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两大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两大战略对应两大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长三角——体化江南文化。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发动机。如何从文化角度呼应总体国家战略设计，是本文用心所在，也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未来走向的一次探讨。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各有个性，各有天地。表面看均受海洋影响，但文化性质迥异。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对话比较有无可能性？探究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是本文的学术目标。

关键词：岭南文化；江南文化；国家战略；文化比较；对话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新实践。中国两大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两大战略对应两大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长三角一体化——江南文化。在此背景下讨论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比较对话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1

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

由北向南千年培育的结果

所谓“江南文化”历史上涉及领域不小，边界并不十分明确。比如江苏，亦分南北，南北之中的南京可为例子——南京人不认为他们属于江南。目前公认太湖周围一带属于江南——苏南的无锡、苏州、常州，还有扬州——是江南的核心地带。上海近代崛起，对江南文化产生大的推动，也为它带来一些新质。浙江因为有了杭州，进入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境界，历史上文风浩荡，与江苏同称“才子之乡”，习惯上也是同气相求，誉为“江浙”。不过，我们可以暂时不必纠结地域边界，把注意力更多地关注江南文化的特征与内涵。

中国文化有一个“北上南下”发展轨迹，到南宋以后彻底“南方化”。南来北往中，江南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这也是江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重要原因。比如，江苏有一个明显特点——“才子文化”，其乃中国科举制度最为彰显的地区，中国科举博物馆建在南京，可谓合乎情理。江苏与浙江在历史上的进士数量，一向高居榜首。当代中国两院院士——江南占80%，也是最高的。明清之际，江浙一带高度发展，科举也登上顶峰。再往前，南宋时候，仅苏州地区就占了全国税收的八分之一，物产丰富，富甲天下。江苏可谓人文荟萃、底蕴深厚。

相比之下，广东在张九龄开通梅关古道以后，开始各方面大发展，第一位状元就出现在唐朝。科举考试在中国几乎是读书人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出路，而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成了“文人文化”。江南贡院曾经是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鼎盛时可纳二万余名考生同时开考，为全国贡院之冠。难怪一位江南作家有名言道：“科举是第五大发明，一千三百年承传，清朝取消，国就亡了。”加之江南故国，十朝旧都，绝代风华，千年培育，蔚为大观：江南核心，江苏浙江；江南水乡，诗书传统，古代状元人数为中华之首；文化繁盛，遍地精英；名美镇，名美食，名美物，名美景；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丰富。

2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

结构多元、独树一帜

岭南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五岭之南，南方的南方。五岭一词，两千多年前《史记》中已然出现。岭南，北枕逶迤五岭，南临浩瀚大海。实为“以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的人间乐土。[1]岭南大致指广东、广西，以及越南一部分；再包括海南——海南建省以前长期隶属广东，其文化也与粤西密切相关。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岭南文化中的广东文化。或者说，以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文化为主要关注对象。

世界上许多事物，当其呈现不同侧面——尤其是看似矛盾的不同指向时，常常是最具魅力的，内涵也会因此而倍加丰富——广东文化恰巧如此。应该说，涵盖广东文化的岭南文化具有看似悖论的两大特点：与中原、荆楚、巴蜀、吴越江南文化长期整合，慢慢成型；同时，由于文化结构复杂多元，地域特色鲜明而独树一帜。奇妙之处还在于拥有一个双重性：封闭性与开放性。五岭与大海一道形成地理障碍，使岭南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广东人很早就开始探索海洋，随着航海造船的进步，逐步走向世界。在封闭性中又具有开放性，看似矛盾，其实相辅相成。海上贸易至秦汉始即培养了广东人的商业传统：“广东富盛天下，负贩人多。”。雍正皇帝也因此斥责：“广东本土贪财重利，多将种龙眼甘蔗烟草之类，致民富而米少。”因此，广东“被推为华商之冠”，经商已然成为广东男人气质之一。[2]

广东与广西关系融洽，但生意多让广东人做了。广东人去广西买米再转卖天下。即使明清海禁之时，仍有粤人铤而走险者下海贸易，成为巨商。大批广东人出洋谋生，对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少有拒斥。尤其到了近代，反传统超前意识凸显，与古越族的遗风旧俗奇妙并举。这恐怕也是深知中西文化交流益处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北方与南方》[3]一书中对中国人反思却意外地高度评价广东人之缘由吧？或许身为福建人的林语堂因地域近邻而能读懂广东人。简言之，广东人不受中原儒家正统学说束缚，不受“父母在，不远游”观念限制，闯大海，闯世界，并由此抵达开拓进取的人生境界。

2003年，笔者第一次访问珠三角江门的开平碉楼，惊叹于碉楼的中西合璧，一座座碉楼颇有些不协调地静静矗立在田野村落。知闻开平碉楼入选广东唯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第一反应是：外国评委看重其中西交流特征。同时心中愤愤：依旧是一副“欧洲中心论”眼光。我的迷惑还在于开平碉楼里看到的两幅放大照片：一幅是北美甘蔗林里带着镣铐的华人劳工，衣裳褴褛，不堪折磨；一幅是上百男青年聚集在开平码头，准备随海轮赴国外务工，其人群蜂拥，表情跃跃欲试。——二者传达了完全相反的历史信息。难道码头是骗局，镣铐才是苦难真相？十年后，我在《广州文艺》杂志主持《广州人，广州事》专栏，一做就是六年半，大量关于广州的信息使得疑惑渐渐解开。一个结论清晰地跃入眼帘：广东，离大海很近，离世界不远。而碉楼恰恰是面向世界的物证，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两张照片又均为事实，同时展示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一枚硬币的两面”似无法囊括：一个多边形立体的多面，无数个交错的意外，亦或是并不意外的历史交错。比如海外移民，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情形，甚至截然相反的结局。

2000年以来，“北上广”再加上深圳，一线城市构成热点话题，其中广州地位始终被质疑或“唱衰”。北京首都地位不可撼动，明里暗里较劲的就是上海、深圳，现在又有杭州、天津、重庆、武汉、成都等城市，大家都急不可耐地要跻身一线城市，不争面子争口气。2016年，一张邮票选了“北上深杭”四地风景，广州一些文化人不乐意了，并且埋怨：广东本地人“不争气”还不要紧，“不生气”才是麻木。笔者在广州老城荔湾区开会，听到一句话非常入耳：从从容容生，淡淡定定活。网上热议广东人之淡定——举例为腾讯微信总部曾经落户广州珠江电影厂对面“TIT”创意园。据说当时微信总部连牌子都不挂一个，平常安静如中低价位花园住宅区，谁料到卧着一条大龙，身价连城却素面朝天。对于广州人不争态度，有人认为：老广从不稀罕荣辱，一向处变不惊，既为南大门，有风自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文化人急，与老百姓关系不大，茶照饮，地球照样转。也有人认为：这恰是广东性格，宠辱不惊，不卑不亢，淡泊自在。

2015年以来，广东财经大学社会系师生在顺德乐从镇的鹭洲村与沙滘村，对当地的华侨问题展开田野调查。这种“不放过每一片树叶”的乡村行动，从田野起步，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求真相，不受限于当下流行观念，竭力回到历史现场。田野报告凸显了一个事实：事实基于爱国华侨资助乡民向海外求生存求发展；观念基于他们对国家边界的多重选择。世界、非洲、生存国、故土祖国，均已纳入生存活动区域，同时亦进入观念视野。麦思杰博士团队的调查中，有一位华侨堪称典型：即广东乐从沙滘村近代著名“侨商”陈泰（1850—1911）。陈泰最初在马来西亚挖矿致富，后回到沙滘村定居，他将三个儿子派往南洋、马达加斯加、留尼旺从事贸易活动，还大量资助族人在不同的地区投资贸易。在陈泰雄厚资本的支持下，沙滘陈氏族人的生意遍布南洋和东非。人员、资金、商品在这个以沙滘为中心的网络里来回流动。沙滘西村也因此成为了乐从远近闻名的富裕之村。由此可见，几百年以来，广东人一直向海外向世界流动、移民，谋生存、求发展。可谓“凡有日影处，皆有广东人”。[4]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具说服力。即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的广东台山，它不但在海外移民与本土居民人数的比例上全国领先，而且曾经是最早的国际化区域。台山被称为“小世界语社会”，台山话夹杂英语成为习惯，台山人钱包里装着“万国货币”，历史上曾有台山一县侨汇收入占全国侨汇三分之一的盛况。不仅如此，广东还有潮州的侨批、汕头的开埠、广州的十三行、黄埔古港、珠海的容闳、客家的下南洋，等等，不胜枚举。广东人的视野早就面向大海，广东人的足迹早就遍布世界，所以，他不会目光局限故乡，他不会纠结与一时一地的毁誉得失。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广东人特有的从容与淡定。明白此道理，将倍感“广东社会”精彩的一面。同时，也将其视作广东文化独特的一份魅力。

岭南文化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有大文化，也有小文化。宏观微观，千变万化。比如，广东粤东的潮汕，自古有潮州八郡之范围，文化是一体的。而现在列入潮汕的汕尾，则向来不是潮汕文化的范围，汕尾是化外之地，海陆丰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敢作敢为，民风彪悍，汕尾自有文化个性。走私、海盗的民间传统相当丰富，海盗在广东绝对是个重大题材。广东文化的气场强大：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这个省，把所有人变成广东人。——如此磅礴大气，表面不动声色，内里坚忍不拔，就是它的特殊之处。外来的文化过了五岭，就慢慢演变为广东文化。广东先秦以来的百越文化沉落在底层，仍然在发酵，或隐或现，产生影响。所以它既是相对封闭的，同时也是开放的，因为这里的人更多的不是向北方，而是向世界看。你跟他说天津、北京、秦皇岛，他说：好远！你跟他讲马达加斯加、南美、关岛，他说：很近！本土的广东人大多有海外亲戚。在广东常常听到一个类似说法：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一个江门，海外一个江门；海内一个台山，海外可能会有好几个台山。——它在外面的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比如说他的爷爷奶奶在马来西亚，他的父母又跑到南美去，而他留在中国。因此，他的内心有多重逻辑。其优点就是“向外看世界”。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广东这个地方虽然都是外来人口多，文化结构多元，但地域气场强大，文化独树一帜，明显带有海洋文化气质。上海也有海洋文化气质，但与广东有何异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何不同遭遇？恰恰是构成具有难点的研究课题。

专研岭南文化的学者陈桥生写道：“中原文化视尧舜周孔为正经，佛道为异术，岭南则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博取众善以辅其身，没有固执拘泥，择其善者而从，思想自由开放，兼容并包。”[5]岭学前辈刘斯奋则将岭南精神总括为“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三不主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6]

但是，恰恰当中原文化比较虚弱的时候，它就北上进一步补充。广东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中华主体文化缺少的一些元素。[7]

3

两地文化交流对话的意义与可行性

江南之地是中华文化培育几千年的重要区域，由北向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文化交流碰撞几千年，江南成为北往南来最为深厚的积淀区。从吴国、越国到六朝古都、南宋临安、明朝南京，几千年儒家道家佛家，加上整个西北、中原文化的支持、熏陶，江南文化愈加成熟，风姿绰约，蔚为大观。杏花春雨江南，已然成为中华雅文化以及斯文传统的代名词。我赞成这样一种说法：江南是北方南方文化交流碰撞积淀最为丰厚的区域，也是斯文传统的标志。与此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同样意味无穷：岭南，尤其广东，是中华文化由北向南流动的最后一道堤坝。所谓：“南宋之后无中华”也从一个悲观的方面佐证了这一说法。但是，两地文化与政治经济也有不同的起伏盛衰，其内在原因是什么？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是值得追问的有魅力的学术问题。

以《山坳上的中国》一书风靡海内外的中山大学教授何博传，早在2004年就撰写了《珠三角与长三角优劣论》，具体比较了两大区域的优劣势。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流域经济时代过去了，中国3000年的农业发展史正式转向，其中海港的地位上升，珠江口因此成为重要的对外窗口。两相比较，长三角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人才素质高。院士、重点大学、国家级重点专业等分布数量远超过珠三角。但珠三角的优势在于外地人才大批涌入，以跨省区计，当年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外地人才进入珠三角。珠三角，外地人数量大，除经济原因以外，还与外地人同本地人的文化隔阂相关。[8]这里，就涉及文化问题。从1994年广东提出“珠三角经济区”，2003年提出“大珠三角经济合作”，再到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所有的努力，其实都落在“整合”二字。这种整合既是政治、经济的，也是文化的。

因此，岭南与江南的比较，既有历史的基础，也有当下意义。当代学者就不断地从历史发展中，寻找岭南文化地位提升的理由。比如，文化学者曾大兴就认为：纵向地看，岭南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土著文化阶段，秦汉至晚清的贯通南北与融合中西阶段，晚清至今的引领时代潮流阶段。并高度评价近代以来广东的崛起乃岭南文化的一种胜利，也是世界范围的大势所趋，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9]

广州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比较起来，广东的海洋性要超过江浙，它的外向型经济也超过江浙。广东的特点在于：更多地体现经济世界一体化。广东虽然在文化深厚方面可能不及江浙，但它的文化特性不差江浙。这就可能从两个地方构成彼此平衡。倘若将其视作天平，彼此对等，将有利于进行交流对话。

在这种交流对话过程中，还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意义：

首先，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先锋性和未来性的两大地区的文化交流。将来中国要产生思想家或者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可能不是在北京产生，更不可能在边远地区产生，有可能在长三角、或珠三角、或粤港澳大湾区产生。所以，中国人在转型社会进行中，一定是要面向未来。而在面向未来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获得经济指标，同时也要获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观念。这种新的生活、新的观念，将在“90”后、“00”后——他们身上出现新的文化。我们研究“80”后、“90”后、“00”后，其学术使命是：沟通几代人。

我们应该确认一种基本态度，所有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进行比试抑或打擂台的企图，均不可取。我们是站在中国乃至世界视野下，去研究这两大地域文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然后，试图把它们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未来的新质恰恰可能出现在这里。我们自信地认定：这两大地区将引领中国未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发展方向，我们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交叉点：既有过去，也有当下，更有未来，去研究这个大问题。我们每一位研究者，即使拥有地域标记，都不应该带有地域局限，更不应该带有地域的狭隘胸怀。重要的不是追溯谁更玄乎更深刻更有份量，共同的使命是拥有中华文化的大视野，去研究与展望它未来的方向。

其次，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拥有不同性质、个性以及历史轨迹，在两者的比较中，将出现许多值得探究的学术问题。当我们写下一个“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交流的历史可能性与未来走向”的类似话题，其实也就认定了两者交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可以持续发展的工作。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中，不停地观察思考上海和广州——在不断的比较中彼此深化认识。

4

两地文化比较应该具有广阔视野

近年来，国内思想史研究大大拓展，清楚地意识到思想史研究中，精英与民众、中心与边缘、文本与实践的分野。在惯常的精英视角中，文化思想的“古层”以及“执拗的低音”往往被视而不见。恰如耶鲁大学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言，历史亦具有“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两副面孔。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所描述了一个“青蛙争鸣的夏夜荷塘”：这个典型的情景中一个规律洪亮的声音，也就是“典型历史”压抑了其他的蛙鸣，即“边缘历史”。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整体了解——就在于倾听各种青蛙之间的争鸣与合鸣，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学者葛兆光进一步认为要尽量恢复历史的全貌，不扬善不隐恶，比较全面地让人知道什么是文化的真相。同时，我们要清醒意识到：原有的思想史描述，往往过于精英化和经典化。其实经典本来不是经典，是一个重新逐渐经典化的东西。而那些没有被经典化的思想，可能就边缘化私密化乃至世俗化了。总而言之。我们在两地文化比较研究中，应当接受这样的一种追溯文化真相的宏阔襟怀与广博视野。[10]

陆铭的新著《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是一部回答中国大城市如何发展的学术著作。全书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并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谓城市病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外来人口给城市的承载力予以巨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假象。他认为，世界的经济、人才、物流和人们的幸福生活，都集中在大城市，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符合人性的。从经济地理地图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仍然没有达到极限；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是很大。经济学家用夜晚灯光的亮度取决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空间集聚”的现象，形象地说明全球的经济活动，一向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中国大城市生机勃勃，其包容性就在他的就业创造。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广州，仍然具有大容量的发展前景，而且外来的人口并非负担而是财富，城市人的养老，包括下一辈的养老，都需要不断补充年轻的劳动力。一句话，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大城市有很多好的发展前景，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业企业更多，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更大，公路更多，集中居住的排污更少。同时，在大城市可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问题，可以让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在大城市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大城市的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又可以产生一种良好的互补。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好，信息交流更快，大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大型商场，以及各种基础设施与文化设施，既可以满足市民受教育的需要，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从物质到精神的。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将随着城市化率提高，因为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只有大量的市场需求，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够得到平台和机会。[11]

不必讳言，我们在城市里也看到歧视的现象，看到了不同阶层的固化，而且户籍也制约了消费，城市的身份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是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我们不能因为城市的拥堵、以及环境等问题而取消大城市发展。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一系列数据，出人意料的表明，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小城市，其发展承载力远不如大城市。毫无疑问，作者陆铭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新著无疑是一曲都市发展的欢乐颂。而江南文化对应的长三角、岭南文化对应的大湾区，正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地域板块。

法国艺术史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提出所谓“三大支柱”研究艺术史，即种族、地域、时代。[12]用此理论观察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可以打通历史、种族、文化、艺术、地域、社会、环境、氛围、时代、心理、民风、民俗之间的隔膜，尽量从整体去把握一个地域的文化。爱德华·W·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的“对位法”的“对位研究”方式或许有所启发。他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13]萨义德把这种对位性的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通过考察“我”与“他”的相互塑造、相互建构的关系，来认识他们的文化身份。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也许江南与岭南，一个南方，一个南方的南方，并未形成对等的“对位”，也许两地文化的互动交流并没有我们了解的那么充分，也许两者之间历史文化种族地域尚有天壤之别乃至看不见的鸿沟……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挡我们的跨界，因为，时代已然不同。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的《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年在美国的研究困境不可能重演。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互联网联结，人类向外与向内视野的拓展，让偏见与歧视逐渐云消雾散，让跨界与分享如虎添翼、水到渠成。同时，我们的跨界研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意义：有效抵抗世界一体化与大数据时代的负面效应。即所有地域文化同质化导致一个结局：所有的文化差异在冰冷的数字编辑与控制中走向消亡。

给予我们信心的还有近代以来，岭南文化不断提升地位的现实，其中广东尤其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一直处在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特殊位置。2018年，全省生产总值跃升到9.73万亿元，今年预计可突破10万亿元，连续30年居全国前列；进出口总额7.16万亿元，连续33年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区域创新能力、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均跃居全国第一，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到31微克/立方米，成为我国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创新大省和全球重要制造基地。[14]认真研究地域文化与历史机遇与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时间和空间的匹配，也是广东留给学术界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一）上海与广州

通过以下表格与数据（表一），我们可以更清晰直观地看到我们重点关注的两座城市与两大区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从地理区位看，两个城市都位于大江入海口冲击平原上，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占土面积小于广州，但总人口数量却超过广州近千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比广州多出500多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比广州多出400多万人。从经济角度看，在全球城市竞争力上，上海高于广州；中国城市竞争力方面，两个城市紧挨在一起；2018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广州近1万亿元，经济体量比广州大，但广州人均收入高于上海2万余元，民更富。从商业角度看，上海在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百强互联网企业数量及外企企业数量方面都远超广州，而广州在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则超过上海。

文化方面，上海是江南文化特别是海派文化的核心，广州是岭南文化特别是广府文化的核心。虽然广州高校数量与在校生数量略多于上海，但在文化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上，上海多于广州。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两个城市的别名中窥见两个城市文化的差异：上海别称魔都、上海滩、东方巴黎，商业色彩浓厚，而广州别名羊城、穗城、花城，多与动植物、与日常生活有关，上海的繁华是外露的、张扬的，而广州的繁华是内敛的，日常生活是它的基调。

（二）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数据（表二），将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这两个中国最富裕、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经济两大“引擎”进行对比。

从地理区位、人口数据对比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皆位于大江入海口冲击的三角平原上，长三角城市群数量为粤港澳大湾区2倍有余，国土面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4倍，人口为粤港澳大湾区的2倍。从经济角度看，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为长三角一半，但人均生产总值比长三角高出近2万元，粤港澳大湾区万亿元城市数量比长三角少，国家级自贸区比长三角少，但证券交易所数量及文化产权交易所数量高于长三角，重要功能性组织数量两个区域相当。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为长三角的一半，但人均收入更高，各类交易所数量也超过上海，商业交易比长三角更活跃。从文化角度看，长三角地域文化以江南文化为主，也包括了海派文化、金陵文化、吴越文化、淮扬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等地域文化，而粤港澳大湾区以岭南文化为主，融合了殖民文化（香港、澳门）；粤港澳大湾区“985”“211”高校数量虽不及长三角，但不包括香港、澳门部分高校，而港澳两个地区的高校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国际上。

关于这两个地区的一些比较以及相联系的地方，可以从以上表格看出端倪。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比较中提出一些概念：

它是令人瞩目的国家战略。

它是中国经济最富裕并具有潜力的地区。

它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思想、文化、艺术最活跃的地区。

它是中国现代史以来与世界发展中联系最多的地区。

它是中国当代产生创新人才与创新观念和产品最多的地区。

它是两个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最多的地域文化：全新大范围交流将促进文化获得大量新质，有利于文化转型去适应新的时代。

道路还长，方兴未艾；我们满怀信心，我们孜孜以求。

注释：

[1] [清]潘耒：《广东新语·潘序》，《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2]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1～16页。

[3] 林语堂：《北方南方》，《吾国吾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4] 陈祖瑛、麦思杰：《回归社会网络研究华侨——顺德乐从华侨史调查研究体会》，《人文岭南》，2017年3月29日，第69期。

[5] 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6] 林岗：《史实与文心》，《南方日报》，2019年9月1日。

[7]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532页。

[8] 何博传：《珠三角与长三角优劣论》，《广东九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9] 曾大兴：《岭南文化的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10] 唐小兵：《反潮流的思想史写作》，《读书》，2019年第8期，第98页。

[11] 陆铭：《大国大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12] [法]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2页。

[1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9页。

[14] 马兴瑞：《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参考文献：

[1]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1～16页。

[2]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532页。

[3] 曾大兴：《岭南文化的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4] 陆铭：《大国大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5] 林语堂：《北方南方》，《吾国吾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6] 江冰、张琼主编：《回望故乡——岭南地域文化探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7] 江冰、贾毅主编：《都市魔方》，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8] 曾牧野：《话说岭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曾大兴：《文学地理研究》，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

[10] 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江冰：《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12] 江冰：《老码头，千年流转这座城》，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

江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现为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