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谈散文经典化

散文经典化是经常被提起的话题，但作为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写作者，这是可以忽略的。我的阅读趣味充满了个人偏见和执拗。一个人与文本的遇合，类似于爱情模式，欹与正、鱼与鸟、甜与辣、山与海、神与妖，是同质是互补还是阡陌交错，乃至于口味刁钻还是宽和，光谱单一还是繁复，凡此种种皆是可以任性的。这种任性之所以被打破，缘于我做一个“阅读社日”的活动。这个活动做了三年，是阅读、写作的分享，以我中学母校的文学社骨干为基础成员。后来，年轻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一个多声部的开放性沙龙。至此，文本的选择便负有了使命，非经典化作品难以承担。

散文阅读的分享篇目，我选择的是耿立、刘军、玄武等三位作家、评论家推荐的“旷代的忧伤”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四十篇散文篇目，包括汪曾祺、巴金、孙犁、张承志、史铁生、杨显惠、林贤治、王小波、冯秋子、韩少功等识见与才具兼得的大家之作，也包括周晓枫、祝勇、张锐锋、余秋雨、龙应台、柏杨等在文体推演中成为专业圈焦点，或因时代原因以至接受美学演变而进入大众视野的作家作品。我基本上认同这种坚持与妥协，只补充了一位作家的作品，筱敏的《羊的社会与宿命》，凑成了四十一篇。这是一位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作家。多年前，我读过她一篇散文之后，甚为惊惶和绝望：人家把散文写成这个样子了，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呢？紧接着，有另一种感觉随之而来：如果把文章写成这个样子，那么发不发表、获不获奖、出不出版，又有什么关系呢？与第一时间的感觉截然相异，它不再在世俗欲望中打转，而是转向文本深处的凝视，转向个人生命深处的精神诉求。这几乎是一个作家对后来者最重要的警醒，而且，它竟然是在文本里直接完成。这是经典作家才会有的姿态和气质。筱敏的散文作品，之所以选择《羊的社会与宿命》，是因为在现代性启蒙未竟之时，我觉得它意义非常，而且，它与“旷代的忧伤”系列书目的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那一场阅读社日活动，主题是“作为一个人”，精读篇目从四十一篇中选取四篇，分别是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筱敏的《羊的社会与宿命》、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和张锐锋的《别人的宫殿（三题）》。事实果如所料，《羊的社会与宿命》在社日参与者中引起不小反响，有几位在阅读过程中鸿蒙开启，反复在朋友圈发出原文截图和思想感悟。这是后话。当初整理四十一篇电子版链接地址时，我们却发现，这些文章散落在互联网上杂沓的场合，有些篇目甚至是个人博客和简陋论坛的转载。而精读篇目中的《羊的社会与宿命》和《别人的宫殿（三题）》这两篇根本找不到链接地址，最后是从知网的期刊数据库下载PDF文档。这种传播途径上的障碍，其他体裁几乎不曾发生。这是我对散文经典化问题产生焦虑的肇始。社日当天，在分享《清洁的精神》时，大家都对文中引用的许由和巢父的故事甚为感慨。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潜入箕山隐姓埋名，尧穷追不舍又许以九州长，许由以为奇耻，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巢父牵犊欲饮，得悉缘故，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遂牵犊上流饮之。这则故事不是不曾听说，可是它恰巧在思考散文经典化受挫之时被重新提起，其悖论意味昭彰若揭。如果最优秀的散文家都崇尚巢父的高洁精神，他们匿于高岸深谷，人道不通，那么，其作品如何传播。这个众声喧嚣、万物摇落的世界，如果没有巢父，却又多么贫瘠多么寂寞和无助。

二、文学史上的散文经典化标本

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认为，经典是被建构出来的，文化生产机构、传媒、教育体制就是经典之所由产生的机制。这是从生成学的角度来看。经典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价值信仰的生产过程，而且，它是有历史性的。因此，我们即便是在谈论当代散文的经典化问题，也不得不从文学史上抓取一些样本来参照言说。

古代散文中，唐宋八大家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标本。这个称谓出自《唐宋八大家文钞》，为明代茅坤所编选。定型虽是在明代，然而，早在南宋、元朝的选本和理论批评，便已见雏形。这些被经典化的文学家，进入典范的门径也各有不同。比如，同为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和苏轼是在其所在年代便受普遍承认的，苏轼因政治事件一度传播受阻，但他们符合主流评价体系，以儒家文化为正典，兼以思想、文法和学识，被供上了香案之后便香火不断。而王安石因其学术思想不符合道统，接纳与贬斥兼有，宋高宗甚至判定其思想为邪说，罢黜其配享孔庙的资格。历史的河流汹涌激荡，河道拐点变幻莫测，推举是一种重要关注，质疑、贬斥与抨击何尝不是。是一颗优秀的小石子，砸入河水之中便会有回响。苏轼的经典化，走的是一条近乎完美的路径。经典化漫漫雄关的第一步，是被读者广泛认可和褒扬，这一招其实是虚晃的。如果被某一位重要人物独力推荐，那也不是不可以。文学作品的价值需要受众的普遍承认，而受众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才是决定经典价值的高度。从这一点来看，经典化的过程，其实蕴含了文化场域中残酷的层级观念。在苏轼所处年代，为其鼓与呼的是苏辙、苏门后学以及佛门中人，他们的思想、认知和文艺观念，与苏轼本人是相当契合的。苏轼是一个有着强大的人文能量的人，他的辐射化于无形，磁线在人心中穿行而过，磁场便赫然在野。到了身后，来自帝王家的隆重褒奖又把苏轼的经典地位推进了一把，宋高宗对他不吝赞美，宋孝宗更是为其文集作序，说他雄视百代，自作一家。南宋之后，一批有理学背景的士大夫对苏轼也极为推崇，至此，其经典化位置才近完成。

在现代，倒是有一个自我经典化的成功范例，可兹对照，那就是论语派小品文。该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阵地除了《论语》，还有《人世间》《宇宙风》，发表小品文为主，以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等为代表性作家，倡导幽默、闲适、性灵。在客观上，他们有平台有话语权；在主观上，他们有新的理念、理论水平和文学实践。他们利用杂志的编辑后记、按语和广告、文集的序跋、书评进行相互赞美，利用文坛地位，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二集时，收录同仁的大量文章，并在导言中，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史上圈地跑马。人性、社会性和自然性在散文中的调和，应该就是论语派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张。经典化之后，其主张反过来成为了散文创作的圭臬。在当代，巴金《随想录》，也是自我经典化的标本。第一程便是自我叙述，胡景敏的研究成果认为，巴金的自我叙述经历了无意识书写到有意识建构的发展，这形成了一种强势的前理解，成为公众和学院派知识分子二次阐释的逻辑起点。在巴金的自我经典化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内驱力，而非文本野心。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非文学”的。所以，与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史焦虑不同，巴金身上涌动的是文艺思想史焦虑。或许，这也成为了其作品经典化的另一维度的力量。

与国内作家的经典化路径不同，梭罗的《瓦尔登湖》最终成为西方经典，却是与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商业营销策略相关。《瓦尔登湖》出版之初，在读者眼里只是一部平凡之作，在出版公司的营销策略中，梭罗处在二流作家的地位。发生大反转，是在梭罗去世二十四年之后，霍顿米夫林下了重注，出版梭罗二十卷册，包括十四卷册的梭罗日记。这应该是梭罗经典化的重要历史时刻。出版推广的过程，助推了专业界的论争与界定，收入学生教科书，同时培养了大量的读者。当然，出版事件背后也有诸多的契机，最重要的还是时代的思想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出现了一种人文思潮，意在重新评价本土文化，而梭罗被认为是践行美国个人主义的优秀范本。

以上四种标本，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典型范例，综合一下，经典化产生机制的若干关键问题便显露出来，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作品思想具有一定普适性，契合时代思想或未来思想；其二，各种叙述和推荐：自我叙述、门人推许、地位殊高者褒赞、同仁抱团、专业评论家肯定等；其三，传播渠道：媒体、出版界策划推行、进入重要选本和教材。这一个结果比皮埃尔·布迪厄的论说更加具体。但我们的标本选取虽是散文体裁，看起来这个结果似乎对所有文学体裁具通约性，非散文文体所独有。

三、当代散文的现状与经典化困境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中学语文教材的“十七年”散文认识当代散文的，并被引导以之为作文样板。至今，我们的同龄人，以及在我们上面两个代际，依然有大量散文作者深陷于这种文风之中。于写作来说，近乎梦魇。有的文学史家将这些作品放回历史情境去审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与其艺术价值无关。

我们阅读社日的推荐篇目，之所以选择“旷代的忧伤”系列篇目，也是因为，我们确信1980年代才是当代散文真正的开始。这个时期，巴金、孙犁等老作家的散文创作臻于佳境，很多小说家和诗人也写散文，他们当中有人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也承载他们在小说、诗歌中受限的体验表达。

虽然五年、五十年、五百年的经典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便是最为切近的文学场域也会有经典化诉求。这是离我们更近的文学场域。1990年代毫无预兆、毫无策划炒作地刮起一阵散文风，流行过几种命名，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书话散文、女性散文等等，留下一些散文主张，也留下一些散文作品，但似乎没有相关理论定型。张承志、史铁生、苇岸的散文随笔游离于各种命名之外，以独立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追求而获得多方确认。余秋雨散文是这个时期最具争议的一个文学现象。在当代散文史上，其所获得的关注度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却是毁誉参半。其身上曾经的政治身份、学者身份，也为其散文解读和评价带来一些干扰因素。但余秋雨散文盛行的背后，暗合了时代流转过程中，大众对于知性审美的需求，这一点大概难以否认。在这一事件中推波助澜的大众传媒，当时正是最为风光的时候，其与事件的媾合也成为了特定时期的一枚标本。新世纪前后发端乃至盛行的新散文运动，因理论先行、杂志和专题图书配套，推出了一批散文作家，“旷代的忧伤”系列篇目中的周晓枫、祝勇、张锐锋、于坚等皆是。客观上，新散文运动对散文文体的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运动形式虽已式微，代表性作家分化而为个体，但其影响是开放性的。祝勇的《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无疑是新散文代表作家经典化进程上的羽纛，惜乎散文理论缺乏后续跟进。新散文代表作家的经典化路径，与论语派小品文颇为接近。这种模式应是最容易效法的，但散文理论的匮乏无疑至为致命。之后，借助散文奖推动的在场主义散文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缺乏中坚代表作家，文学主张也没有获得匹配的理论诠释，显得面目模糊。

散文经典化的路上，来自专业的声音几乎是必备条件。然而，对各种散文现象梳理一番之后，共同指向了一个严重问题：散文理论的匮乏。

我们的理论境况是这样的。当提到一位“评论家”时，他是被默认为小说评论家的。这说明在评论界小说体裁占有绝大部分的评论资源。而其他体裁的评论，一般来说会冠名，比如“诗评家”“剧评家”，然而“散评家”是从未听说过的。专业的散文评论家不是没有，只是太稀缺了，根本难以形成一个可指称的行业。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只有这些珍贵的名字，专业做散文研究的有林非、陈剑晖、王兆胜、汪惠仁、丁晓原、梁向阳、范培松、王冰、刘军、袁勇麟等。做散文评论的有王兆胜、刘军、李林荣、古耜、徐可、彭程、王必胜等。偶尔客串的有李敬泽、王尧、孙绍振、谢有顺、张莉、韩小蕙、杨献平等。即便是列出的这些名字，也有不少人已中断研究和评论。当然，遗珠之憾也是在所难免的。

还有一个现象，与此有着诡秘的呼应关系。作家张怡微写过一篇文章《缺席的散文课》，她发现中国很多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都开设了品牌课程，引进著名导师，连影视剧、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等课程都设置了，但几乎没有散文课程。也就是说，其他体裁的创作是有一定的传承和借鉴的，可是，散文创作没有这样的机制，散文理论研究快速清零，大多数的写作者从零开始。这也就可以理解了，散文界的若干讨论话题，十年前经过一轮探讨有了获益，十年后又被人拿出来炒了冷饭，毫无进展，在同一个平面上滑行。

当下散文的筛选和传播渠道，大抵如下：媒体发表、文集出版、选刊、年度排行榜（或大展）、综述、选本、专家评论、阅读推荐、文学奖、文学史教材和语文教材。这些传播渠道和因子，在不同时代有一些变化，比如，媒体发表已不仅局限于传统媒体，近年风行的自媒体也成为散文发表渠道，散文类选刊也会选取少量自媒体作品。一些散文家应时推出个人公众号，比如，张承志的个人公众号。排行榜（或大展）和文学奖，也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做法。汪惠仁主张把排行榜称为大展，我个人很认同这个提法，毕竟维护散文的宽阔性比狭隘的竞争意识更为重要。

理论上，选刊、选本、大展、年度综述、专家评论、阅读推荐、文学史和语文教材等，对于散文的遴选过程，是负有一定的经典化使命的。以一个年度为时间量度，选本、大展和综述，这几乎是为散文经典化之路铺设的第一个台阶，这三者本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对这个文体的价值系统的建立和修缮负有一定使命。但我们发现，不同选本以及选本与大展、综述之间涉及的散文篇目竟然是迥异的，甚至完全不同。连续多年，这种遴选所建立的价值也面目模糊。这是阅读视野、审美认知的问题，还是非文学因素的干预？这当然不是遴选者单方面的问题。但客观的呈现是，这一件本应带有权威性的事情在操作过程中也实现了权威性的消解。

以更长的时间为量度，在多种文学史上，除了像巴金这种被多方确认的名家，提及的散文经典作家和篇目交叉也不多，而且，某些作家的创作期极短，进入文学史显得有些草率。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选显然负有更复杂的任务，这方面我了解甚少，不作置喙。但散文写作者，大都受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勒迫，这却是事实。而且，在一个成熟的散文写作者眼中，教材选用的篇目大多并非文体典范，而它们却担负起了塑造后来者散文精神的重任。小说、诗歌、戏剧的门槛高，要进入这几个门类没有人觉得中学语文教育是足够的，他势必展开更专业的阅读和训练。可是，散文写作者和读者，大多数人的起点就是中学语文教育。在颇长的时间，他对散文认知带着昭彰的教材烙印。语文教育对文学的矮化、窄化，散文成为了其恶劣后果的最直接承受者。

如果说，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课是缺席的，那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史，散文同样是备受歧视的文体。我翻看过的几个文学史版本，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陈国恩、樊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洪子诚版和陈思和版被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广为使用。洪子诚版是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教科书，以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潮来串讲文学作品。全书共二十七章，散文占两章，分别为第十一章和第二十四章；陈思和版则着重于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散文作品没有独立的章，只有独立的节，与其他体裁混同。不论哪一种方式，散文在当代文学史中占有的篇幅都非常少。我曾与阅读社日的小伙伴聊过这个话题，一位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女生告诉我，文学史课程讲到散文相关内容，都是自习的，而到了考试，卷末最高分的论述题一般会是关涉散文的内容，因为老师认为他们是未来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散文与中小学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散文的身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令人讶异的矛盾与落差。

文学场域的前台一直热闹非常，你方唱罢我登场。散文奖是写作者最为外在化的荣光所在，在娱乐时代，大多数颁奖会都类似于舞台表演，这当然不止是散文奖的问题。近年民间奖项和刊物设奖不少，每一个奖项都是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与作品的艺术水平不一定能画上等号。不过，奖项的设置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散文创作，也把一些民间写作者推到前台，这是臃冗的官方体制不容易办到的。这些写作者、这些文学奖是否能够经典化，尚需等待时间的考验。

综上，当代散文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场，看起来就是一盘散沙。小说的场是典正的，类似于太阳，普照天下，不管天晴天阴都会见光。诗歌的场虽小，但多如繁星，偶见银河，时有明亮星体，划空而过。

散文没有一个这样的权威机构，广泛团结散文作者、散文理论工作者，倡导散文精神，推广优秀散文作品和散文理论新进展，聚焦散文创作现象，引导散文话题，推出散文传播平台。纯文学杂志本也可以担负一些组织工作，但绝大多数的综合性文学期刊以小说为主打。而以散文见长的综合性杂志《天涯》在海南，数份以散文命名的杂志，《散文》和《散文（海外版）》在天津，《散文选刊》在河南，《美文》在西安，《散文百家》在河北，北京、上海等文学优势地域客观上放弃了散文杂志的营盘。

这个场域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有一种身在此山的茫然。我有时与散文界朋友私下交流，各自对于经典作家的推许，也不尽相同。不过，经典化困境的背后确实不止是一个两个问题，而是一团乱麻交缠在一起。除了外部因素，散文文本本身的问题也隐约浮现。

四、 散文的文体遮蔽

很多人谈及散文文体时，总是喜欢翻出老皇历大谈中国散文的古老传统。可是，甚少有人体察到文体地位的历史性。中国古代文论的观点是文以载道，且文而优则仕。去年我在扬州游平山堂，蜀冈之上，“远山来与此堂平”，襟怀与风光俱好。占有这一方所在，是因为当年欧阳修“知扬州”。深深感到，在农耕文明时代，风景背后，皆是政治文化权力结构。到了现代，文人已与权力结构分道扬镳，客观上文学受到了一场降维打击。20世纪初的文学大变革，包括语言变革和文体分类变革，前者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后者是从文史哲化合不分的杂文学框架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明晰的纯文学四分法。散文虽因强大的文章传统而列为一级文类，但在这历史拐点上，被赋予文学革命、大众启蒙功用的是小说，自此小说驶上高速公路一路狂奔。戏剧也有类似功用，而且，在现代性转型中，戏剧从传统戏曲转为现代话剧，而诗歌由古典诗词转化为新诗，它们身上都有一种先锋姿态。而涵盖庞杂的“文章”，被减少功用之后，成为散文，强调的是它的审美性。散文承受了又一场的降维打击。这才是散文文体地位下沉的历史缘故。

即便如此，现代散文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流派纷扬，名家成阵。应该说，这批作家虽崇尚文学革命，却都是从传统中来。文以载道与现代性精神启蒙，也有着一种微妙的对应。而看似闲适情调的小品文一径，也包含了作家的现实对抗立场和文化姿态。这些内在的精神支撑，在当代是日渐式微的。可以这么说，当小说、戏剧、诗歌完成文体重建之时，散文却没有获得文体确认，其主体性并没有确立起来。在文体博弈中，散文是一个战败国，所受遮蔽越来越深。

事实上，我已在八年前移情别恋，写小说。也有不少写作者是这么干的，从此萧郎是路人。毕竟，小说是一种更容易职业化的写作。可是，这八年之中，我也丢不开散文，只得在两者之间往返奔走。不久前，在一个评审会上遇到评论家顾广梅，聊得特别投合，她对我兼写两种文体而不偏废甚感兴趣。她认为，这样的写作者对文体的体悟是不一样的。也是在与她探讨的前后，我才开始对散文文体问题进行重新梳理。

散文的定义是这样的。《辞海》认为：六朝以来，为区别韵文、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后又泛指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而到了《现代汉语词典》：1.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2.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这两个定义的嬗变与流转，文类虽然难以一一对应，但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散文这个文体太大了，它几乎是若干未知量的叠影和总和。这才是它难以定义、难以定型、难以言说、难以形成体系理论的缘故。诗歌、戏剧、小说分别是一个容器，而散文应该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容器。问题就在这里，它在遭受历史的两次降维打击之后，又被现实降维处置，人家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坑。作为一个容器，需要供；作为一个坑，是可以随手丢弃垃圾的。散文创作能力被认为与生俱来，准入门槛极低。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在全国范围内，散文作者是队伍最庞大的，而文体意识最差。优秀作品本来就少，其他文体也是的，但因为散文这个庞大的分母基数，优秀作品率显得更低，被埋汰、被遮蔽最为严重。散文的最有力破坏者，当然不是大量的不曾入门的基层作者，而是来自文学界的名人、把持了文学话语权的人。他们不止漠视和误解这种文体，还参与到对文体的破坏。各种论坛、各种采风活动，所有的人都会写应景文字，所有的人都会讨论散文，大量的散文活动毫无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而散文又是最容易被挟持被绑架的，这些活动如果再与宣传任务相勾结，基本上已与文学南辕北辙。

这是散文的庸俗化。

我们回头看看经典化的散文作品，它们其实都有相同的品质，或者，其思想具有亘古不变的通约性，或者，是与时代思想，甚至与未来思想有着暗合，在某个语言领域之内，思想体系一经确立完成，后者可能更为宝贵。所以，有着经典化诉求的散文写作，几乎可以肯定的，必须拥有前瞻性和叛逆性。可是，在一个普遍缺钙的环境中，有原创思想力的作品越来越少，报刊、自媒体大量需要的是闲适情调、自然、文化木偶的写作。这种文字，背后能够透出精神锋芒、文化姿态者甚少。

这是散文的矮化。

散文的被遮蔽是历史原因与一整个文学生态的共谋。

五、散文人设、散文人格与散文文体再认识

散文人格。我必须把这个概念提到前头来说。很多散文理论家探讨过散文与人格的问题，并获得成果，我无意于重复前人论述。这里的散文人格，指的是写作者的一种人格特征。我发现写作者是有不同人格的：诗人人格、小说人格和散文人格。

我没有办法把散文人格表述清楚。只是，在写作者群体中，我能够容易识别出每个人属于什么人格。这让我想起英国学者波兰尼提出的缄默知识的概念。他说我们虽然不能把一个人的面貌说清楚，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人山人海中把他辨认出来。它的最本质特性就是默会性，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进行明确表述和逻辑说明。我相信这个认识论观点，放在文学人格的辨识上依然是妥帖的。

我自己就是属于散文人格。评论家顾广梅对我感兴趣的是，我既明了自己与散文文体的气质特征更为投契，又对其有着诸多体察，缘何又对小说产生难以抗拒的迷恋。她撬开了我心里的秘密。这说明散文并不能满足我的全部写作诉求。散文写作如果以“我”来展开，写作者是有一种人设的，这种文体潜在的美学思想趋于中庸，人设是周正的。这意味着，它的呈现偏向于阳性。不管写作者把自己表现得如何丑陋、肮脏和放荡，如何勇敢地挑战真相，这都是在他的人设许可的范畴，事实远远不止于此。这是我在进入小说写作之后才明白的。

我近年一直思考的关于散文的创作伦理问题与此有关。作为在文本里把持着话语权的写作者，我时常对许多人、事产生愧疚之心。在散文《红嘴鸦飞过无尽的雪》（《散文》杂志2018年第11期），我写过当时的感受：“我不敢写，不敢写往事，不敢写亲人与邻右，不敢写陌生人，我不担保在回忆时不挟私愤，在公断时不夹杂私心，用词的筹码不太轻不过重，在观念上不带着一个人的局限和偏见。”这种心态，写小说是不曾有过的。

散人人格的写作者，就是明明知道这种文体的缺陷，为其备受煎熬，却依然愿意献出自己的赤诚，飞蛾扑火。我喜欢，我愿意，我能够。

很长时间以来，散文界对散文专业化充满焦虑。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没人觉得有问题，但一个散文家是让人焦虑，并进而质疑的。各式职业身份的作者涌入散文队伍，比如学者、打工者，总是给散文界带来打鸡血一般的激动。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职业外衣并没有获得理想效果，散文还是依然故我。我身边一些散文界朋友，个人简介中也带有其他身份，比如：傅菲，乡村研究者；盛文强，海洋文化研究者；周华诚，稻田工作者。我不知道这些身份是他们的自我确认，还是宣传媒体为他们安上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身份与他们的散文创作同构同轨。我曾经以为，散文这种文体是需要拐杖的。

可是，当我发现散文人格之后，这个问题不攻自破。这才是回归到本质的问题，一个写作者与散文发生深度关联，是他的人格特征决定的，与身穿什么职业外衣没有半毛钱关系。经典散文作家，都有一种能见度很高的散文人格。而一个散文写作者，他是可以在散文文体中终生自足，还是需要溢出其他文体去进行表达，这恐怕因人而异。苇岸作为一个文学圣徒，他的写作在散文获得了全部满足。而其他一些作家或同时或先后写小说，张承志写《心灵史》、史铁生写《我的丁一之旅》、筱敏写《幸存者手记》，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属于散文人格的事实，只能说明，在生命的某些价段，他的经验需要更多文体样式的表达。

散文需要的正是文体与散文人格写作者的相互确认，同气相应，同气相求。

关于散文人设，我其实一开始很难接受。对散文多年的感情，说喜欢是轻浅了，说爱是暧昧了，说敬重是见外了，竟是十分复杂的一种感觉。认定了散文人设，其实是承认了这种文体的缺陷。所幸是，我很快就在这个自我设置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所谓的缺陷，是有一个健全、完满作为对照的。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散文可以不需要这样的对照，缺陷也可以不是缺陷，而只是一个特征。

探究这个特征，便回到了文学的精神源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当代散文中，具有优秀品质者，几乎都是现代性精神启蒙作品，或者在时代转弯时具有文化选择的先锋意义的作品。作为精神性表达，自带着一种趋光性，它的特征与散文人设的内在诉求刚好极为契合和匹配。散文需要回到它的精神性立场，这才是散文文体的主体，它与叙事性、文化性、自然性等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高于其他属性。但它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

对散文文体的再认识，从精神属性出发，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散文与小说的文体博弈，败阵下来的散文，一直努力向小说寻求方药。当下，一些打着散文实验的幌子，走的却是叙事化小说化的路径。散文是否可以虚构，也成为散文界一轮又一轮探讨的话题。这种小说化散文，兼有小说的叙事技巧，又被散文潜在赋予了情感真实性，收割一大批读者当然没有问题。然而，那些在情感上对精密的量级、赤诚的量级要求更高的人，它是无法打动的。真实性是散文默认的内在逻辑，这几乎是它的文体魅力所在。它当然也会辅生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从内部寻求破译。从散文文体流变来看，小说正是因虚构特征而从这里分流出去的，其文体已足够成熟，其虚构更臻极致。散文对于小说式美学意图的趋附，放在文体史的层面上来看，毫无探索价值。

当然，我也不排斥实验文本中的虚构行为，这种文本有两个条件，一是散文人格写作者所写，一是写作者对文体的高度自觉。周晓枫的《琥珀》，我觉得是成功的探索文本。而那些没有文体自觉的小说化写作，或者是其文学人格没有定型，或者是受文字以外因素的左右。散文文体地位不断下沉的过程，其实有很多写作者在为它作努力，文体探索一直也没有停过，周晓枫正是对文体探索作出贡献的一位作家。

散文身上潜藏的未知量其实十分巨大。作为若干未知文体的叠合，它是具有海洋性的，浩瀚、深邃、自由、云谲波诡，有人力永远达不到的角落。现在，我们必须破除人为套在它身上的魔障。精神性是其高贵的主体，所有的经典散文都可佐证；宽阔性是其姿态，它照见浩荡而神秘的未来。

（刊载于《广州文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