文章重视接受效果，西方古典时代的文艺思想同样重视。今天我们只记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了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却是忽略了亚里士多德不断强调的悲剧创作论知识。亚里士多德反复告诫学生，悲剧创作要重视情节的突转和发现，要写观众能够接受的人物形象，要考虑什么样的命运遭遇才能引起观众的怜悯和同情。根本而言，《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始终重视道德教化是一致的。因为有着伦理道德层面的教诲需要，古典文学的价值和位置是清晰而确然的。古典时代的“说”体文章和戏剧作品，之所以重视接受效果，也是因着目的明确。然而，“目的明确”对于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而言，却是一个不太可能提出来的特征要求，因为它意味着功利化和不纯粹，甚至意味着语言简单、思想贫乏，这几乎是对一个现代作品的根本性否定。那么，重启古典时代的“说”体品质何以可能？解答这一困惑，需要回到宏大叙事话题。

重启古典文学的叙事精神，让文学创作真正重视读者方面的接受能力和影响效果，这是当前时代境况下文学的一种可能性出路。青年一代的宏大叙事如果只是重蹈前几代作家的叙事经验，自足于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光圈内翻腾，继续一种不痛不痒的故事讲述，那文学只会更彻底地进入奄奄一息状态。经历疫情，很多人的生活被改变，昨日还相对平静的世界正被各种声音和力量所撕裂。借着互联网，我们看到伤痕累累的世界，世界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现代，这个世界的科技或许发达了，人性和德性或许依旧原始。

面对如此时代状况，文学何以能够自满于圈子内的自我超越？人性教育和德性培养依然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学需要在其中重新寻找并确立自己的宏大感和重要性。后疫情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将被迫重回粗粝现实的时代，青年写作的转型，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直视这种粗粝。这一时刻的新古典精神，就是抛开那些束缚我们介入更广阔现实的现代规矩，让文学换上一副传统的世俗化装束，携带着更为明确的人性和德性目的，重新走近现实、走近人，去影响、去修复这个日益撕裂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