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近14亿中国人更是首当其冲。疫情当中，很多文学界人士自觉地记录和思考；很多人响应号召以笔为援，以文抗“疫”；也有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后置的，灾难正在发生时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作品。事实上，灾难发生时并非不能写诗，关键是如何写。因此，抗疫文学的写作伦理也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辨析的话题。

文学如何书写疫情并非一个新话题，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在三个层面跟疫情狭路相逢，而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迷思。首先是见证与记录层面。一场严重疫情的发生，其携带的个体命运转折、生离死别，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戏剧化强度，超越任何作家的审美虚构。因此，任何疫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和召唤着“非虚构”写作，面对公众了解疫情现场具体细节的渴求，面对无数生命中正在发生的极致戏剧化时刻，“非虚构”往往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面对疫情的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很多写作者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个体的痛苦、挣扎、坚持，这种“非虚构”为历史留下了很多具体的细节，为人们理解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血肉。值得指出的是，“非虚构”只是一种写作方式，“非虚构”的价值在于个体视角，但正是因为个体视角，“非虚构”本身只是理解“真实”的一角拼图。这就要求有一个接纳各种“非虚构”书写的视野和心态。一个社会事件是由多个维度和侧面构成的纵深，“非虚构”书写的可能是救死扶伤、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初期流离失所、入院无门的患者；可能是散尽千金，全球抢购医疗物资支援武汉的企业家，也可能是滞留武汉，流浪街头的异乡人；可能是日以继夜、下沉奋战的国家干部，也可能是主动请缨，与武汉同呼吸的广大志愿者……真实的“非虚构”或“非虚构”的真实，必须存在于所有信息的并存上。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不能只选择“非虚构”某一部分真实，这是文学书写疫情的见证性伦理的要求。

其次是共情和凝聚的层面。文学既能摹写和直击，也能共情和凝聚。当病毒肆虐折磨着同胞，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心痛。因此，写好万众一心、前赴后继、风月同天、守望相助的抗疫故事当然能鼓舞人心。事实上，成功的文学共情，关键并不在于乐观或悲伤，而在于情感的真实与虚假。很多自以为非常“正能量”的抗疫文艺，却流露出“感谢你，新冠君”这样匪夷所思的思维。抗疫期间，一些矫揉造作、流于口号、生搬硬套的“抗疫诗歌”大为流行，这种现象值得反思，作者没有一线的体验，也没有设身处地的理解，仅仅主题先行地复制一些似乎是正面的“歌唱”，这不仅是文学上的拙劣，更是对受苦者的轻浮甚至亵渎。这样的写作不能产生共情和凝聚，它无法给前方的行动者、受苦者任何鼓舞和力量，反而让人感到荒唐。

再次是伦理上的建构层面。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即时的记录和见证，更在于探索人类如何建立面对疫情和苦难的伦理态度。所以，疫情叙事考验着作家对于人性、社会在极端条件下有何裂变的想象力，更考验着作家对疫情的思想和伦理勘探。在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很多疫情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其中被中国读者广泛提到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加缪的《鼠疫》，另一部是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它们提供了超越性的启迪。譬如，在我看来，《鼠疫》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因诚向善”的精神价值，就是说，它把“诚”视为“善”的前提。没有“诚”最终是抵达不了“善”的。由此《鼠疫》依然具有现实启示。而《失明症漫记》，我认为它的价值不是想象了一场失明症对文明社会的侵蚀和瓦解，而是借之思考作为人类文明基石的“精神视力”问题。萨拉马戈迫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很大程度建基于视力的基础上，往深处说，这种视力还必须是一种“精神视力”。小说中，眼科医生的妻子是唯一的未感染者，这在隐喻层面上暗示了，她在精神品性上所具有的善良、勇敢、悲悯等美德使她获得了旁人未有的“精神视力”。因此，小说最动人处，不是残忍，而是希望；是医生妻子在勇敢地杀死盲人集中营中的暴徒后，在月光下用极其稀缺的水艰难地替受辱女子洗净身体的场景。一种精神洁净的伦理由此确立，使这部作品超越了对苦难冷峻的洞察，正是这种伦理的建立，使小说获得了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