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安然，满族，诗人，编辑。出版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获《草原》文学奖•诗歌主奖、《诗刊》李杜诗歌新锐奖、《封面新闻》年度诗人奖等。

创作谈

诗歌创作的持续突围

□安然

我无心成为诗人，却在成为诗人的路上越走越深。面对写创作谈，我似乎无话可说，比起真正的诗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既力不从心，又乏善可陈。那么，我先谈谈自己心中的理想的诗歌样子。

一名女性除了要有美丽的外表，还要有深刻的内涵，这是古往今来人们对秀外慧中的理解。诗歌就像一名女性，只有外在而无内在，只有内在而无外在，都不会被完全认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两全其美就不是美的，如果能具备一种，也算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成功。一个人能将诗歌写成其中的一种模样是很难得的，这一定是花了很多功力。古往今来，人们对审美的标准五花八门，这与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唐代的美是胖，谓之丰腴美；当代的美是瘦，谓之为骨感美。但不置可否，诗歌的内在和外在一样重要，其功能也往往取决于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更偏重于哪个方面。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有人用它记录，有人用它抒情，也有人用它享有名和利。诗歌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的政治对人类的发展历程进行有效的抨击。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惯，虽然一些人在学校里被迫接受他国语言的学习，但不难发现一些诗歌的译介工作仍在维持本民族的语言惯性。在俄语诗歌中，“耶夫雷”被使用的概率极少；在英语诗歌中，“狭向”使用的次数很少；在汉语诗歌中，古语和古语修辞被使用的频率极多。中国诗人向外国诗人借鉴或临摹写诗的技艺，但也在尽全力保持着汉语的魅力，小心地处理情绪，词语之间的变换组合不仅表现出诗人的情感，更能体现出诗人的伦理指向和价值追求。尤其是汉语诗歌，中国的成语、歇后语、历史典故比比皆是，如何在诗歌中恰当使用成了诗歌写作的新方向。所以，诗人批评家叶芝和米沃什，在诗歌中探讨宗教和哲学问题；扎加耶夫斯基所赋予诗歌的国家政治命题；阿赫马托娃在一首诗的最后一行或最后一节诗中制造强烈的冲击效果。

诗歌功能的有效形式应该是一种高级的表达。高级取决于一个诗人对过往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看待一个问题的深度，没有渊博的知识和尖刻的视角也无法实现诗歌的高级。精英诗人和流行诗人的区别也在此。我会强调诗人应朝精英诗人的方向发展，而流行诗人似乎只能停留在某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流行诗人的作品所起到的社会功能，流行诗人往往可以更加形象地呈现当下，描绘当下一些人的想法和社会认同。当代诗歌在网络时代大放异彩，不同形式的诗歌样态在各类自媒体平台逐渐表现出来，通常下半身体、器官体、青春期体的诗歌较受关注，同时也在被一些人诟病。从出版的角度看，这类诗歌很难集体走向受众，但这类诗歌一旦进入市场可能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这样说是因为从古至今人们都在食色的社会中生存，而大量的吸引眼球的、具有刺激性的内容会在短时间内受到关注，又会在短时间内被抛弃，就像一些新闻事件，因为诡异、惊悚等因素，在满足了人类的猎奇心理后，就会被迅速遗忘，所以这类新闻事件并不会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产生它应有的效应。作为成熟的诗人，应该注重诗歌的历史效应和社会功能。在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些人成了流行诗人，因为流行就是流量，就是知名度被无限放大。精英诗人的作品不再追求技术的完成度，也不再在意意象或事件的描述过程，因为精英诗人已经对所谓的诗歌创作技巧驾轻就熟，能够像武侠小说中的风云人物灵活使用手中的刀剑。

我更喜欢艾略特、瓦莱里、曼德尔施塔姆、奥登、布罗茨基、悉尼等诗人批评家的作品，因为他们在书写现象的同时，时刻揭示着本质。说到现象，诗歌的技巧属于现象的问题，诗歌的风雅颂被一些诗人理解成修辞、意象、意境等诗歌技巧的融合。我认同这样的创作方式，同时也在回避千篇一律的技术追求，有时严格的韵律带来的因袭嫌疑是令诗人痛苦的。相对于成熟的作品，除了具有美学的指向性，还要在不同的程度体现韵律、措辞、思想和社会道德。我对诗歌表象的呈现有持续的追求，同时也在追求一种关于民族性的永恒的记忆功能。我想诗歌应该在它应有的样子下，记下这个世界该有的样子。

接下来，谈谈现阶段我的诗歌棱角。对于过去完成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柔白而骄矜的孤》的创作，是我不断练习诗歌创作技巧的见证。一个好的诗人永远在阅读、思考和练习之中，他们每一天都在想着如何饱满自己的诗行，他们不断推翻不断探索，诗歌的熟能生巧无非是反复的练习，之后其义自见。在当代诗人中，诗坛的诸多老戏骨的创作数量同样可观，一定数量的诗歌作品和持续性的思考确实保障了诗歌技艺的完成效果。我很难想象初初就能把诗歌写得美妙绝伦的人，那一定是天才，因为他一出生就知道什么是诗，如何写诗。但于我，确定没有这样的天赋，这就需要自己持之以恒的阅读、思考和练习，所以是持续的诗歌阅读和练习推进了我的诗歌创作。一首好诗的诞生难度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必然是量的积累，偶然是情感在瞬间的突围。

诗歌的每句话都萃取了生活的精华，是一种高度凝炼后的陈述，如何在一两句中表达出高度的社会认同，成了一个有方向的诗人面临的创作难题。《北京时间的背针》《柔白而骄矜的孤》这两本诗集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我对诗歌的努力靠近和试图作出的转变。对于表面问题的陈述，诗歌技巧的运用，以及对作品表达力的加深，我尝试紧凑的节奏和生动的意象，用简短的句式表述各类事物和事件。

诗歌的创作对诗人的要求可以说是零门槛，但对一首好诗的要求却是要具有军事家的战略、哲学家的思考、史学家的知识和文学家的情怀，等等。我的诗歌需要朝着这个方向，这也包括我的阅读视野、知识储备、思想深度、价值取向、人生格局等，都需要自己在各方面的提升，如此，诗歌方能提升。语言的艺术是美妙的，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它有着守旧和创新相互冲突的表达形式。在阅读萨拉蒙的过程中，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想象；扎加耶夫斯基那种对世界“形而上的战栗”；阿赫马托娃那种因对爱情的执着而造成的精神加速，等等。

谈完诗歌练习和诗歌语言，就要谈诗歌的内容。诗歌的内容是一首诗歌能否走向读者的关键。哲学诗、宗教诗、史诗等在内容上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子宫诗、乳房诗、性爱诗等也在内容上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关注。那么，诗人写什么成了一个诗人不断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内容可以长存，可以走向世界？人类面临的问题千千万，那么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作为诗歌书写的对象呢？我出生在赤峰，体内流着满族人的血液。现在我把这样的满族元素注入我的诗歌，使它们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满族人历经三百余年，从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跻身于历史和文化都先进的民族，得益于满族同胞的吃苦精神和学习精神。作为一名习诗者，有必要用满腔的热忱书写自己的族史。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应承载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异质性的东西，而民族性恰恰能诠释这样的差别。《满族记》是我接下来诗歌写作的主攻方向，它们源于白山黑水，将鸦雀奉为图腾；它们跟随女真人的脚步，住口袋房，睡万字炕，吃二八席；它们信奉萨满，在索伦杆下祭拜天地。我的诗歌将会书写更多关于祖先，关于一个民族的记忆。这是一个全新的写作主题，为此将会用掉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写诗的人应该努力接近诗人的样子。

评论

在词与爱的交融中确立诗的向度

□刘波

诗人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而从“向死而生”的方向看，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字的王者？安然在新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中做尽了一个王者的梦，她扮演了词语施暴者的角色，时而悲壮，时而飘逸，最后都归结为爱——对自我和他者的爱，对生而为人的爱，对一切被恩赐的命运的爱。

一、草原抒情者的乡愁

作为一个抒情者的形象，安然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大气、磅礴和凌厉，这从地缘关系上说，还是在于她身上带着北方女子的豪迈，正因为那种根植于广袤草原的开阔，她必须以强大的抒情才能保持诗的势能。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安然的写作，还是可以归结到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的那句经典之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只要一下笔，就回到了故乡。我相信，安然的写作也是在这种本能的释放里获得了探索的契机。她曾写过一首诗，带着某种逃离的意味，“这些年，我意志坚定奔向南方/故乡的风凶猛彪悍，携沙带尘/在大牧场耀武扬威/牧民都怕它，我也怕/每年春天，它会吹断电线网/吹散羊群和草垛/吹走我的草原，只剩裸露的黄土/在荒凉的四季呜咽/我害怕，躲到山城和羊城”，就是因为害怕故乡的风，她选择了逃离，而逃离之后呢？随之而来的转向，是一种念想又将她带回了故乡。像诗人写《夜半思》那样，“我想念那里，天空就下起了雨/我写几次那里，我的心就跟着痛”，当她以穿越性的言辞重新诉说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时，所有的解释都可以叠加为孤独。

诗人对于故乡的执念并不是停留在空想中，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呓语和呐喊，正是潜意识里的召唤。当安然的草原故乡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北方地域风貌进入诗中，她不是将其当作空泛的象征，而是更为切实的精神根据地。在不同的精神坐标系上，诗人以诗的方式向故乡致敬，这也是安然为自己设置的精神堡垒，当然，她也不用时刻想着去跨越它，她能做的就是在诗的精神旨意上维护它的神秘。安然在以歌唱、想象、呼喊和倾听的方式去启动怀念故乡的程序，让故乡成为自己心目中“流动的风景”，却又时刻怀有“一个异乡人的无奈”。因为她说：“这几年，在故乡/我们的爱愈加蒙眬、羞涩和惭愧”（《请不要轻易说出爱》），这种内心的对立和挣扎，才是她愿意写诗且选择故乡作为内驱动力的根本。

二、词与物的辩证法

和具有神经质型的内向型女诗人不一样的是，安然的诗歌写作是向外的，这体现为她以奔放的想象力承担了对童年、记忆与乡愁的重新发明。那种飞扬的气质，一方面来自其古典文学的修养，另一方面则是她在哲思层面对词语的敏锐变形。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诗人寻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点，由这个点进入到语言的创造中，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那种深层次的知性之美会逐一呈现。安然的诗在这些方面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其语言表达的质感和经验书写的维度，能在抒情的面向上达致某种特别的境界。

确实，在经典层面，安然的多数诗歌都是诉诸心灵的回声，即对生活的有感而发，相比于写什么样的主题，她更注重诗的表达本身，因为她写下的首先是诗，其文字才可承担诗之外的功能。无论是赞颂，还是控诉，她追寻的仍然是“词与物”的命运感。她的诗有的带着豪放之风，像《宠我》《大于古代春秋》《饮酒时》《你将拥有更多》《将军》等，大气中带着古意，强劲的话语拓展如同庄严的旷野呼告。比如，她吟唱道：“我用晚霞迎接春雨，用一碗酒/敬天地和祖先，我举杯/高过头颅，用内心的旷野饲养牲畜”（《牧区小景》）。在安然的诗歌中，她像一个满怀柔情的帝王，以壮烈的悲剧感写出“让欲望膨胀，装下山水和亲人”（《变大》）这样的句子，大起大落，刚柔相济，那种跌宕之美，正是她在词与物的辩证法中领略到的诗之精髓。

安然写的《北京时间的背针》，从午夜到中午，恰如一个时间的轮回，时间的精确性和生活的延续性之间构成了诗的分寸感。于是，表达需要打破模式化，以词语重塑经验，比如诗人说她要“用星光把沟壑填满”（《十件事》），这的确是可还原之笔，而更多时候我们只能在纸上完成。因此，使用词语很大程度上也是冒险，这不一定是针对词的合法性，而是它能否更精准地获得有效安置。

三、在爱中确立生活的向度

让词语呈现魅力，我觉得是安然诗歌在经验书写之外最具启蒙性的创造，她的打开方式带着冒险的色彩，必定关涉一种鲜活的穿透性，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它必须联于为人生的书写机制，从而让那些飞翔的文字也能获得“向下”的维度。

当然，“向下”并不是走极端地趋于世俗，这对于安然来说，“向下”更像是她写作上的方法论，而在这种接地气的书写中，她又尽力用词语铺陈出一个更为阔大的人性现场。

当安然携带着辩证法来审视自我时，她也可能在总结里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脾气和习惯，这是她在对自我交流中相伴而生的那些真相的透视，“一年来，我并没有改变坏脾气/我继续东张西望，与作者/争辩一个词语的用法，继续/排斥动不动张牙舞爪和富有的人”（《这一年》），诗人的日常状态反映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也会折射在分行文字里，她不用刻意过滤那些被美化的部分，直面现实，或许正是她的自我期许。

释怀也是一种爱的形式，正如生活的丰富性一样，它表现为人性的多元和复杂。我们在这样一个面向上来进入安然的诗歌，会发现她更多时候是在要求自己凸显变革的主体性，以词语和诗歌的名义重新梳理那些日常经验。它们也许是明晰的，也可能是缠绕的，但诗人不是依赖强力意志，而是在对话中去试图寻找超越的路径。“如果我爱你，就要接受/你日渐衰老中的迟钝与疾病”（《如果我爱你》），读到这首诗时，我想到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那种超越爱情的能力，虽无法完全摆脱宿命感，但它可以转化为对生命更高的执着。对人世心存悲悯，对他者怀有怜惜，诗人不用过分强调“生活在别处”，她刻写的当下就是对时代最为清醒的命名。比如，她从乡里老人的死亡联想到了姥爷生前的点滴，那种温馨和残酷交织的画面，是诗人回溯记忆时所能洞察到的最深切的爱（《恶时辰》）。还有《在小旅馆遇见》里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女人的无奈，诗人没有表现出过于主观的愤慨情绪，她甚至只是在作客观记录，可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随着“故事”的继续慢慢展露，这种爱拒绝空洞，但它最后是否还是通向了某种虚无呢？

（刘波，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创作年表

●2013年，入选参加《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有作品入选《诗选刊》2013年第2期“中国当代女诗人专号”；

●2014年，获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 新人奖；   

●2015年，获广东省作协主办的高校征文诗歌组一等奖；

●2018年，凭借组诗《挽留：私人档案》获《草原》文学奖（2016—2017年）•诗歌奖。同年，诗作《为了爱你》获《封面新闻》名人堂2018年十大诗人奖。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扶持，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9年，加入中国作协，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获《诗刊》第四届李杜诗歌新锐奖，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