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善文是一个栖居在现代都市里的诗者。在他的散文诗创作中，我想首先从他的“诗眼”，或者说从他诗篇中闪烁出没的关键词里，来寻找他写作的情感线索。以他《行走的树》这本薄薄的集子为例，“理想”在16首诗（组章算1首）中出现过23次，“梦想”在12首诗中出现过19次，故乡（不含同义词故土、家乡、老家、故园、乡间、乡村等）在11首诗里出现过41次。上面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诗人身居城市，精神却游离于城市。在他这本集子外的其他散文诗诗篇中，以上几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也是最高的，这很能说明一些什么。

作者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用词频率的问题，但这恰恰勾现出诗人写作潜意识中的情感主线。诗人身在城市，但城市意象只是他精神世界或诗中的点缀，又或者是诗人乡土情结的一个参照系。从而不经意间，孙善文的散文诗写作，是用一种少数人用到的文体，切中了一个无法忽略的时代主题：面对城乡矛盾对立时的精神困惑，如何表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代人的心灵轨迹。从中不仅读到了乡愁和诗意，我们也看到历史的蜕变和情怀的崇高。这大概是孙善文散文诗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

对乡土、乡村和乡情着墨越多，寄情越多，也就更能体现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抗拒。其间成反比的张力关系，在孙善文的散文诗创作中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不过，城市在他的诗中是作为家乡的对立面——“异乡”而存在的，这里就包含了两层意蕴：一是诗人其实并非真正拒绝城市，而是因客居他乡——城市，而使二者形成了客观上的对立面；二是正因为客居他乡，诗人才需要建构一个精神上的故乡，故乡也就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情感载体。

从“诗意地栖居”的角度来看，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与故乡并置了起来，有时独立存在而成为精神上的故乡，有时又与出生地的故乡重合、叠加，如此诗就成为诗人连通城市与乡村的桥梁。这种连通性的存在，在文学治疗功能上，使诗人带有时代胎记的紧张情绪终能得以舒缓与平复。从中，我们也就能够发现孙善文诗歌写作的另重意义。语言即存在的家，诗人清楚“每只虫鸟、每片树叶、每串稻穗都有自己曾经的家园”（《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村庄》），可是诗人只能无奈地写下：“我在异乡，常常把村庄留在纸上”（《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村庄》）。一句意味着过去了的“曾经”，一个当下状态的“常常”，就把故乡和城市的距离拉开了，但也同时把诗情拉近了、惹急了，于是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迅速发散与凝聚，一如天空中的云和雨的聚散。这不免让人联想到李白“床前明月光”的千古内涵，在诗人孙善文的笔下也一样：“再明亮的月色，皆因属于异乡而长满乡愁。”（《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乡愁》）于是乡愁又再次成为诗人写作的情感主线了。

城市在诗人的乡愁里逐渐得以显影。在诗人的眼里，城市的楼群，正如海市蜃楼般明灭不定，但其背景却是由乡村的诗意铺展开来而设定的。“城市的水泥钢筋缺乏土壤的肥力。”（《关于花和草的絮语》）诗人的笔触总是从泥土里钻出情感的芽儿，读孙善文的诗，理性是徒劳，唯情感的无边蔓延，才能网住部分诗情的表达。诗人对城市的诗写，是节制但又是敢于面对现实的，这体现了诗人在时代潮流面前的某种妥协和顺应，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忧伤，而忧伤却更能孕育诗情。这包括诗人对家乡城市化的感想，也包括城中村的蜕变。正如诗人所写：“它原本叫隔岸。一个隔着珠江，可以眺望故园的深圳村庄。”（《在一个叫隔岸的深圳村庄》）乡村与时代，忧伤与诗情，就是如此连接到了一处。就算是写城市，诗人也是披满了泥土的芳香：“月儿挂上了夜幕，……我是沿着簕杜鹃延伸的方向过来的。……道路是城市的触角，挑逗着城市行走的步伐。”实际上，诗人最终又同时接受了乡村和城市。这是否也是以诗歌名义进行了一场现实和心灵的对立统一，以致合二为一？

大概在诗人的笔下，乡愁就是他心中永恒的诗意吧。故乡成为一个时时都能长出梦想的肥沃之地，写故乡、泥土和乡情的篇章占了孙善文散文诗创作主题的绝大多数，它们大多篇幅短小，尤如点点滴滴、飞花溅玉一般遍地开花。“每朵开放的花，都住着一个梦想。”（《攀枝花，那一路绽放的攀枝花》）“稻草人是我派来守梦的。”（《稻草人》）“狗尾草说，这是一条神秘的尾巴，只要轻轻一摆，便会在明年的春天长出无数的童话。”（《狗尾草》）……这些人格化、人性化和充满诗意的表述，一眼就能让人看清散文和诗的不同来，从而增添了诗意的浓度。越是如此诗意浓郁，就越能表现乡愁的深刻和悠远。诗人把乡愁和诗意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进而生成梦想的土壤，使诗人在繁华却喧嚣的都市里有了一处安放心灵的乐园，这种对诗意本身的追逐或许恰恰是诗人念念不忘的梦想。

正如那句“每朵开放的花，都住着一个梦想”，诗人面对能代表故乡的泥土上的一切，都充满深情地吟诵。所有花草树木，所有人情风俗，所有湖光山色、江河鱼海、阳光雨露，诗人都注目凝神，赋之以诗情画意和哲思。相对于城市的坚硬而言，诗人的“柔情就在那一张一合之间”。（《含羞草》）在泥土上，看到的无论是古，还是今，无论是行走的时间、季节，还是行走的异乡，诗人都“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树”，因为树的根须一直都是抠紧着泥土和大地的。这种感受是根性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从生命中剔除出去的。又如他在《锄头》一章里写下的：“……我的生命才有这么浓烈的泥土味道”，“其实我的小名就叫锄头”。所以，当我们追问诗人是如何表现乡愁和诗意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生命。

乡愁和诗意是嵌入诗人生命之中的华章，是诗人梦想的本身。只是无论是乡愁，还是诗意和梦想，都成为了“虚”的想象，诗人和读者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将所有的“虚”都附着于眼中所见的“实”，诗篇和诗情才会有真正的寄寓和归向。这就是我们所见的这本集子中的点点滴滴，它们就是“每朵花的开放”，每一诗章才能够成长成为一棵棵“行走的树”。不过，如何从小我的乡愁中超越，如何从狭小的诗情通道中喷薄而出，敞开崇高的胸怀与张扬更为激越的情感？或许是常在诗中出现的“理想”。孙善文诗歌意境的升华，首先表现在哲理的领悟上，其次是个人理想的流露，再次是崇高情怀的抒发。

当然，孙善文诗歌中的哲理性，是建立在诗语基础之上的，是诗与哲理的合一。这蕴含着诗人对生命和自然之灵气的敏感捕捉。在思考手足亲情和历史时，他巧借曹植的七步诗来阐发：“生命的长度，手足的情缘，需要一首诗来丈量。”（《七步诗》）对人生的思考，也就成为诗人这部集子的一个诗眼：“人只有走在路上，生命才有长度。有思想的脚步，轻盈，有力。”（《我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树》）不断地行走，脚步不断地丈量，量出的是距离感，又何曾不是生命的长度呢？表象所见和内里意蕴，在此得到高度统一。生命终将是沉重的命题与思考，如果这种哲理用到自然万物上，则平添无数大自然的灵趣。其中诗思的逸飞，无异于诗给生活插上了翅膀，溢出的生动总会让人感慨语言的仪态万千。诗人写道：“别试图去扶起跌倒的落叶，你扶不起一个季节。”（《攀枝花，那一路绽放的攀枝花》）又如：“别试图掬起任何一朵，它已经在风中凋零。”（《踏浪》）这些诗句，可谓人化其物而顾盼生姿。与其说是扶不起季节，不如说是诗人对时光流逝的诗性感悟；那腾起的浪花，瞬间消逝，只留下一眨眼间的美丽和光华……这些与面对江河时的“逝者如斯夫”又是何其的同一！

诗人自白：“无论远轮出海，还是撑帆归航，我都要迎着理想的光芒。”（《海滨，那风景》）寻遍这本集子，诗人的理想是什么？是海浪“翱翔于燕鸥的飞翅上”，是“犁铧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杂房里”，是“山高水长”，是“最顽强的一朵灯火”，是茶叶“欢快地跳进茶壶”，是“与珠江共枕千年涛声”，是“每只沙井蚝都肩负使命”，是“生命在于飞翔”……是“每个人的心中都长着一棵树”，是“渴望去远方”。说到底，诗人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颗最美丽的诗心，把一切美好都献给故乡、大地、泥土和宁静的远方。这就是诗的底蕴，这就是诗人时常提及又永难说定的理想。

孙善文作诗为文，视野之阔，情怀之深，状物之美，着眼之实，诗意之浓，从他的一篇《我从金黄的稻田看到我的祖国》，足窥一斑。外形上看似一篇寄情深远的诗意小散文，但实为一组纯挚优美的散文诗。虚实相生，大小结合，思接千里，心游万仞，可谓此文的基本笔法。从稻田、村庄，到民以食为天的古蕴；从农忙季语、日转星移，到故土亲情的人间伦常；从颜色点染、农耕传承，到融入祖国的荣耀与自豪；字字句句之间，无不体现作者诗情满腹的平平仄仄，无不融铸乡土日常和祖国情怀的升华。为诗忌过于狭小，否则难免自愁自唱，作无病呻吟之态；作文又莫只贪大求高，其结果只会留下凌空蹈虚之诟。该诗有效规避了常见风险和迷局，有文，有质，堪称彬彬之作。

诗人对诗的执著追求，对诗意的苦苦寻觅，是从梦想中走来的，最终又聚成理想的渊薮，是故乡泥土长出的理想的光芒。故乡就是大地，是自然，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也是心头的梦想和人生的理想。其中完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回旋，是一个难以分清的统一体，互文又互证。 

（周航，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文刊用于《星星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