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前后，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曾引起大陆学界关注，无论是创作者对身份认同的表述、在地化景观的表现，还是跨区域、跨文化经验的思考都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近年来，相对于北美和欧洲，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化场域中显得较为落寞，事实上，澳华新移民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作品的深广度在多个层面都有新的拓展，如2019年韦敏和韦斯理的小说《蓝花楹》对澳大利亚历史的重构呈现了新移民在地书写的新视域，澳华诗词协会出版的《雨轩诗荟》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别出版诗选两辑凝聚澳华诗人当下的情与思，“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每年捐助出版两部澳华文学书籍，已出版28本书，包括小说、散文、诗集、纪实、评论等。澳华学者型作家张奥列是1990年代至今澳华文学的见证者、观察者，不仅创作大量文学作品，还以文学在场者的热诚和关切写下了近40万字的《澳华文学史迹》。对话张奥列，是走近澳华文学的方式之一。

华文报刊与澳华文学发展

朱云霞：在澳华文坛，您既是资深编辑，也是报刊专栏作者，同时也是以在场方式进行文学评论和观察的研究者。能否谈谈华文报纸对澳华文学发展的影响？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华文报刊，澳华文学的发展也时刻留痕于华文报刊。100多年前梁启超访澳时在当地华文报纸留下的诗文，以及一些华人对生活慨叹的诗句，形成早期的澳华文学。在白澳政策影响下，澳洲一度没有中文报章，也谈不上澳华文学。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澳建交，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移民增多，80年代越南华裔难民大量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猛增，中文报纸重新出现，华文文学开始浮现。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大潮汹涌，澳华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中文报刊风生水起，借助报纸副刊园地，澳华文学由此进入发展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前10年，是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澳华报章最兴旺的时期。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每份报刊，都形成各自的文学圈，通过报刊以文会友，又凝聚成庞大的澳华写作群体。这一时期澳华文学作品繁多，也刺激了书籍出版，有长篇小说、短篇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传记文学、戏剧影视，还有几套文学丛书。当然，作品的分量主要还是通过书籍的出版呈现，但华文报刊却是制造文学氛围、刺激读者情绪、推动互动交流的利器。由于新媒体出现，阅读习惯改变，当下澳洲华文报纸日渐式微，这也是当前澳华文学发展的一个困境。

朱云霞：您在2001年发表的《澳华文坛十年观》中谈到：“只要报刊园地不萎缩，澳华文学肯定会越来越活跃；借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发表出版渠道，它也会与世界华文文坛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从世纪初到现在，文学传播媒介和海外华文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澳华文学发表和传播现状如何？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与传播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地的传播与影响，二是在海外其他区域和中国的发表与评介。当下，本地中文副刊园地萎缩，作者与读者对副刊的关注度降低，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与交流，淡化了文学氛围。近年来，澳华作家也不断有作品在两岸和港澳发表、出版、获奖，但总体处于弱势，也未能引起学界关注。澳华文学内在疲软，外在孱弱，使其与中国文学界渐行渐远。所以澳华文学要有话语权，还在于自身的振兴和外界的推力。

中华魂 澳洲心

朱云霞：在很多文章中您都强调移民经验对于写作中观察角度的影响，但也有非常理性的文化定位：“经历了中华文化熏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杀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形成写作的双重视角，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叠中揣摸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在探索和寻找的过程中，随着移居时间的变化，您的身份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奥列：中国人移居海外，初期都有身份焦虑。我究竟是哪里人？身在异邦，却流淌着华夏血液，是认同母国还是居住国？这种身份焦虑，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严重。也许是民族根性，也许是族群观念，中国人极其强调血缘、血统、血脉。我移民澳洲初期的创作，比如《悉尼写真》叙述视角是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人、西方社会。

随着融入于当地社会，接受多元文化，我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澳洲公民，我的生命是与南半球这片土地维系在一起的，写作也逐渐渗透澳洲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但是身份虽然转换，对中国的根不能忘怀，对故乡的情不会稀释，所以下笔时常常是两种身份交织，两种情感相缠，两种眼光审视，相信每个移民作家都有这种“双重”的叠加，这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主流文学的一个本质区别。海外作家既有中国人的根底，同时也吸取了所在国的文化，与国内作家相比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的视野、思维、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

朱云霞：所以，您的作品大都从切身处境与作为澳洲华人的文化立场，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写澳洲新移民的选择和追求。比如散文集《澳洲风流》，即便是“欧洲之旅”，也强调从澳洲华人的视角出发，对比的参照系既有中国也有澳洲，是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张奥列：是的，我喜欢在多重文化经验中进行比较。我成长在中国，初到西方时，一切皆不熟悉，看到的表象很难把握，但借助对比就能领悟其中的奥秘和差异。譬如散文《欧洲之旅》，不光是欧洲与中国比较，也有欧洲与澳洲比较，除了中国、澳洲两个参照坐标，还有另一个坐标，就是我站在澳洲华人的角度观察。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应该算我写作的一个特色吧！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我比较看重在地化书写，即本土化、当地性书写。它并非限制故事、题材的地域化，而是强调作家的视角、思维和写作心态，要立足于当地和当下，放眼于未来。

朱云霞：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作品也主要发表在当地报刊，形式非常丰富，内容多元，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学领域还是在中国大陆，您的作品接受度、认可度都很高，是否有文学“边缘”的感受呢？不少海外华文作家会把汉语写作看成是在“边缘”以母语抵抗文化失语的抗争或自我救赎，中文写作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奥列：边缘感是肯定有的。作为中国人，离开中原大地，在异国就处于边缘了。身处非母语的环境，中文书写当然也是边缘。从移居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被甩到边缘状态了。但是主流与边缘也是相对的，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是中华文化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把握这种差异性，就不必纠缠于主流和边缘，若能为主流提供新鲜元素，有主流不可取代的价值，就很有意义。所以我并没有“抵抗”、“救赎”之类的意识，只是想在非母语环境中，用母语表达华人的内心真实，用母语展示中华文化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存在价值，用母语测试其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性和舒张力。

澳华文学观察

朱云霞：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欧美华文文学的新样态，您如何看待当下澳大利亚的新移民文学创作？

张奥列：相较于欧美，澳洲新移民文学确实有点落寞。但不少作家还在努力，仍在坚持。可以说，平静中的澳华文苑，时有涟漪，比如近期也有一些作品反响不错。韦敏、韦斯理母子合著的长篇《蓝花楹》，虽然是母亲韦敏以中文续写完成，但主要是16岁去世的儿子韦斯理病中以英文思维去表达的，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写澳洲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场母子隔空的心灵对话。梁军的长篇《悉尼追梦录》和《移民代理》分别以出租车司机的视角、以20多个移民申请个案表现新移民的现实生态。还有辛夷楣与澳籍丈夫盖瑞合著的长篇纪实小说《人约黄昏》，追述人生坎坷，是年过半百之后跨过东西方文化和个性鸿沟在南半球搭起一座心桥的相濡以沫，也让真实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相对于长篇，澳洲的微型小说发展不错。澳华微型小说学会出版了《澳洲华文微型小说选集》，2019年还主办了首届全球戏剧微型小说征文大赛。

澳华诗歌方面，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以至真至爱的语言铺写温暖，透露苍凉，有微笑，有感叹，有眷恋，有震颤，纯净而深沉。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看似柔情似水，却包含着女性的坚韧。西贝也是位中英双语写作的诗人，她的英文童话故事诗在英国出版，中文儿童诗集也在大陆出版。中英双语写作的还有庄雨，有中英双语诗集《庄雨微诗选》，许多诗篇也在各类大赛中获奖。此外，悉尼雨轩诗社最为醒目，聚合了老中青诗人、爱好者近百人。此外，胡仄佳的《从悉尼到苗黔山》、洪丕柱的《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海曙红的《澳洲艺术随笔》等散文集都各有特色，倪立秋的《神州内外东走西瞧》和刘海鸥的《半壁家园》《澳洲家书·游必有信》都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我谈及的大都是近年新移民作家之作，只能点到为止。澳华文学的实力和潜力显然是有的，若能加强与中国学界、出版界的沟通，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朱云霞：您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说，旅居澳大利亚20多年，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日益亚洲化，“生活亚洲化的演进，促进了澳洲的多元文化，也为中国移民的汉字书写、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生存发展的机遇”。这种新的文化融合应该会催生新的文学创作环境，推促新的文学书写形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对如何书写中国故事开始有新的思考和实践。海外华文作家的这种“回归”，提供了表现中国的新质素，但不少作品的海外特性也在消失。您对澳华文学的发展有怎样的展望？

张奥列：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海外作家书写的回归是个好趋势，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种推力，但也容易引起趋同心理。我觉得海外华文文学还是应该保持中外文化混血的美，保持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和品格。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移民作家都是“他者”，若能把握“他者”角色，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经验转化为美学的超验性，作品就能容纳更多新质。

对于澳华文学的发展，我觉得一是年轻华裔的英文创作应该会逐渐增多，中文作者随着移民和留学趋势会有新样貌。二是新移民作家的书写可以有侧重性选择。如果回归中国，专注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中国文学做些艺术探索有其价值。但长居海外，生活重心在异域，也不妨倾情于移居国的在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野与文化交融，让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