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性都是一个很时髦的词语，也成为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向与准则，然而，现代性难以说是一个最恰当的文学评价标准。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现代性，比如“别现代性理论”，但大多数的质疑仍然是沿用现代性的思维来反思它本身，始终没有出现可以更新现代性的理论与思想。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回归传统，只是如何回归传统，回归怎样的传统，又多是语焉不详。

就此而言，贺仲明先生对于文学本土化的倡建就值得我们注意。早在十几年前，贺仲明就开始关注本土化问题，并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近来，贺仲明的新著《本土经验与民族精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本土经验》）就是他对这一问题持续思考、探寻的结晶。该著阐明了文学本土化的内涵，并就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民族精神的内在核心以及文学本土化的呈现方式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又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论述了文学本土化的路径。我认为，《本土经验》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现代性主潮中梳理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又充分勘探了当前作家的本土化努力及其得失；二是以本土化的角度揭示出中国新文学的种种问题，并论述了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其三，在本土化的内涵界定、历史梳理与问题针砭的基础上，作者建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理论。

一、梳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新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与背离中国传统中发生的，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就展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比如“启蒙”“自由”“个性解放”的文学思想以及新诗、话剧等现代文体，同时，五四作家也大都表达出对传统的批判态度。这给人的基本印象就是新文学是以现代性为方向的。对此，贺仲明没有轻易否定，但他始终认为，新文学对于传统的否定不可能那么彻底，同样，以西方文学为蓝本的中国新文学也必须将异域文化融入本土生活和文化，才能走向成熟。基于这两点认识，贺仲明形成了他的判断，即在“西化”或者现代性的文学主潮底下，存在着本土化的潜流，如他所说，“中国新文学的主潮自然是现代性的方向，但本土化潮流也不可忽视，它以自己的方式对现代化方向进行着批判或补充的完善性工作”。

《本土经验》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发现了被现代性话语遮蔽的复杂的文学面貌，并且梳理出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贺仲明对文学史相当熟悉，可以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因此，他敏锐地发现，在新文学历史中有许多作家在探求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寻求新文学的独立与自我完备上，做了不少尝试。通过考察，作者从整体上概括了新文学本土化的“两种方式”与“三个高峰”。“两种方式”是对本土文学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借用，以及西方文学资源的中国化改造。“三个高峰”是指文学本土化的三个重要时期：一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大众化”与“民族形式”讨论以及“工农兵文学”；二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通俗文学（如英雄传奇小说）相融合的“十七年文学”；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

在梳理本土化历史的方法上，《本土经验》既有整体上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在该著中，作者就以专节的形式，对废名、孙犁、周立波等作家的创作做了考察，发现了不同作家在本土化写作中的具体表现。以废名为例，贺仲明认为废名的小说创作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韵味，同时，也寄寓着包括佛学、道家精神在内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蕴。又如孙犁，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孙犁身上的传统文化因素，贺仲明却指出：孙犁确实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不是主流传统文化，而是通过乡村这个“小传统”过滤后的文化。再如周立波，作者注意到周立波在表现乡村生活、乡村语言以及借鉴古典文学艺术方面展现出文学本土化探索的高度自觉，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肯定了周立波的文学意义与文学史价值。

《本土经验》对本土化历史的梳理并不浅表，而有不少创见。例如，作者将新文学的“自我批判”传统与本土化问题相关联。一般认为，这是两个不太相关的问题，但作者却找到了它们内在的关联。作者发现，新文学有批判“自我”的传统，然而，这个“自我”只是与传统文化相连的“旧我”，而非与现代关联或者走向现代的“自我”，因此，五四作家们批判的仅仅是自我身上的传统因素，最终目标则是批判传统文化。此外，作者对于“新时期小说中的古典文学传统”的论述也颇有新意，这体现在作者对于“古典文学传统”的把握上。作者将新时期小说表现出来的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概括为二，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前者体现为新时期小说的“教化”意识与“载道”精神，后者表现为8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废都》以及“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在艺术层面上，作者也通过对苏童、叶兆言、迟子建、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以及新时期小说的“新笔记体”、章回体结构、传统白话的考察，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古典文学传统，即形式美与意境美。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因为研究本土化而过分夸大它在新文学中的分量，或者以各种不太相关的“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言说。相反，作者始终秉持客观、审慎的研究态度，他所梳理的对象确实具备本土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毫不避讳地指出新文学本土化的局限。作者直言：“新文学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并不顺利。与轰轰烈烈的现代化思想比较起来，本土化思想的影响要微弱暗淡许多。”对于这一局限，作者细致地思考其原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局限对于当下文学的深刻影响，换言之，也就是针砭当前文学存在的种种问题。

二、针砭新文学的种种问题

应当承认，《本土经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说，作者的文学本土化研究，就是建立在当下文学的问题之上。对于文学本土化的历史与现状，作者虽然不乏肯定与激赏，但更多的是忧虑。诚如作者所指出的，“当前文学并没有走上真正的本土自觉，它不但没有深化和完成新文学的本土化任务，而且在西方化上愈演愈烈，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失”。我认为，《本土经验》的另一贡献就是以文学本土化的视角来针砭新文学的种种问题。

首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与大众的日益疏离。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真实、严峻且令人尴尬的问题。作者曾经撰文指出，“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在《本土经验》的后记中，作者也提到了他的研究缘起，就是发现乡土小说距离乡村与农民十分遥远，由此，作者进一步思考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文学与本土生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将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作家们在本土化方面的缺失，具体而言，就是缺乏对生活的细致写实与深度表现，或者鄙弃生活书写与现实主义的传统。其次，《本土经验》还揭示出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问题：缺乏民族个性。这也是中国新文学走向自我成熟以及与世界文学对话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难题。然而，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显示出了学习西方文学与否定民族传统的姿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具备民族个性的审美特征，反而呈现出强烈的异质化特征。此外，《本土经验》还就新文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剖析。一方面，从民族精神这一角度考察文学书写中的“爱”与“个人主义”。作者指出，新文学中的“爱”（如冰心的“爱的哲学”）与“个人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或思想，它们必须与民族精神和本土生活相结合。如果“爱”疏离了民族情感与现实生活，就将制约作家们对于“爱”的理解和表现；同样，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也将给文学带来更多的危害。另一方面，作者也以本土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故事”与“地域性”书写的缺失。对于文学而言，“故事性”和“地域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作家正在逐渐失去了讲述故事的能力，当前文学（包括乡土小说和城市文学）在地域书写方面也呈现出局促与凋敝的状态……从这些问题当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他对于问题的揭示，并非凌虚蹈空，或者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从文学实际出发，发现真正的、必须引起重视的文学痼疾。

不过，《本土经验》并没有停留在揭示问题的层面上，而能够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方法，因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与建设性。例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者不仅指出文学应该书写生活，而且进一步强调“文学写生活，不是写生活的表面，满足于将生活填充进文学中，而是真正深入生存的本质，揭示生活的内在困境，写出生活中人物的灵魂世界，写出独特历史文化在他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投射”。又如“个人主义”，作者尽管注意到了“个人主义”的危害性，但没有因此否定“个人主义”，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对当前中国文学来说，不是简单地摒弃个人主义，而是如何准确地选择和表现个人主义”，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就是“个人主义”与民族文化、本土生活相融合。再如“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作者认为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不是“如何讲述”而是“中国故事”，也即是“真正深入‘中国’的现实当中，真实而深刻地表现百姓的日常生活，表达他们的物质和精神诉求，表达他们的希望和痛苦、焦虑和理想”。此外，对于“地域性”这一问题，作者不仅探析了文学地域性书写萎缩的原因——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以及人们对文学地域性的误解，而且就如何表现地域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概而言之，就是要细致客观地再现生活，建构深入、完整的文学世界，并且需要作家持续的创作为基础。

《本土经验》针砭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并不是散漫的，而是以“本土化”眼光察觉到的文学痼疾。同样，作者提供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都与民族文化与本土生活相关。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出作者严谨、周密的研究思路——作者始终围绕着“本土化”这一中心问题来论述，他在本土化的历史梳理中发现了新文学的种种问题，又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重新回到本土化当中。当然，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而做的准备。

三、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

《本土经验》用了很多篇幅来梳理本土化历史、总结本土化经验，但最终目的在于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在该著中，历史的梳理、问题的揭示是与理论建构交织在一起的，就如作者在对“生活与现实”“爱”“个人主义”“中国故事”“地域性”“大众接受”的论述过程中，就逐渐确立了民族精神的内在核心以及文学本土化的呈现方式，因此，也起到了理论建构的效果。

当然，要建构文学本土化的理论，就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本土化，这是一个丝毫不能含糊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其意义”。具体来说，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即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本土或者本民族的生活；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也就是深层次地反映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情感与精神；三是融入本土大众的生活和文化世界中，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应该说，作者建构的文学本土化理论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与统摄力，它既囊括了生活、现实、传统、地域、民族等内容，展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有一个绝对的统摄中心——本土，或者说本土生活与民族精神。此外，文学本土化理论也具有系统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者建构了一种可以实现内部“循环”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文学应该回归本土生活与民族传统，通过“大众接受”这一环节，本土化的文学又能参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积累，因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其二，文学本土化理论也建构了一个多元的、完整的体系：它不仅指向现实层面，要求呈现现实生活；又指向传统层面，能够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活、传统不是别的，而是本土的、本民族的生活与传统；同样，文学对于它们的呈现与继承，不应该是简单的、浅表的，而要能够反映其内部的思想、情感与精神，最终呈现出文学的本土特征与民族个性。

在文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中，作者特别注意概念的辨析以及分寸的把握。其中，传统与民族化就是文学本土化理论两个重要的内容，但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比如将本土化简单地理解为回归传统，或者等同于狭隘的民族立场。作者对此有清醒的判断，他认为本土化与传统、民族化之间有可以通约的一面，但与它们相比，本土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加强调文学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联，因而不能完全等同。此外，对于传统、民族化，作者也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他没有盲目的认同传统，而主张对其进行准确地甄别，继承其中优秀的、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内容，至于其中的糟粕，则应该抛弃。例如，在消费文化时代下借助民族文化传统外衣而迎合低俗的文学现象，作者认为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同样，作者虽然倡导建立具有民族个性的中国新文学，但并没有以狭隘的民族立场来否定世界眼光的必要，作者认为，“单一的民族立场和世界标准都是有局限的。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效的融合，实现和谐互补，才能真正把握到文学的精髓，才是文学评价和文学发展最恰当的方式”。

由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联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性占据文学主潮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处理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作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作者从学理层面揭示了现代性的局限，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合适或者普适的文学评价标准，在它背后还可能掩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因而需要必要的反思。在作者看来，本土化恰好可以弥补现代性的某些缺失，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本土性甚至有比现代性更重要也更切实的意义。其次，在处理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时，作者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也没有将它们理解为完全对立的关系，作者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的：“本土性不是固守自我，墨守过去，它与现代性之间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在本土性中，其实也蕴含了现代性的内涵，因为文学本土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它必然要带上很多现代的因素。因此，作者进一步认为，文学的发展应该是本土性与现代性共存互补，既要符合现代性的基本方向，又要扎根于本土传统与现实，如此才能走向真正的成熟。

结语

曾有学者指出，“文学理论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创作实践，这是确保理论有效性的唯一途径”；此外，一个新的理论的建构，应该要具备独特的、有所创新的思想与价值；同时，它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引导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这些方面来看，贺仲明对文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无疑是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也是极有意义的——它既有利于“破解新文学的本土化难题”，又弥补了现代性的不足，指出了新文学的未来前进方向。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本土经验》已经达到了完美，事实上，面对百年新文学这么一个庞大的对象，要建构一个新的理论本身就很难，要求作者面面俱到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要就《本土经验》指出点不足的话，我认为《本土经验》对于散文这种最能显示民族情感、本土特征的文体（散文受西方文学影响可谓最小）还缺少足够的关注，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判断。不过，我相信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弥补这一遗憾，就像作者说的，文学本土化研究依然是他的未竟之途。我也十分期待作者后续的研究。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