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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 | 故乡的泥土长出理想的光芒

——孙善文散文诗创作简论

更新时间:2020-06-04 作者:周航来源:广东作家网

孙善文是一个栖居在现代都市里的诗者。在他的散文诗创作中,我想首先从他的“诗眼”,或者说从他诗篇中闪烁出没的关键词里,来寻找他写作的情感线索。以他《行走的树》这本薄薄的集子为例,“理想”在16首诗(组章算1首)中出现过23次,“梦想”在12首诗中出现过19次,故乡(不含同义词故土、家乡、老家、故园、乡间、乡村等)在11首诗里出现过41次。上面这组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诗人身居城市,精神却游离于城市。在他这本集子外的其他散文诗诗篇中,以上几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也是最高的,这很能说明一些什么。

作者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用词频率的问题,但这恰恰勾现出诗人写作潜意识中的情感主线。诗人身在城市,但城市意象只是他精神世界或诗中的点缀,又或者是诗人乡土情结的一个参照系。从而不经意间,孙善文的散文诗写作,是用一种少数人用到的文体,切中了一个无法忽略的时代主题:面对城乡矛盾对立时的精神困惑,如何表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代人的心灵轨迹。从中不仅读到了乡愁和诗意,我们也看到历史的蜕变和情怀的崇高。这大概是孙善文散文诗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

对乡土、乡村和乡情着墨越多,寄情越多,也就更能体现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抗拒。其间成反比的张力关系,在孙善文的散文诗创作中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不过,城市在他的诗中是作为家乡的对立面——“异乡”而存在的,这里就包含了两层意蕴:一是诗人其实并非真正拒绝城市,而是因客居他乡——城市,而使二者形成了客观上的对立面;二是正因为客居他乡,诗人才需要建构一个精神上的故乡,故乡也就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情感载体。

从“诗意地栖居”的角度来看,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与故乡并置了起来,有时独立存在而成为精神上的故乡,有时又与出生地的故乡重合、叠加,如此诗就成为诗人连通城市与乡村的桥梁。这种连通性的存在,在文学治疗功能上,使诗人带有时代胎记的紧张情绪终能得以舒缓与平复。从中,我们也就能够发现孙善文诗歌写作的另重意义。语言即存在的家,诗人清楚“每只虫鸟、每片树叶、每串稻穗都有自己曾经的家园”(《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村庄》),可是诗人只能无奈地写下:“我在异乡,常常把村庄留在纸上”(《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村庄》)。一句意味着过去了的“曾经”,一个当下状态的“常常”,就把故乡和城市的距离拉开了,但也同时把诗情拉近了、惹急了,于是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迅速发散与凝聚,一如天空中的云和雨的聚散。这不免让人联想到李白“床前明月光”的千古内涵,在诗人孙善文的笔下也一样:“再明亮的月色,皆因属于异乡而长满乡愁。”(《异乡的月色长满乡愁•乡愁》)于是乡愁又再次成为诗人写作的情感主线了。

城市在诗人的乡愁里逐渐得以显影。在诗人的眼里,城市的楼群,正如海市蜃楼般明灭不定,但其背景却是由乡村的诗意铺展开来而设定的。“城市的水泥钢筋缺乏土壤的肥力。”(《关于花和草的絮语》)诗人的笔触总是从泥土里钻出情感的芽儿,读孙善文的诗,理性是徒劳,唯情感的无边蔓延,才能网住部分诗情的表达。诗人对城市的诗写,是节制但又是敢于面对现实的,这体现了诗人在时代潮流面前的某种妥协和顺应,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忧伤,而忧伤却更能孕育诗情。这包括诗人对家乡城市化的感想,也包括城中村的蜕变。正如诗人所写:“它原本叫隔岸。一个隔着珠江,可以眺望故园的深圳村庄。”(《在一个叫隔岸的深圳村庄》)乡村与时代,忧伤与诗情,就是如此连接到了一处。就算是写城市,诗人也是披满了泥土的芳香:“月儿挂上了夜幕,……我是沿着簕杜鹃延伸的方向过来的。……道路是城市的触角,挑逗着城市行走的步伐。”实际上,诗人最终又同时接受了乡村和城市。这是否也是以诗歌名义进行了一场现实和心灵的对立统一,以致合二为一?

大概在诗人的笔下,乡愁就是他心中永恒的诗意吧。故乡成为一个时时都能长出梦想的肥沃之地,写故乡、泥土和乡情的篇章占了孙善文散文诗创作主题的绝大多数,它们大多篇幅短小,尤如点点滴滴、飞花溅玉一般遍地开花。“每朵开放的花,都住着一个梦想。”(《攀枝花,那一路绽放的攀枝花》)“稻草人是我派来守梦的。”(《稻草人》)“狗尾草说,这是一条神秘的尾巴,只要轻轻一摆,便会在明年的春天长出无数的童话。”(《狗尾草》)……这些人格化、人性化和充满诗意的表述,一眼就能让人看清散文和诗的不同来,从而增添了诗意的浓度。越是如此诗意浓郁,就越能表现乡愁的深刻和悠远。诗人把乡愁和诗意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进而生成梦想的土壤,使诗人在繁华却喧嚣的都市里有了一处安放心灵的乐园,这种对诗意本身的追逐或许恰恰是诗人念念不忘的梦想。

正如那句“每朵开放的花,都住着一个梦想”,诗人面对能代表故乡的泥土上的一切,都充满深情地吟诵。所有花草树木,所有人情风俗,所有湖光山色、江河鱼海、阳光雨露,诗人都注目凝神,赋之以诗情画意和哲思。相对于城市的坚硬而言,诗人的“柔情就在那一张一合之间”。(《含羞草》)在泥土上,看到的无论是古,还是今,无论是行走的时间、季节,还是行走的异乡,诗人都“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树”,因为树的根须一直都是抠紧着泥土和大地的。这种感受是根性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从生命中剔除出去的。又如他在《锄头》一章里写下的:“……我的生命才有这么浓烈的泥土味道”,“其实我的小名就叫锄头”。所以,当我们追问诗人是如何表现乡愁和诗意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生命。

乡愁和诗意是嵌入诗人生命之中的华章,是诗人梦想的本身。只是无论是乡愁,还是诗意和梦想,都成为了“虚”的想象,诗人和读者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将所有的“虚”都附着于眼中所见的“实”,诗篇和诗情才会有真正的寄寓和归向。这就是我们所见的这本集子中的点点滴滴,它们就是“每朵花的开放”,每一诗章才能够成长成为一棵棵“行走的树”。不过,如何从小我的乡愁中超越,如何从狭小的诗情通道中喷薄而出,敞开崇高的胸怀与张扬更为激越的情感?或许是常在诗中出现的“理想”。孙善文诗歌意境的升华,首先表现在哲理的领悟上,其次是个人理想的流露,再次是崇高情怀的抒发。

当然,孙善文诗歌中的哲理性,是建立在诗语基础之上的,是诗与哲理的合一。这蕴含着诗人对生命和自然之灵气的敏感捕捉。在思考手足亲情和历史时,他巧借曹植的七步诗来阐发:“生命的长度,手足的情缘,需要一首诗来丈量。”(《七步诗》)对人生的思考,也就成为诗人这部集子的一个诗眼:“人只有走在路上,生命才有长度。有思想的脚步,轻盈,有力。”(《我是一棵在山路上行走的树》)不断地行走,脚步不断地丈量,量出的是距离感,又何曾不是生命的长度呢?表象所见和内里意蕴,在此得到高度统一。生命终将是沉重的命题与思考,如果这种哲理用到自然万物上,则平添无数大自然的灵趣。其中诗思的逸飞,无异于诗给生活插上了翅膀,溢出的生动总会让人感慨语言的仪态万千。诗人写道:“别试图去扶起跌倒的落叶,你扶不起一个季节。”(《攀枝花,那一路绽放的攀枝花》)又如:“别试图掬起任何一朵,它已经在风中凋零。”(《踏浪》)这些诗句,可谓人化其物而顾盼生姿。与其说是扶不起季节,不如说是诗人对时光流逝的诗性感悟;那腾起的浪花,瞬间消逝,只留下一眨眼间的美丽和光华……这些与面对江河时的“逝者如斯夫”又是何其的同一!

诗人自白:“无论远轮出海,还是撑帆归航,我都要迎着理想的光芒。”(《海滨,那风景》)寻遍这本集子,诗人的理想是什么?是海浪“翱翔于燕鸥的飞翅上”,是“犁铧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杂房里”,是“山高水长”,是“最顽强的一朵灯火”,是茶叶“欢快地跳进茶壶”,是“与珠江共枕千年涛声”,是“每只沙井蚝都肩负使命”,是“生命在于飞翔”……是“每个人的心中都长着一棵树”,是“渴望去远方”。说到底,诗人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颗最美丽的诗心,把一切美好都献给故乡、大地、泥土和宁静的远方。这就是诗的底蕴,这就是诗人时常提及又永难说定的理想。

孙善文作诗为文,视野之阔,情怀之深,状物之美,着眼之实,诗意之浓,从他的一篇《我从金黄的稻田看到我的祖国》,足窥一斑。外形上看似一篇寄情深远的诗意小散文,但实为一组纯挚优美的散文诗。虚实相生,大小结合,思接千里,心游万仞,可谓此文的基本笔法。从稻田、村庄,到民以食为天的古蕴;从农忙季语、日转星移,到故土亲情的人间伦常;从颜色点染、农耕传承,到融入祖国的荣耀与自豪;字字句句之间,无不体现作者诗情满腹的平平仄仄,无不融铸乡土日常和祖国情怀的升华。为诗忌过于狭小,否则难免自愁自唱,作无病呻吟之态;作文又莫只贪大求高,其结果只会留下凌空蹈虚之诟。该诗有效规避了常见风险和迷局,有文,有质,堪称彬彬之作。

诗人对诗的执著追求,对诗意的苦苦寻觅,是从梦想中走来的,最终又聚成理想的渊薮,是故乡泥土长出的理想的光芒。故乡就是大地,是自然,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也是心头的梦想和人生的理想。其中完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回旋,是一个难以分清的统一体,互文又互证。 

(周航,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文刊用于《星星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