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鲁迅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出版写了自序。鲁迅的用意是说明“《呐喊》的由来”，也就是他走上以文学为职志的人生道路的原因。

这篇短文的着墨处有三。首先讲童年及青年时的经历。人生的感悟使鲁迅看见世道的真相。要点在人们常引的那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次是仙台医学院时期的“幻灯片事件”。它使鲁迅萌生医病不如医心的想法，决心从事文艺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其三是钱玄同夜访，劝说鲁迅“做点文章”，以实现“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我相信鲁迅所讲的都是事实，但也要留意到鲁迅所陈述的是事后的追忆。即使到1922年底鲁迅所发表的小说连同杂感和文章，依然不多，但鲁迅也显然意识到文学的路已经开辟，而这条路也是他今后的人生路，与十余年前在日本办《新生》弄翻译而默默无闻完全两样。这时的鲁迅对于从事文学充满自信又心志坚定，他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已是无可撼动。正因为这样，鲁迅要在《自序》里解释“《呐喊》的由来”。

然而，事后的追忆和整理免不了条理化，而条理化所关注的是大道理讲得通的那些部分，大道理触及不到的隐微的“小道理”就难以避免被过滤掉。这不是说鲁迅有意要隐瞒什么，内心里有什么“秘密”不可能被陈述出来，而是说当鲁迅回顾自己“弃医从文”之际，一些助推鲁迅走文学之路的重要因素完全有可能未被鲁迅意识到，即便意识到也没有办法被陈述出来，即便陈述出来也会被认为不合时宜。特别当它涉及个人隐秘的伤痛，更是像冰山水面之下的部分，不可能被一眼望到，所以它们没有出现在鲁迅的笔端。这可能是有意识回避的，也可能是无意识而未触及，总之自序里没有提到。鲁迅之走上文学的路是他已经说出来的大道理和有意无意漏掉的“小道理”汇通的结果，任何单独的方面都难以让后世的读者看得清事情的全貌。中国社会一直都是家道升沉无定，荣枯刹时霄壤，像“从小康家而坠入困顿”正所在多有，是通见的常态，而只有如鲁迅般敏感的心灵才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现代作家出自家道中落者大有人在，他们的作品也不见得对“世人的真面目”有多么敏感。日俄战争日本大胜，助推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氛。在此社会氛围之下，鲁迅说的那些影画，不独仙台播放，其他城市亦然，估计看过的留日生不止鲁迅一人，而只有内心楚痛和反叛心强烈如鲁迅，才导致摆脱学医这能确保将来家的生存的确定前程，走向前程毫无保障的以文学“唤起国民精神”的茫然事业的大决心，也就是读者今天认知的“弃医从文”。鲁迅人生路的改向，是客观境况与主观心灵碰撞的结果，更准确一点，是客观境况唤起特定的主观心灵而产生的。离开了特定的主观心灵，认为它就是客观境况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结果，这不是事物的全貌。鲁迅决心“弃医从文”之前塑造他的主观心灵的私人经验是什么？《呐喊自序》漏掉而没有出现的部分是什么？尤其是如果读者琢磨的不仅仅是鲁迅的“从文”，而且也包括鲁迅“从文”的姿态——他是以“复仇”的姿态“从文”的，那我们关注并探究鲁迅《呐喊自序》漏掉的人生和心理经验，那就不是多余的了。

一 

鲁迅的人生和思想成熟于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与革命的相逢恰当其时。虽然比孙中山、章太炎等首揭革命义旗的开山人物晚生十余年，但对于赶上这个正在成气候的革命浪潮，可以说是不早也不晚，机缘正好。鲁迅1902年3月赴日留学，二十一岁，时距辛亥革命的爆发尚有九年有余。日本又刚好是酝酿清末革命风潮的漩涡之地，如果鲁迅要做视死如归、以革命为职志的人，那真是可以用躬逢盛会来形容。他的同乡、为革命殉身的秋瑾比鲁迅才年长两岁，徐锡麟比鲁迅长八岁，一炸摄政王而惊闻天下的汪精卫比鲁迅还年少两岁。鲁迅与这些第一代的革命者是同时代人。不仅年岁相近，革命的情怀类同，就是人生的活动地域也都在日本关东地区。但是鲁迅成不了能实行的那种革命者。对于革命，鲁迅是“思想入党而组织入不成党”的人。因为实行的革命需要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式的决绝。鲁迅的人生不能那样决绝，他有思考，有顾虑，他成不了怀袖刀枪的革命者。根据沈瓞民的回忆，鲁迅到日本之后的第二年，加入“浙学会”。这是浙系进步学生组织鼓吹革命的团体。又过一年，加入了矢志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光复会”。然而鲁迅在革命情绪激昂的年代，依然是观察、思考、学习，他的行动是剪掉了那条象征满清奴才的辫子，今有断发照为证。断发的意义于鲁迅恐怕是“舒愤懑”多于加入“革命队伍”的象征。虽然加入“浙学会”和“光复会”，但始终未见他有什么奔走革命的举动。徐锡麟就义之后，消息传到浙系留学生的圈子，鲁迅有发电报谴责满清朝廷的提议，因意见分歧又终于不了了之。倒是秋瑾的就义长久地烙刻于鲁迅的心底，促使他日后写成震撼心灵的小说《药》。没有奔走革命的举动，没有从事革命运动的举动，又不可理解为鲁迅对于革命畏首畏尾。这是因为鲁迅对于自己与革命的关系有独特的领悟和思考，有独特的做法。人生路的抉择必得心志、才情与个人具体的周遭环境能够得到相为配合，才算踏出自己的路。鲁迅有革命的心志，有对自身才情的自知之明，这些都与个人的周遭环境不能配合，他对此有顾虑，这是他身处革命的漩涡而始终不成为实行的革命者的重要原因。

撇开对自己才情的认知，鲁迅做不成怀袖刀枪的革命者，与他的家庭遭际和婚姻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后者，鲁迅甚至不赞一辞，但越不见赞辞，就越见得此事在鲁迅人生抉择的关头有份量。他们甚至塑造了鲁迅人格的基本倾向。1896年鲁迅十六岁，父亲病逝。家庭关系是旧式的家庭关系，意味着鲁迅的母亲从此“夫死从子”；还有两个弟弟，鲁迅从此也要“长兄如父”。这两副“人伦的重担”，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得从此背负在肩。丈夫离世后，为妻为母最大的责任就是给做将来的家庭顶梁柱的长子说好一门媳妇。鲁迅母亲鲁瑞说的是朱家的女儿朱安，据说是由家族里面的人牵线。周家中落但体面，朱家小经商，也算是门当户对。周朱两家订婚最迟在鲁迅去日本之前确定，很可能更早。周作人1899年12月的日记提到他与朱安的弟弟一起看戏，那时鲁迅尚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十九岁。这样，母、未婚媳妇和两个弟弟，三副重担都要长子承担他们糊口的责任，更兼两个弟弟立身出世的担子也要他来背，合起来是一副不轻的“人伦重担”。虽然弟弟将来可以另立门户，但至少出身以前的教育和生活负担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看到鲁迅在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路上，一直跟随着一个浓重的实用谋生的影子，他学的都是将来可以吃饭的傍身技艺。他不能没有这样的打算。南京时期的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固然也是由于不收学费，但也不能说没有学门手艺好将来某个饭碗糊口的考虑。到了日本修过语言，主动选择去仙台学医就更是如此。西医由晚清传教士带进中国，如果孙中山算第一代学西医的人，那鲁迅就算第二代学西医的人。联系到鲁迅日后在散文《父亲的病》所描述的庸医收诊金的昂贵和“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的生活，就不得不承认鲁迅对生活出路虑事选择的周全。鲁迅自己没有说过父病延医的经历和仙台学医之间有没有很深的联系，但至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清楚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它在鲁迅的学业选择中起作用是毫不奇怪的。

1909年鲁迅黯然归国。在日本三年节衣缩食的“弃医从文”，以悲哀的“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告终。这短暂的反叛生涯让鲁迅得到一个教训，“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借此迅速回归通常的人生之途，在家乡教了几个月书就借了同乡朋友的力，谋了个教育部的差事，过起了上班办差、下班抄古碑的生涯。这段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鲁迅终于对母亲、朱安和弟弟有所交代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如父的长子”。他的薪水稳定、充足，可以供养母亲、朱安，还可以供弟弟读书。他对母亲和弟弟们有感情，有义务，而对朱安则是无感情有义务。综合起来，一面是义务，另一面也是骄傲。义务和骄傲合在一起，成果就是1919年夏季购进西城八道湾11号大宅子，同年底鲁迅回故乡将母亲、朱安和弟弟周建人一同北迁京城。周氏三兄弟其时各已成婚，其乐融融，短暂地同在屋檐下。1921年10月，三弟周建人搬离八道湾，远赴上海；1924年6月，与周作人兄弟失和，鲁迅“大家庭”的梦碎。将近十年前，我趁短暂逗留北京的间隙，前去周氏旧宅一探究竟。当我看到那个尚在拆毁还是保留未定之中的残破旧大宅，脑袋闪过一念问自己：新派如鲁迅居然还追求这样的大家族生活？大宅所映照出的生活方式，分明与新派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存在距离。这是一个新派人所居住的“旧世界”。婆媳的勃谿、妯娌的死缠、叔嫂的大防、兄弟的阋墙，这些旧式大家庭层出不穷的游戏，鲁迅居然也愿意忍受，他居然也存有兄弟成家而共爨的迂念。生活在这里的鲁迅是一个怎样复杂、既新又旧的鲁迅？不过，一想到他有早年丧父的哀痛，由于出生的排序，鲁迅早早意识到供养家人的人伦责任，与家人和洽地同在屋檐下生活，结成他内心的愿，所以才有八道湾的大宅生活。然而终究迈不过兄弟阋墙的坎，此是后话。鲁迅对亲情的观念虽迂也在人情之中，这是鲁迅不失人情的可贵之处。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明白鲁迅做不成实行的革命者的原因。实行式的革命，不但要求舍身，也要求能够弃绝人伦责任，或者对此弃绝意识到更高的“召唤”。鲁迅能够做到的是前者，做不到的是后者。正因为如此，即使鲁迅生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齐备的革命环境，他也没有义无反顾地投身奔走实行式的革命运动。

二 

鲁迅虽然不能弃绝人伦责任，但也不甘心就此被埋没在人伦的重压之下。他内心有一颗反叛的种子。种下这颗反叛种子的直接事件就是周朱两家联姻。鲁迅一生对此几乎未赞一辞，正应了不说的才是伤得最重的那句老话。这件事“难言之隐”的一面其实很好理解。虽为婚事的直接当事人，但在风俗习惯和观念上，当事人只是被牵连的配角。鲁迅对此心知肚明，他的意志被碾压无视，他又不愿意让母亲难堪，拂逆其意志。选择“走异路，逃异地”，算是表明心迹，也算是一条行得通的路。鲁迅对关系自己一生幸福的大事，不与母亲决裂而强忍吞下，这既有人伦血亲的力量，也有心灵生长成熟中的善良。无论如何，从默认的那一天起，鲁迅是自愿地默默吞下这枚将埋没人生幸福的苦果。最起码他是做了这打算的。在一个文明的曙色已经照进铁屋子微窗的时代，自愿选择被私人生活的黑暗遮没，这内心是何等的苦楚、哀痛。这苦楚和哀痛非当事人是体验不到的，而体验到的人则如扎心的绞痛。所谓难言，原因则在于此。

时代和社会的黑暗如果不是经过内心创痛的个人体验，就始终是一个理性的概念。而鲁迅不是经由纯粹的理性概念达到认知时代和社会的，他是经由内心的创痛而认识到传统积习的黑暗。自从他吞下这颗苦果，他就在内心搭建了一座经由个人经验沟通时代和社会的桥梁。鲁迅日后的文学创作既有个人体验的内心切痛，又有尖刻观察的深广幽愤，感人至深。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穿梭通行于个人经验与时代社会的两端。他1903年断发后在小照背面书赠许寿裳的七绝诗屡被引用：“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长期以来，这首诗被理解成作者的“战斗誓言”。其实深入到文脉的内部，就可知它是个人命运的感叹和不屈不挠意志的结合物。第二句和第四句自来并无异议，比较好理解，而第一句和第三句我认为是表达个人命运及其感叹。严格地说，诗的用典略有破绽，不算工整。古希腊人对两性爱情的神话解释被鲁迅用来暗示自己无从逃遁的联姻命运，而他与母亲赠予的那件“礼物”并无感情，只在无可逃遁的意义上相似于古希腊人的本意。典用得如此，未为安妥。1903年鲁迅二十三岁，涉世未深，更毫无“仕途”经历可言，典用来自《楚辞》的“荃不察”，似无从谈起。但身在排满革命的漩涡之中，若大丈夫愤然振作，则既有前贤可法，又有来者可追，有的是机会，他的天空并无“寒星”。何来“荃不察”？这句的所指显然也是个人体验，否则文意不圆融，典也无所安顿。如果不能“察”他的志向与意志的“寒星”落实为他生命中的具体人物，则非他的母亲鲁瑞老太太莫属。

由吞此苦果而瘀积于心的愤懑不时爆发出来，最直接和剧烈的一次是1919年1月。那时鲁迅已经加入《新青年》的同人圈子。他收到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的诗，诗题曰《爱情》。诗句戳到了鲁迅身世的隐痛。以下是原诗的一节：“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读后，感同身受，写下《随感录四十》，他感慨道，“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然而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鲁迅的这几句十足他自己的人生的写照。其时，鲁迅守着母亲所赠的“礼物”已有十三个年头，所忍受的创痛，远远超过作诗的那位“不相识的少年”。如果不是有此割心的痛，鲁迅亦断说不出这些刻骨的话。鲁迅的结论是，既然“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既然“人之子醒悟了”，那就要发出声音来，“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是的，鲁迅说得完全正确。这就是诗，这就是文学，而且是诗的正路，文学的正路——从沉默中爆发，从无形压力之下发出呼喊，反抗命运。鲁迅的这次“舒愤懑”完全印证了十八年前“周朱联姻”在他心头烙下的创痕以及他对命运不屈的反抗。对鲁迅走上文学道路而言，它远比《呐喊自序》明文写到的“由小康坠入困顿”来得铭心刻骨。它提供了反叛旧传统旧文化的源源不断的心理动力。

年谱显示1906年的夏秋之间，鲁迅来到了人生选择的十字街头。一面是母亲催促返国成婚，另一面是就此埋没，心有不甘。顺着学医的路走下去，即便顺利毕业成为医生，他的人生亦无非等同于养家糊口的工具。即便生活体面，上对母亲下对兄弟妻小有所交待，心头的郁屈还是无所抒发。这相当于让已经醒悟了的“人之子”钳口沉默，有冤而不得申，有屈而不得诉。鲁迅不甘心。与母亲的书信往来有几通，是否讲到弃读医科一事，文献阙如，今人不得而知。然而事实很清楚，鲁迅答应母亲返国成婚，又同时办理退学手续。鲁迅唯一提到当时情形的文章是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他口风严密，只讲事实，不讲原因：“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鲁迅不忍看老师的凄然，“便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说自己想去学生物。退学之于鲁迅，表面是“弃医从文”，实质却是反叛，他要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母亲既然将“一日戏言”当成儿子的“百年盟约”，“人之子”也决不要做主人栏里的“两个牲口”，甘心被硬生生绑在一起。命运是无可逃脱的，但命运也是可以反抗的。文学就是反抗。选择从文对于鲁迅的生命意义重大。它是逃出生天的出口，是生命价值的寄托。对鲁迅而言，这是一次精神重生的机缘。暗影重重的事件和幽微曲折的精神活动所导致的人生决定，怎么能说得明白给朴实到有点古板的藤野先生听呢？鲁迅对自己尊敬的老师说个谎话也是可以宽恕的吧。

事实证明，鲁迅《自题小像》沉重的命运感和悲哀感是准确的。它像不祥的预言，“周朱联姻”是个彻底的悲剧。诗最后一句的动词鲁迅用“荐”字。古往今来，中国人把所荐的称为牺牲，鲁迅下意识地把自己摆在祭台之上。他真正懂得牺牲的含义。据说大婚当日鲁迅在新房催泪到天明。新婚是有的，燕尔是没有的。婚后四天即携弟周作人重返东京。1906年的东京，热闹非凡。虽然中国大地还是死气沉沉，不过东京的中国人圈子却迎来另一番景象。但凡有中国背景的政治流亡者、留学生乃至侨居者，几乎都卷入保皇的《新民丛报》和革命的《民报》论战所激发的舆论热潮。激扬文字或者说舞文弄墨而可以吸引众人眼光，可以激起舆论，发动风潮，舆论骄子可以成为风云会聚的英雄，这是有史以来头一遭出现的现象。梁启超挟《新民丛报》，章太炎主政《民报》，观点针锋相对而皆一时风头无两。政治和文化形势的改变，导致文字的角色与传统社会大为不同而有了新的生命。鲁迅敢于办《新生》、弄翻译来作为人生的事业，想必对文字造就社会力量的形势改观有所观察，有所感触，因而不惜“以身试法”。形势的改变、东京的热闹点燃他敏感而反叛的心灵之火。

然而鲁迅还是失败了，他失败于不切实际的浪漫。他的文艺观不但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连他从事文艺活动的方式也是浪漫的。《呐喊自序》谈到这件十五年前的伤心往事，他的“反省”并不深刻。鲁迅大包大揽地将自己归究为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其实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要是新文学阵营里选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则非他莫属。鲁迅不是一个谦谦君子，他如此地“看低”自己，只是要用谦逊来表达对于过去的伤感。鲁迅固然是失败于没有“应者”，但究其所以应者寥寥的原因，则在于语言的失败。这和《学衡》曲高和寡的命运是同一类性质的失败——话语方式的失败。“人之子”是觉醒了，却用旧脑袋思考表达时用的书写语文，怎能吸引青年呢？思想是新的，语言却是旧的。谁与之共鸣呢？有多少人与之共鸣呢？思想也是要讲市场的。思想市场的决定性要素就是语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专业了，圈子小到不能再小了，读《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是觉得佶屈聱牙，更何况其时那些尚且年轻又有阅读饥渴的青年。文艺作品的主要阅读者历来都不是社会时代的思想先锋，而是芸芸众生。不是理念不好，不是思想不深刻，而是用了那时多数腐朽者和极少数先行者才精熟的语言。腐朽者不欣赏他表达的思想，而有可能接受其思想的芸芸众生却被佶屈的古文摈诸门外，《域外小说集》只卖出了个位数。上溯十余年，严复用汉魏六朝风格的古文译成《天演论》为士大夫所接受，也为更晚一辈者如鲁迅、胡适所激赏。时间只过去十余年，等鲁迅再尝试用古文译介欧洲现代文学，却遭遇文学的滑铁卢。社会真是处于急剧变迁中，文言的气数已是命悬一线。鲁迅弄文学，却没有捕捉到此中变迁的应有信息。他在语言上的觉悟连梁启超都不如。这恐怕与章太炎以古文为“国粹”的观念影响有关，等到鲁迅想明白新文学有待于现代白话文，那都要再十年之后了。

三

尝试的惨败伤得极重，直接被“打回原形”。1909年返国，上岸之后得装个假辫子戴在头上，更是“原形”的表征。鲁迅只好“走旧路”，即“弃医从文”之前那条“长兄如父”的路。不过鲁迅还是心有不甘，就像他在《野草题辞》形容的那样，“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鲁迅心底下的熔岩地火无时不在运行奔突。证据就是他既抄古碑又读《新青年》，以致钱玄同来访，他即知道这本杂志“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似乎命运比《新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时代确乎不同了。我相信将鲁迅从旧路拖回来，重新唤醒他的文学旧梦的机缘是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拯救了鲁迅。1917年1月胡适始倡“文学改良”，但《文学改良刍议》是用文言写的，陈独秀同年2月那篇呼应文章《文学革命论》也基本是文言，只有内中的警句是白话。但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改用白话。胡适那篇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8年4月。过了仅一个月，实绩就出来了，那就是鲁迅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样的节奏如果没有事前思想的交流和计划的安排，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呐喊自序》钱玄同访鲁迅的那一节完全没有提到对白话的议论，或许出于行文的考虑。要之，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一定议论到进行中的白话文运动。据鲁迅日记，钱玄同1月无访。1918年2月至5月，钱玄同，这位东京时代的鲁迅同学——章门弟子——十访鲁迅，有一次还伴同刘半农。“双簧”的两位主角都到齐了，不是《新青年》的事还能是什么呢？钱玄同劝鲁迅“做点文章”，想必不是劝鲁迅用古文做，而是劝鲁迅用白话做。他知道鲁迅有文学的旧梦，也知道鲁迅有文学的才华。

《新青年》的圈子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晚到者，醒悟较迟，行动也晚。然而一旦醒悟，行动起来，鲁迅却是最强有力的。大门一旦踢裂，鲁迅也是闯劲十足，贡献最大的。因为他有比同人里任何人都强烈的创痛感悟。虽然他不是首倡，但他却说出了所有创痛中最伤惨的感受：“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绝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假如读者在“太平盛世”看鲁迅这段话，很容易将它读成“激愤之辞”，然而只有深刻如鲁迅者，才能认识到社会裂变关头的真理：文言所表征的是一个旧世界，它不仅仅是其中一种语言工具那么简单；要远离旧世界，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是远离它的语言表征。

将鲁迅放在《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学运动范围内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双重拯救的现象：新文学运动拯救了鲁迅，而鲁迅也拯救了新文学运动。这后一方面过去得到了充分的论述。的确，明眼人都可见得鲁迅做出了新文学最大的实绩。自鲁迅一鸣惊人，持任何观念和立场的人都不敢小觑白话新文学。设想一下，如果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只有《尝试集》《终身大事》而没有鲁迅，那新文学在世人眼里将成何等模样？可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青年》成全了鲁迅，拯救了鲁迅。没有胡适等倡导并躬行白话文学，那世间就只有周树人，没有鲁迅。周树人成长为鲁迅，钱玄同及《新青年》先驱之功不可没。当年的真相并不仅是《呐喊自序》描述的钱玄同夜访请鲁迅“做点文章”那么简单。正是胡适等所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挖掘开了重压下的层层厚土，透出气孔，使运行奔突于地下的鲁迅心中的熔岩地火喷薄而出，蔚为现代白话新文学的壮观。《新青年》白话文的倡导让鲁迅有了新的视角反省十一年前办《新生》以古文译介欧洲现代文学的失败缘由，明白现代白话与新文学血肉相关，懂得新思想有待于新语文的道理。

鲁迅的《呐喊自序》解释自己走上文学之路，所说言之成理，但也有重大遗漏。当然鲁迅也没有义务替世人认识自己“弃医从文”的真相，说出所有的一切。人的心理是一个幽微丰富的宇宙，即便是当事人也未必能洞察导致某项选择的心理动力。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鲁迅是有意隐瞒还是失察，不过最痛的是不说的或者说不出来的这种现象，在人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尤其联系到鲁迅是这样一个极其擅长由内心体验而联通现实世界的作家，他的小说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若说仅仅出于时流的激愤，那不能说明问题，其中必有深创的内心体验。如他《狂人日记》第一声呐喊，从“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看出其实只有两个字——“吃人”，难道不正是他自己人生的痛切么？将两人像牲口一样绑在一起结婚生活，不就是“吃”和“被吃”吗？鲁迅比其他新文学作家有文学才情，这没有错。但他还有一样与其他新文学作家不同，他的人生更加创痛。也许是痛切到无法在自序里说出来吧。

作者简介：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1980年大学毕业后迄今，工作分为三段。第一个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第二个十年在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重回母校中文系任教至今。任教的专业单一而治学兴趣“驳杂”。先后出版的著作有《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两著均与刘再复合写；还有《边缘解读》《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口述与案头》《秦征南越论稿》《诗志四论》等。除了在专业期刊发表文学论文外，也简中笔涉历史，如在《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先后发表《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征服与绥靖》等。

本文原刊《大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