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文学道路其实可以从一本书开始说起。这本书是我的大姑妈送给我的，她有点理想主义，在老家开了一家书店，书店的名字很有诗意，叫“故乡书房”。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的经营理念十分超前，借书的人，不需要身份证，也不需要押金，全靠读者自觉，看完书主动把书还回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不到三个月，她的书店就开不下去了，因为绝大部分书都有借无还，不知所踪。书店关门时，只剩下一本书——路遥的《人生》，她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在一个暴雨的黄昏，我似懂非懂读完了，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剧照）

五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诗集——《雪莱诗选》。那时，我母亲在镇里的服装厂上班，厂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有一些女孩有文艺情结，闲暇时喜欢读书。母亲便给我借了一本《雪莱诗选》，她不知道雪莱是谁，我当然也不知道。这本书，我看了很久，一直压在枕头下面，每天看上一会儿。读的时间久了，我也开始写起了诗。

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学的道路，除了家庭的影响，还跟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有关。他叫徐朝晖，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徐老师很喜欢写诗，得知我在写诗，送了我整整一箱子杂志，这里面有1988年、1989年、1990年三年的《诗刊》《星星诗刊》和《诗歌报月刊》，另外还有一本周国平主编的《诗人哲学家》，这一箱杂志对我影响特别大，尤其是《诗歌报月刊》，里面很多迷人的诗句，我至今记忆犹新。

初中的时候，我通过同学认识了隔壁村的一个农民作家，他叫吴永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过《人民文学》的文学培训班。我那时候痴迷写诗，产量奇大，几乎每天都能写三五首，写完之后，我总是特别兴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可是每次他都会劈头盖脸地把我的诗批评一顿，所以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垂头丧气。

镇里的文化站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图书馆，很小，里面的书我基本上都看完了。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份新创办的报纸，这是一份内部的报纸，上面有一版专门发表学生的习作，于是，我便给编辑臧正民先生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作品开始发表了。

（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剧照）

后来，我的写作慢慢从诗歌转向了散文和小说，《外婆家》中有四篇散文（《水像一个手势》《风像一件往事》《十二月》《灶屋》）的发表，颇有点传奇色彩，这四篇散文属于年少之作，最早的一篇成稿于十七岁，最初发表在《宜兴文化报》上，发表之后，我自己感觉挺不错，就想投给《无锡日报》让更多的人看到，但一直没有收到录用的消息。后来，我投给了《新华日报》，也石沉大海。我是个越挫越勇的人，又把这几篇作品投给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一个多月后，果然收到了《雨花》杂志的回信，我激动万分，打开信封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录用通知，而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给这四篇文章取了一个大标题——《屋溪河以北》，然后寄给《人民文学》的主编韩作荣先生，刚把信投进邮筒，我就开始后悔了，觉得自己不知天地高厚。让我没想到的是，作品竟然很快就发表了，不仅发表了，还获得了“新世纪散文奖”，获奖的作家中有陈忠实、谢冕、李存葆等文学前辈，后来，还入选了很多年度散文选本，陈子善先生在编选“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时，又选了这几篇作品，再后来，还被翻译成了俄文、匈牙利文。也就是从那以后，我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在《十月》《花城》《山花》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有一年，我在广州遇到了韩作荣先生，跟他当面道谢。他笑着说：“我是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了你的作品，文采斐然，印象很深。”这份知遇之恩，我永生难忘。2013年，先生去世时，我难过了很久。

二

每个写作者，对文学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气”是最重要的。都说文无定法，但在“法”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气”。我特别认同两句话，一句是“文者气之所形”，另一句是“气盛则神出”。那么，“气”来自何处？“气”如何才能盛呢？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情感，情感浓烈到一定程度，气自然就会旺盛，写作的过程，就如同火传于薪，轻易而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近年来，我的散文写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以往追求的是浓烈的效果，如国画中的积墨法，沉郁斑驳，而如今，我追求的是分寸感，类似于空灵的水墨画，但不管怎样转变，诗性的语言和丰饶的细节始终是我不变的追求。

（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剧照）

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嗓音对歌手一样重要，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同时又回味无穷。我喜欢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福楼拜、老舍、汪曾祺、萧红……他们都特别讲究语言。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像揉面一样不停地、反复地揉语言，揉出语言的劲道来。

语言首先当然要准确，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一个棋子要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也是如此。作家要对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异了如指掌。

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我喜欢在方言中寻找灵感，不过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很鲜活，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所以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是非常考验人的事情。比如我们老家形容美食有两句话特别有意思，一句叫“鲜得眉毛都掉了”，另一句叫“打嘴巴都不肯放”，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但有些方言比较生僻，比如我们老家把“竹椅”叫“蟹巴椅”，我有一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时，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就专门写邮件问我什么叫“蟹巴椅”，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产生阅读障碍了。

语言是作家手中的武器，作家应该成为语言的守护者。我记得，卡尔维诺曾说，我们的语言正经受着瘟疫的侵袭，他认为：“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们产生防止语言瘟疫传播的抗体。”语言的苍白、语言的平庸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一个有追求的作家，要尽力反抗这样的语言。我希望能不断地突破自己，写出准确、新颖而富有活力的句子，使我们的母语绽放出的光亮。

（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剧照）

除了语言，我还特别注重细节。有人说，文章的大意思是由无数的小意思凝聚而成的，我很认同这一点，我觉得细节就是文章中自由呼吸的气孔。在散文《灶屋》里面，我曾写过一个细节。看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贤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她用过的抹布干不干净。干净的抹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它放在锅盖上烘干后，就好像苏打饼干一样。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每次洗完碗，总是将抹布随手一扔，自从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每次都会洗得干干净净。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慢的艺术，好作品是修改出来的。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但我却乐在其中，我觉得句子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声响，非常的迷人。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从“意思”到“味道”的过程。当我们写完初稿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的意思到了，里面有火气，还有杂质，只有通过反复的修改，才能像熬汤一样，熬出醇厚的味道来。

在交稿之前我还有特别的一个仪式——反复地朗读。我觉得好的作品必须要经得起朗读，所有的艺术问题说到底都是节奏问题，一切都要服从于节奏，要让情感的节奏和语言的节奏统一起来，节奏对了，气息也就通畅了，读起来就会很舒服。

文学是用来柔软、抚慰、滋润心灵的，一个作家的起点就是真诚，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怀着巨大的善意，去珍视生命中的微光。当我们用最大的真诚写下这些美好的句子，读者就会喜欢你的作品。我始终相信一个作家的真诚，读者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