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大潮中，杜国庠、柯柏年、洪灵菲、戴平万、冯铿等一批潮汕籍左翼文化人士离开故土，奔向上海，投身革命洪流，成为时代的先锋者、弄潮儿，并在其后为人民解放和新中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这是潮汕一笔宝贵的红色资源，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充分运用、弘扬光大。这一潮汕杰出文化群体，为何横空出世，有何因缘际会，非常值得探讨分析。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潮汕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体性、时代性文化现象

纵观历史长河，潮汕人虽以善于经商著称，但潮汕偏于东南海滨一隅，对于中国历史上中原、江南的核心文化、主流文化，潮汕人士往往难以参与其中，即使有所参与，如明朝的薛侃（王明阳弟子）等潮汕先贤，都是个人性参与，未见有潮汕籍人士群体性参与，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到了20世纪，因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的出现而根本改写。

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汇聚上海，参与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等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时间大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到抗日战争上海沦陷前的1937年。

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从当时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及后来的贡献和影响来看，笔者认为，有杜国庠、柯柏年、杨邨人、洪灵菲、戴平万、冯铿、蔡楚生、陈波儿、梅益、许涤新等10人（代表性人物相关简介见链接）。这10人均先后为中共党员，他们中既有为党献出宝贵生命者（冯铿、洪灵菲、戴平万），也有极个别中途脱离革命队伍者（杨邨人），更有长期坚持革命，在不同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者（杜国庠、柯柏年、蔡楚生、陈波儿、梅益、许涤新）。

杜国庠

如果加上同一时期在上海的其他潮汕左翼文化人士，如革命文艺青年许美勋、李春霖、李春鍏、李春秋（均为潮州人），女作家许心影（澄海人）、陈凤兮（潮安人），创办南强书局的陈卓凡、王鼎新（均为澄海人），参与戏剧电影事业的侯枫（澄海人）、唐瑜（潮阳人，后以“二流堂堂主”闻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贡献的陈唯实（潮安人），再加上广义上的大潮汕人士，如作家蒲风、冯宪章、任钧（均为梅县人）、饶彰风（大埔人）、丘东平（海丰人），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潮汕左翼文化群体。

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不在潮汕本土，而汇聚在两千公里外的上海滩，从文学、文艺理论、电影、戏剧、哲学、经济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参与到时代主流革命文化的构建，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多方面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这是永远屹立于粤东大地的杰出的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像，是潮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道奇特、亮丽而又凝重、珍贵的文化景观与红色资源。

黄树雄《潮人旧书》

为何“奔向上海”

关于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目前已有不少的个体介绍、个案研究（可参阅谢锦澍、刘庆的《左联潮州六杰》、黄羡章的《潮汕民国人物评传》、黄树雄的《潮人旧书》三书），本文主要是作一群体性分析。这一群潮汕左翼文化人士，展开其人生地图、生活空间，既都在汕头、潮州本土生活、读书、成长，又曾分别有在广州、武汉、北京读大学，在日本留学，在南洋新加坡、泰国和香港流亡避难的经历。他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奔向上海、汇聚上海？笔者认为，综合分析起来，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上海是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文化中心和革命文学的兴起地，为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近代以来，上海崛起，成为高速发展的对外通商口岸，取代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并在民国时期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流中心。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口激增到三百多万，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云集上海的外国人达15万人。而此时，潮汕古老的府城潮州，新兴的港口商业城市汕头，人口分别只有20万左右，均未有一所大学。无论从人口规模，读者群、观众群规模，还是报刊杂志、出版社、戏剧电影制作机构的数量，文艺团体、社科团体、高等院校的数量，文化人士的聚集度，文化交流的活跃度，汕头、潮州都无法与上海相比，本土毕竟“池太小”了。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前往上海，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求进一步发展，是自然而然之事。

民国上海旧影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恰好世界各种新潮文化，包括苏联、日本的“普罗文学”传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蓬勃兴起，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特别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左翼文艺社科团体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蔚为大观。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正是在左翼文化运动酝酿、兴起、潮涌成形之时，恰逢其时参与其间，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并为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特殊的“潮汕贡献”。如左翼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举行，发起组织的盟员共50余人，其中潮汕籍的就有7人（杜国庠、杨邨人、洪灵菲、戴平万、冯铿、许美勋、李春鍏）。

上海租界的存在和多种力量的交汇较量，为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提供了开展活动的回旋余地。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设立和扩张，带动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现代化。租界作为中国“法外之地”的存在，为中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交汇较量，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之地。无论是清末时期的清政府、民国早期的北京政府，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上海租界皆有鞭长莫及之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就设立在上海，直到1933年。

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在赴上海之前，大多数人在潮汕本土及广州、武汉等地从事过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搜捕，冒着生命危险四处躲避，洪灵菲、戴平万还曾经短暂流亡海外。他们具有革命者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前往上海，既便于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又有利用租界开展活动的回旋余地；作为文化人，租界也提供了刊登出版进步文化作品的空间。包括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戴平万、梅益也是利用了租界的存在，继续在沪开展革命文化工作。

上海与潮汕的密切往来和潮商等在沪潮籍群体，为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提供了迁移路径和乡缘便利。

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南北海运的发展与上海贸易地位的崛起，吸引了大批潮汕人前往上海经商和生活。上海的潮州会馆早在清代乾隆年间（1759年）就已出现。潮汕商人经营南北海运的糖、米、面粉、杂粮、抽纱等商品，土行（鸦片）经营是清末民初在沪潮商发家的重要途径，随后又扩展至钱庄、典押、纺织等行业，涌现了郭子彬、郑培之、陈玉亭（均为潮阳人）等一批商贾巨富。旅沪广东同乡会1937年登记会员共5903名，其中中山和潮阳两地会员人数最多，分别为1601、1114名。（相关情况可参阅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郭绪印《老上海潮州商帮》二书）

汕头与上海的人员来往，也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运营而不断便利密切。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伊敦号商轮就从上海载客揽货前来汕头，其后太古、怡和等公司也开通汕头至上海航线。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周恩来、邓小平等二百多名中共重要干部通过红色秘密交通线，从上海到汕头，再进入中央苏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汕头与上海人员双向频密来往，便于开展掩护工作。同时，民国时期在沪文化科技界人士也日益增多，如心理学家郭任远（潮阳人）曾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生理学家蔡翘（揭阳人）、新闻学家黄天鹏（普宁人）任复旦大学教授。岭东画派的代表性画家王显诏、林受益、刘昌潮、王兰若等，均是前往上海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学艺。又如蔡楚生出生于上海，幼年返乡，青年往上海发展，而其时潮阳同乡、中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已是上海电影界巨头，给予了蔡楚生大力提携帮助。

以上这些背景，为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汇聚上海，在上海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路径和便利。同时，也说明当时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潮汕籍人士，不仅仅有左翼文化人士，只不过左翼文化人士参与到左翼文化团体和革命活动之中，更加壮大声势，形成群体效应。

学缘、友缘、亲缘、情缘的叠合，强化了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内部的凝聚与汇聚。

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中，除了杜国庠年龄稍大，其他到上海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杜国庠是大哥和师长，他与李春涛（国民党左派人士，1927年在汕头牺牲）是同门师兄弟与亲密好友，都曾留学日本，一同在北京和潮汕开展革命工作，而李春涛、李春鍏、李春秋与柯柏年（原名李春蕃）、李春霖系同一家族，后4人分别是李春涛的胞弟、堂弟。杨邨人参与发起创建“太阳社”，最早进入左翼文化团体，对潮汕同乡文艺青年起到引介作用。洪灵菲和戴平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和志同道合的密友，听闻“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还一起赶回家乡，后又一同奔赴上海。许美勋和冯铿，曾是同居恋人，而许美勋1923年在汕头发起组织新文学团体——火焰社，冯铿、洪灵菲、戴平万都积极参与。而到上海后，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我们社，成员清一色都是同一地域的潮汕文艺青年，这在当时的左翼文化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在乡缘基础上的亲缘、学缘、友缘、情缘关系，通过抱团与互助，进一步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了革命实践活动和文化创作活动的交流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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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左翼文化人士群体代表性人物　　

杜国庠（1889-1961，澄海莲阳人，笔名林伯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任教北京大学，回家乡任澄海中学、金山中学校长。参加“太阳社”，参加“左联”，发起组织“社联”。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以研究先秦诸子特别是墨家、名家著称。杜国庠逝世后，其挚友郭沫若赋诗“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风格胜前贤。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赖火传”给予高度评价。

柯柏年（1904-1985，潮州人，原名李春蕃），马列著作翻译家、外交家。参加“社联”。翻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对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起到重要启蒙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长、驻罗马尼亚大使、驻丹麦大使。毛泽东对柯柏年的马列著作翻译给予很高评价，延安时期曾讲：“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

杨邨人（1901-1955，潮安庵埠人），作家。“太阳社”主要创建人之一，参加“左联”，曾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进入湘鄂西苏区，后脱党，并与鲁迅论战，成为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

洪灵菲（1902-1934，潮安江东人），作家。创作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流亡》《前线》《转变》）。参加“太阳社”，“左联”成立时的七常委之一。后被党派往北平从事革命工作，1934年牺牲。

戴平万（1903-1945，潮安归湖人），作家。参加“太阳社”，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后被党派往东北从事革命工作，为东北抗日联军早期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到苏北根据地工作。

冯铿（1907-1931，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潮州，后生活于汕头），作家。参加“左联”，是代表“左联”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之一。1931年牺牲，为“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两次提及冯铿。

蔡楚生（1906-1968，潮阳铜盂人），电影艺术家。参加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编导电影《渔光曲》，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后合作编导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波儿（1907-1951，潮安庵埠人），电影艺术家。主演电影《桃李劫》而蜚声影坛，参加“剧盟”。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创办第一个人民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所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女编剧、女导演。

梅益（1913-2003，潮州人），宣传活动家、翻译家。参加“左联”。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广为流传，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和社长，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是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

许涤新（1906-1988，揭阳棉湖人），经济学家。曾任“社联”党团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首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汕头大学首任校长。周恩来评价：“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