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春天安静得仿佛可以听到针掉地上的声音，那种带着金属质地的响声，却让很多人为之惊悚。春天，本是万物生长的时节，鸟鸣、虫唱、花开、草长、冰消、水满，这些自然天籁被上帝之手调成了“隐身模式”，无数钢针落地的声响参与到生活现场，让宅家的人联想到医院的针头和缝合针。于是，空气里似乎也掺杂进了消毒液气味。

疫期，时间凝滞，不再风生水起，好像大雪封门，十天半月不敢出去，只能老老实实当宅男。即使呆在克里姆林宫或凡尔赛宫，也会让人发腻的，何况是一百来平米的窄小空间。忽然很怀想梅城那条灰头土脸的“三板桥街”。

起初误以为是文化街，大概因为“板桥”二字吧，想必有些文艺范，没承想从街头至街尾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饭馆，大多低端、粗鄙，不冒尖儿，还黑不溜秋，只有少许几间沾了时尚的边，却也不太上台面。腌粉腌面三及第五及第汤是这条街的主打，连空气里都飘着腌粉面的味道。梅城人百吃不腻，从早到晚，都被腌粉腌面养着。他们的舌尖就认这客家美食，几十年吃下来，不离不弃，真的是有点坚执。间或开着几间肠粉店、鲜鱼粉店、牛杂店，但吃的人明显少。那间蕉岭三及第，店铺也就二十来平米吧，无装潢，连粉刷都省了，简陋得可以，摆了十几张简易饭桌，店内摆不下，便占了门口人行道的地盘，每天食客盈门，一天到晚开流水席。

竞争日趋激烈，老板却一如既往淡定，从不更改食谱，简单得实在有点寒碜，腌粉腌面饭甑饭三及第五及第之外，蒸笼里只有小盘鱼干、酿豆腐、红焖肉、蒸苦瓜之类可供选择。全是家常饭菜，消费十几几十元不等。多为老食客，大伙坐一起说说笑笑，砸吧声此消彼长，闹哄哄的，俨然公共食堂。冬天阳光照进店里，谁都喜欢，甚至还抢着往有光的位置上坐。夏天可就另一番景象了，谁都躲着阳光，店里没有空调，一把大功率风扇呼啦啦响，除此便是旧式壁扇，左摇右晃，就是晃不掉额头的汗珠。有人索性光了膀子，汗水蚯蚓般蠕动，哪管它，只顾埋头大吃。再热，也不能错过了这味儿，恍若这辈子就靠它们养着，一天不吃便短了精气神。

因为离单位近，我也经常光顾蕉岭三及第。开始觉得不雅致，全是粗俗气。吃过几顿，猪油、炸蒜蓉香味与粉面的米香混在一起，舌尖还真被俘获了。每天早餐大体少不了，外加一份三及第汤，瘦肉粉肠猪肝，枸杞或甜菜伴之，每次还必送一小碟辣椒段。客家人真有文化，一份猪杂汤居然起了个“三及第”的名，在瘦肉粉肠猪肝之外再加猪心猪腰，便成了“五及第”。我这才多少找到了“三板桥街”的一点文化元素。虽飘荡着日常的人间烟火气，却似乎看到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影子。

此时，我坐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家里，望着窗外的天空，树影斑驳，残云如雪，万物静止的情状，阒寂得能听见时间的呼吸。每天重复大致相同的模式，除了日常起居，便是看书、写作、习字、编公号，或者望着天空出神，想着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思绪便自然回到了三板桥街，那种热热闹闹的生活场景，于今想来多好。虽有点俗常、庸常、平常，却有一种过日子的劲在里头。这才是生活的常态，日常之中，生活之上，自由而率真，坦然而随意。打电话给梅城朋友，兜转一圈，提及三板桥街，朋友说以前多热闹的一条街，现在全关门歇业，这疫情害人不浅！是啊，抗疫期间，想必哪里都大致一样，这疫魔，逼着人们关上了生活之门，只留着一条窄巷通向日子的后方。

二

因为疫情，人的面目变得模糊，我们慢慢适应了口罩遮掩下的“半张脸”，鼻子和嘴巴只尽其功能，很少主动参与生活的出场，总是遮遮掩掩，欲语还休，好像对眼前的世界充满了怀疑。

这就是疫情笼罩下最让人惊悸之处，人与人之间筑起了篱笆，划清领地，各安一隅；互不往来，鸡犬难闻。一只无形之手在生活的某处一拧，日子便改变了原有的轨迹，热闹和喧腾抽离而去，鲜活与自由遭遇冰封，团圆及祝福支离破碎。一个意示着生机的春天被解构，人们纷纷戴上口罩。这也许是史上第一个大范围戴口罩的春天。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春天也跟口罩有关。那是1911年东北的春天——鼠疫蔓延！从1910年11月发病开始，前后历经半年之久，占据了1911年的整个春天，夺去6万多人的生命。史料载：“宣统三年即1911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我从几张历史照片上看到那些运尸工、医生、群众全戴着白色口罩，只露出迷茫的眼睛。

口罩，是防控的必要手段，也成为了对现实质疑的象征物。1911年春天的东北人民，对当时的日子同样是深深怀疑的。国弱民贫，医学条件和物资极度匮乏，死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随时夺人性命。在那种境况之下，怀疑已加剧为惶恐，命如草芥，生如蜉蝣。翻开欧洲史，发生过几次大瘟疫。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席卷欧罗巴，至少夺走2500万欧洲人性命；1719年，巴黎城天花爆发，致死4万余人；1817年，霍乱蔓延欧洲，仅1818年前后便导致英国6万余人丧生……

若干年前读阿尔贝·加缪《鼠疫》，我是当荒诞小说来读的。自愧对史上发生的瘟疫一知半解，到底觉得更像作家演绎的一则寓言。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重读《鼠疫》，感同身受，疫情从一个陌生词变成了眼前的现实，情绪和心境便很容易进入作家笔下的世界。封城——隔离——消毒液——死亡，这些关键词不断地跳入阅读视野，奥兰城就像当下的武汉，人人惶惑不已。“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

在人类史上，瘟疫成为扼杀生命的死神之手，而每一次疫魔最终都被伟大人类的巴别塔所瓦解和平息。每经历一次疫情，人类便会锻造出一把镇魔的尚方宝剑。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怀疑，水、空气、土壤、气候……我们的日常是否出了毛病？！

三

是的，春天病了，日子病了，地球病了。据说这次大疫的爆发源于动物病毒，至今尚未明确真正的宿主。大疫之下，必有大医，亦有逆向而行的大爱之人。如《鼠疫》中穿行一线的里厄医生，1911年平息东北鼠疫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抗非典、新冠病毒英雄钟南山。他们的脊梁挺起一座座山，巍峨，正气，终将以正压邪，驱散阴霾，让日出日落泾渭分明，让莺飞草长“律回春晖渐”。疫魔最终得乖乖重回潘多拉盒子之中，用漫漫孤苦去赎其罪孽。是谁打开这潘多拉盒子，将病毒放出人间？共性的答案当然是人！人心病了，才最可怕，才最挑战医者极限，甚至大医也束手无策。因为这已逸出了医学范畴，演变为人类学和道德学的终极问题，读《三侠五义》，第二回说“人有喜念，天必从之；人怀恶念，天必诛之。”这是对人心之病的一种劝谕，传统价值观之下的警句永不过时。这场大疫的爆发，让我们看到人类最终成为“恶念”的受罪者和买单者。

怀着“喜念”生活，日行一善，日省一过，不去侵扰所有生物的生命秩序，遵循“相安无事，平衡共处”的生态法则，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阳光打在窗前，我撕下口罩。复工复产潮涌动，街上行人车辆渐多。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我从来没有像这个春天一样强烈怀想。脑子里回放着这样一幅生活画面，即使有那么一点不谐和，我还是觉得温暖：人声嘈杂，熙来攘往，遛狗的照常遛狗，逛街的照旧逛街。违禁按喇叭的依然不管不顾，挤公交地铁的同样不让人，菜市场讨价还价的还是唾沫横飞。

也许快了，我可以坐在三板桥街的简易饭桌前吃一碗地道的腌面和三及第汤，日常的阳光正好照在桌面那碟伴着酱油的辣椒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