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的城市

历史上有过很多伟大的城市，但那些前现代的城市主要起源于宗教和政治，比如耶路撒冷，比如长安。如果追根溯源，尤其是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从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阿拉伯到中国、美洲等，都以祭祀为中心产生了城市聚落。美国史学家费恩巴哈（T.R.Ferenbach）说：“早期全球各地的城市建造者有种‘精神上的一致性’。”不过这种“一致性”或许在史前期比较明显，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一致性”已经有所分野。举例来说，在面对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时，可以很明显感到两种文明模式的不同，古希腊是城邦国家，而中国早已是统一的中央帝国，城市在这两种国家形态中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及功能。苏格拉底说：“乡野和树木无法教导我任何知识，唯有城市中的居民才可以。”但孔子恰恰说：“礼失求诸野。”这两种文明的城市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现代城市与古典城市是很不相同的，它是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所造就的，因此它是生产的、流动的、消费的、轰鸣的，而在这些喧嚣的表象之下，又有着一套经过精密设计的技术体系。现代城市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大工业生产像是黑洞一般将越来越多的人吸附、聚集到了一起，一种行业启动了另一种行业，一个机遇呼唤着另一个机遇，城市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现代城市终于站在了历史的桥头堡上，成为现代性文明的集中体现。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而后席卷全球，现代性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区域性与普遍性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明中的普遍性部分被推向了极致，一个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无可逃避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图景下，现代城市正在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

二、文明的转型

如果说曾经有一度城市文学是相对于乡土文学而言才成立的，那么今天，这种语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正在以现代传媒的直观力量大规模地改变与吞噬以往的乡村生活，乡村正在变成城市的郊区的郊区，整个社会都被同质化的权力意志所裹挟，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把城市文学限定在狭隘的题材论里面，而是要放在更广阔的思想视野里去考量。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说，城市文学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其实是关于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的问题。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种种认知，曾经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并不陌生，但是切身的经验要比外在的认知更加重要，这个时代已然来临了。当然，这些光怪陆离的变化表象是否就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无疑还是需要商榷的。但是，应该看到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经验的主要表演舞台，甚至都可以这么说，城市文化就是现代性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基于此点，城市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将未完成的现代性继续推进、深化，直至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使得现代性体验成为中国经验水乳交融的一部分。

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被现代城市及其文明的这套体系吸纳进来，个体在这个资本理性发达的秩序之中显得格外无力，生命与时空的关系变得不再像农业文明那样是固定的、情感的、诗意的，而是无根的、游离的、偶在的。从波德莱尔、西美尔到本雅明，他们都是在对城市的体验当中发现了这些现代性的奥秘。当代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仓促地经历着现代性带来的深刻变化。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将变化本身视作一种常态。这种过多的变化撕扯着个人有限的生命体验，常常使得很多作家有着欲语还休的状态，也使得一些作家直接从现实新闻取材，认为现实的荒诞已经远胜于虚构的荒诞。

从这个角度回顾文学史，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轫的先锋文学运动之所以仅仅停留在形式的探索上，而止步于内容的探索与表达，除了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制约之外，也因为现代性经验对那时的中国经验来说还是相当陌生与异质的，这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们的生命经验、思想视野与现实立场。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看，文明作为文化的高级形态，具有一整套的观念体系以及无远弗届的涵纳冲动，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迁，这一定会影响到审美的趣味，尤其是艺术的发生。

三、崭新的经验

现代城市以及文明经验也不是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上述也提到了一些敏感的诗人和批评家，从波德莱尔、西美尔到本雅明等等西方哲人的论述值得我们温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属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他们的这种经验依然体现着现代性当中的普遍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性经验有着比较一致的特征；但同时，中国的语境又是独特的，它继承了传统帝国的广阔疆域，多种民族与文化共存，内部的迁移频繁而数量巨大；此外，它的文化政治学有着较强的保守色彩，再加上漫长历史延续下来的多元的精神话语，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一种“底音”，绵绵不绝地回荡在今天的文化语境当中。更重要的是，中国这次赶上了信息科技革命的潮流，比如“智慧城市”的建设等等工程，也在参与着一种新经验的生成。

所谓崭新的经验，正是这些复杂力量交织与扭结的场所蕴藏着的可能性，我们书写城市，如果忽略掉这些复杂的面向，那么我们忽略掉的其实是当代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经验。现代城市不再仅仅意味着地理学意义上的闭合空间，而是成为一种开放的、没有边界的文化空间，它依靠更加精密的技术手段不断地将自身的一部分镜像传播出去，以复制、模仿等手段使得文化基因得到再生。

为什么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乡土社会的蒙昧与黑暗时代的绝望体验，从而发现并触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涉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涉及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迅速变动与分化，涉及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吸纳与消化，涉及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合理表达，涉及技术时代里边个人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迷茫与失落，涉及人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期待与想象……而这一切，都涉及城市以怎样的方式来聚拢与处理这些问题，或是提供处理的契机与平台，因此，我们愈加可以明确，城市文学肯定不能是一种仅仅针对城市的文学，它针对的其实注定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并在其中呈现、分辨、创造着崭新的人类经验。放眼未来，城市文学的意义一定会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剧烈加速而凸现出来。说到底，只要能以城市为基本视野，发现并触及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种新的成熟的城市文学。

四、流动的空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产生了几个巨型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各自已经超过两千万，外加流动人口，它们与过亿的人口有着直接性的关联。此外，东南沿海由于经济产业的迅猛发展，也正在涌现多座人口突破千万的世界级大城市。这些人口当然不是靠着生物学的生育方式造就的，而是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即便像疯狂繁殖的怪兽一般，也完全无法满足不断涌入的大量人口的各种需求。因而，在这种巨型都市当中，个体赖以生存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人的生活被庞然大物压迫、切割与隔绝了起来。而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城市变得越来越符号化，城市空间不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空间，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信息符号流动的虚拟空间。因而，这种流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人作为物理性的移动，一方面是人在符号汪洋里的精神漂流，这两者一同塑造着当代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存在形态。

现实对文学作品来说，即是一种修辞艺术的再现，在现代语境下，如果文学再现还是像以往那样摄像机般地罗列外部的环境与人物关系，那么也许意味着一种无效的现实。因为城市的空间不但是可以复制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切的流动性，所以从外部来抓住现代社会的精神特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网络、电视、手机、GPS无所不在，将人从狭小封闭的地理空间里解救出来，投入到某种自由无界的心理幻象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现实空间一方面极端有限，一方面又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置身在没有具体边际的漂流状态中，这构成了一个现代城市人的基本困境。这种极具张力的基本困境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丰富的土壤，因为它可以构成小说叙述的矛盾、冲突与动力，最终得以获得审美的升华从而超越卑琐的现实。好的文学是一定要给人类的心灵带来自由，慰藉人的孤独与绝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城市文学需要一种飞跃的想象力。

空间的狭隘需要文学想象力拓展它的边界，同时，空间的虚拟为文学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些都是想象力对于城市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客观条件。当然，文学想象力并非一种毫无来由的臆想，它寻找的其实是一个恰切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再如传统文学那样局限于人物角色，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或者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身，这个鲜活的形象作为隐喻得以突破语言与叙述的束缚，唤醒人们内心思想与情感的潜流，并刷新这个城市化时代人类存在的体验。

成熟的城市文学无疑是要努力去呈现出这样一种流动的空间，以内在的精神关联塑造出当代中国的整体景观。这样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也应当是城市文学的书写方向以及创造契机。我个人的写作自然称不上成熟，不过近些年来我也有意识地在这个大方向上去探索，比较偏爱写城市的“虚拟现实”的一面，尤其是科幻元素的使用，也是在增强城市的“未来感”，这方面的小说有《野未来》《城市海蜇》《退化日》《地图里的祖父》等等，试图用小说的艺术容器来盛放这种空间的流动性。小说的可能性一定会因为这种流动性而得到大幅度拓展。

五、内在的主体

我们知道人类的发展，尤其是从十五世纪以来现代文明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讲，是从个人跟公共领域的区分开始的。我们把一部分领域限制为个人的，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个人权利的概念、个人身份的概念，同时也建构起了一个相应的公共领域。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立场，在公共领域探讨关于全人类或者整个社群、民族这样一种大的话题，以谋求一种综合的判断与进步。这种区分是相当重要的，极大地解放了人的创造性，但随着城市与技术的发展，个人的空间在不断地接受强烈的侵蚀。

这种私人空间的萎缩感，也在影响公共领域讨论问题的方式。公共领域中相对严肃的东西被消解了，这也使得作为我们精神家园的人文精神变得稀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中，我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责任，实际上越来越重了。法国思想家福柯不无悲观地提到“人的死亡”，也就是主体性的死亡。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的主体性又愈加重要起来，我们来到了一个逼迫你要建立自己主体性的时代，否则精神意义上的个体的确会变成碎片一般的存在。

何谓生命的责任？就是一个人面对喧嚣复杂的时代依然具备一种道德判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切实的落脚点，并生发出意义来。我的小说《无据之夜》曾把这样的追问放置在了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因为技术进步而失业的记者，遭遇了一个表面上青春阳光却要去自杀的少女，生命的内在主体就是如此复杂、丰富而脆弱，甚至有着自我毁灭的可怕倾向。因此，城市不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客体或是客观意象而存在，它与主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城市当中看不见的晦暗地带，包括城市的气质、风格，乃至它的欲望与需求，才是滋养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个作家应当从中创造出与自己、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世界连通器”，从而抵达精神与思想的高度。

据说，这是一个经验同质化的时代，每个人的想法跟另外一个人差不多。用小说来比喻的话，就是我们变成“扁平化的人物”。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重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厚。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实际上也有它的优势，因为如果你有了强大的精神主体性，你便能够从喧嚣如大海般的讯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而不是随波逐流、虚度光阴。随着新一代青年作家步入文坛——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如鱼得水——城市文学的作品数量肯定会呈爆发之势，但我在这结尾处，还是想再强调一次，城市文学肯定不能只是一种关于城市的文学，它面对的是当下浑浊裹挟的总体历史进程，我们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