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席卷全球。它的源头在哪里，怎么滋生的，人们不清楚；它还将肆虐多久，如何发展，人们还是不清楚。遽然发生的灾难，给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技、教育、公共医疗、人民生活等带来山呼海啸般的冲击，更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疫情已经深刻地改变世界，也必将深刻地影响文学。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疫情在考验着各国的施政和人民的应对。面对神秘莫测的敌人，面临空前严峻的大考，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需要以正确价值观为指导，汲取历史经验，应对时代难题，肩负时代责任，发挥独特作用。

历史上的瘟疫与“疫疾”书写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荆棘丛生、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一部焠火成钢、生生不息的历史，更是一部在疫疾中穿行、在沉疴中奋起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我国从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疫疾，可谓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因此，疾病，特别是为害甚烈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记载瘟疫最古老的文献是公元前13世纪中国的甲骨文，安阳某王卜问道：“今年有瘟疫吗？它会致死吗”；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对瘟疫之惨烈作了惊心动魄的描写：“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篇疫文，出自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之手，既极写瘟疫之惨状，又触及社会之弊端：贫者祸而富者安，更有对瘟疫源头的追索：鬼神所作，或阴阳失位，或寒暑错时？表现了诗人对幽冥世界和自然人伦的深邃叩问。

瘟疫对西方的袭击更加深重而惨烈。据西方史料，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传染病是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这次瘟疫使雅典的军队和希腊城邦的居民死亡四分之一。而《圣经》对瘟疫也有确凿的记载，摩西降生于埃及的瘟疫中，当时即有“人畜伤口化为脓疱”的症状，以及那场一夜之间“在亚述军营杀死18500人”的致命天谴。1347年至1353年，在欧洲大流行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所谓“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因患者皮肤呈现黑斑，故名。据统计，黑死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75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欧洲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瘟疫。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这次疫情为背景，叙述了七女三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隔离的10天内讲述的100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薄伽丘强化了对生活的认识，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彰显了人生的价值，体现了文学在疫疾灾难中的心灵抚慰作用和精神鼓舞作用。600多年以后的今天，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意大利又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疫区之一，吊诡的历史重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不禁使人们对大自然的诡异和人世间的灾难产生敬畏之心和悲悯之情。而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与对未知的探索和书写，正是文学需要抵达的地方。

以正确价值观为指导书写“抗疫”故事

高尔基在《论文学》中指出：“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外化，是作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当前，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卷入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数十亿人口正备受煎熬，新冠疫情已成为对全球人口影响最大的卫生危机和公共事件。

大疫面前，谁都无法置身事外。面对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凶残敌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如何介入，如何应对，如何彰显作家的独特价值，既是对作家能力水平的检验，是对作家担当作为的考量，更是对作家精神品格的测试。

既要直面疫情危机，更要怀抱必胜信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这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举国震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空前威胁，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在百年未有之大危机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控制了疫情，恢复了生产，解封了武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充分彰显了我党执政为民的先进理念和我国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制度优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危机面前，我们的作家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以手中的笔为民鼓呼、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不断增强人民克服危机、浴火重生的必胜信念，只有这样，作家这支特殊的队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才不会缺席、没有失语，才能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既要检视中国，更要关注全球。疫情暴发时，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果断出手，对武汉城市交通进行管控，对湖北人员进出实施限制，对其他地方采取群防群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切断了病毒的传播渠道，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在中外疫情防控史上，是一个空前而伟大的壮举。当前，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但仍然面临如何边防控、边复工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风险。疫情没有国界，人类同此凉热，就在中国防控形势不断积极向好的同时，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从全球看，目前疫情“震中”在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现在还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而形势最严峻的是美国，最近以来每天都以一两万例的速度在增加；还有人口众多的印度，疫情发展很快，如果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的作家，要关注本国疫情，讲好抗疫故事；要以文学的方式，继续投入防疫抗疫的伟大斗争，引导和激励人民群众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向有困难的国家派出了援助医疗队进行技术指导，向世界积极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方案，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包括呼吸机、口罩、护目镜和其他防护物品等，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国际主义精神，这些都是作家书写抗疫故事的宝贵题材，也是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作家要迎难而上，积极创作，以真实生动的抗疫故事讲述中国精神，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既要识其小，更要识其大。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从来没有被摧毁过、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奋、越战越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这场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疫情，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一次空前的大考。在这场大考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是经受住考验的，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习近平总书记在“2·23”讲话中指出：“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习近平总书记以刀刃向内的非凡勇气，以振聋发聩的金石之声，警示干部队伍要担当作为，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要豁得出来。作家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把握这样的题材，这对作家也是考验。在这场与疫情的赛跑中，党中央当机立断，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信念的力量，体现了中国担当、中国作为，为各国防疫工作树立了新标杆，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充分肯定中国为遏制疫情作出的“了不起的努力”“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也将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这是中国抗疫的主流和方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家在把握我国的抗疫题材时，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短板”和“不足”，要“识其小”，更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我们的“贡献”和“优势”，要“识其大”，防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要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既要避免认识误区，更要克服傲慢偏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同疾病不期而遇的一场全新战斗。面对全新的敌人，人类茫然无知，病毒从何而来，如何传播，还将肆虐多久，疫苗何时能研制出来，今后是否每年常态化地发生，如何防止全球经济崩溃等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为真正有效防控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更大面积地传播，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些都可能构成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走向和发展格局的新疫病模式。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对世界也是极大的挑战。中国的疫情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危险仍然存在，只要世界各国疫情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只要疫苗还没有及时研制出来，我们的警报就不能解除，我们的防疫抗疫工作就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麻痹大意，否则就将前功尽弃，因为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但世界范围内的傲慢与偏见仍然存在。疫情之初，有的人居然说，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的病，白种人不会得，言犹在耳，本国的疫情便暴发起来；有的国家则一直揪着“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该国媒体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的讲稿中把“新冠病毒”故意称为“中国病毒”。武汉实施管控时，一些西方媒体鼓噪这种做法侵犯人权，等到这些欧洲国家被病毒“攻陷”后，却纷纷仿效武汉的做法。可见，偏见比病毒更可怕。因此，作家要克服种族的偏见、文化的偏见、制度的偏见，以诚实的态度面对病毒，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以辩证的方法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科学的精神探寻病毒来源、传播机理和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为早日揭开病毒的神秘面纱作出应有贡献。

作为作家，还要注意克服文体偏见。一些作家没有来由地认为，创作虚构作品比创作非虚构作品更加高级、更为优越。事实上，文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文体都有可能创作精品，也有可能产生赝品，关键是创作主体灌注了何种人生内容。美国非虚构作家卡波特的《在冷血中》，不仅仅是一堆纪实材料，而且几乎是一部道德寓言；另一位作家梅勒的《迈阿密与芝加哥的围困》，则创造出一种新闻写作中不同寻常的隐喻的统一。而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创作了《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皮娃娃》《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等，这些作品在真实讲述的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遂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而，真实地记录抗击疫情，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的非虚构作品与反思灾难、抚慰民心、推己及人的虚构作品具有同等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创作反映当下的抗疫作品，作家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以朴素的笔触雕刻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仁心仁术、大医精诚、救死扶伤、舍身忘家的英雄群像，弘扬奉献精神，表彰英雄主义，凝聚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文学作品独特的精神鼓舞作用和心灵抚慰作用。在抗“疫”斗争最吃劲的关键时刻，作家要深入一线、深入生活，下苦功夫，扎扎实实讲好抗疫的故事、人民的故事、时代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彰显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担当。

（原载4月20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