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陈再见是近年在广东以至全国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从最初的打工书写，后来的县城书写，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陈再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故事的人”，但他显然有非常自觉的纯文学坚守。或许他有能力通过网络写作获得更多的现实回报，但他显然另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讨论陈再见，绕不过他的“县城”书写。有人说，是贾樟柯的电影发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县城；陈再见家乡有个乐队叫“五条人”，他们出过一张颇有影响的专辑，就叫《县城记》。这种专辑上有句宣言叫“立足世界，面向县城”。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世界想象的秩序，是沿着村―乡―县―市―省―国―世界的等级轨迹递进的，这个链条所隐含的等级秩序使人们习惯了“立足县城，面向世界”的论述。其实，“立足县城，面向世界”是现实逻辑，“立足世界，面向县城”则是艺术逻辑，具体到陈再见小说，将世界性视野引入其县城书写中，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格局。我们会发现，陈再见书写的“县城”与贾樟柯的“县城”并不一样，差异很大来自贾樟柯电影中九十年代的山西县城虽然也有大量外界信息的进入，如港台流行文化之类，但那个县城基本是静态而自足的，它有自身不变的逻辑。但陈再见笔下的县城，表面看似乎只是无数中国县城之一，但它已经置身于巨变流动的全球化秩序之中。这种流动的县城并不仅仅是其自身，还没有甩干净乡村的泥土，又倒映着种种全球化时代的本土化幻影。今天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所有的东西稳定的边界都被打破了，你无法找到一个仅属于乡村的乡村，也无法找到一个仅属于城市的城市。今天农村里到处是玩快手、抖音的网红青年，而即使是最繁华的城市，在CBD商业区以外不出五公里，必有另一片景象的城乡接合部。所谓城乡接合部，不就是藏身于城市中的县城吗？所以，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不仅是书写某个特定的县城，而是书写叠加在县城上的乡村和城市，书写中国的县城，便是在书写县城里的中国。

▲《青面鱼》 陈再见/著

王威廉：对于故乡的“爱意”，恐怕是最为流行的一种文学思潮。每个人似乎只要稍微有点文学爱好，都会忍不住赞美自己的故乡。这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对于家园的眷念，是我们永恒的乡愁。为了寄托乡愁，我们自然要美化故乡。但是，我很高兴再见能这样说：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恨意。尤其当我们长时间置身在家乡的时候，谁没有体验到那种窒息的想要逃离的冲动？等到你真的逃离了之后，你又开始想念那里的一切。这种悖论怎么能不让人心生恨意呢？只有文学能够承载这种悖论的恨意。恨意绵绵，也是爱意绵绵。这就是人世间吧。我是希望在再见的小说中，能读出那种恨意的细节，以及恨意的深度与宽阔。那么，说起来，打工，既是陈再见谋生的一种行为，也是他逃离家乡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在异地的艰苦工作，与故乡拉开了距离，但是写作上却更见亲近了故乡，实现了一种精神还乡。我去过再见的故乡，还在他故乡的邻县扶贫过一年。我熟悉他笔下的风物，因而，我每每读再见的小说，都似乎能闻见那淡淡的海风的腥味。他虚构的地理空间“扇背镇”，里边那些被他细腻描写的吃食，有着鲜明的潮汕文化特点。很多论者都认为，小说家如果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根据地”，那么他的写作一定可以丰厚和持久。比如福克纳，比如马尔克斯……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能让我们彻底寄托情思的根据地越来越少了，因为剧烈的城市化进程让传统的社会结构在解体、在新生，乡村不再是田园牧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乡土小说迅速衰败的原因。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枫杨树”，短暂地构成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学，但是如今，这些作家的写作一直在调整，那些“文学地址”也沉潜进了文学史的记忆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再见的小说，我觉得更加清晰。再见的故乡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不像别的省份，人口被抽空，而广东这里，是人口在大量注入，比如我去再见的家乡陆丰（县级市），我好几次打车，出租车司机都是外省人，这在别的地方的小县城，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再见写下的故事有着相当强的当代性，其中饱含着这个时代的复杂症候。像吸毒、犯罪、人口买卖等等，再见的小说都有所涉及。因而，再见是幸运的，他的根据地依然“有效”，我特别期待他的写作能继续深入他的故乡，用现在的热话说：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中国故事”。

郑焕钊：我在阅读再见的小说中，脑子里出现了贾樟柯的电影。县城经验是中国经验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当下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最重要的载体。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县城经验的写作者，贾樟柯的电影以一个较大的历史维度，通过青年身份的变迁，来呈现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他颇具策略性地地将人物的节点与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时刻紧密结合起来，从中国阐释中国的变化，而在《天注定》等电影中，贾樟柯也呈现了社会底层的脆弱尊严及其如何在一个时代中被轻易碾压，如何转化成社会的暴戾。作为一个参照，近来陈再见的小说聚焦县城众生在这个时代的灵魂空虚、精神溃败与救赎的绝望。如《皮小姐》中梅朵拉姆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巫婆”形象，一个无所不能的角色却最终呈现为对自身的“束手无策”，显示了宗教救赎的不可能性。《去满洲里》书写了一个试图在他乡进行灵魂救赎，但这一过程，是一种离开了安全地方的无所适从的生命感受。而在《陵园舞者》中，灵魂空虚笼罩在每个人身上，而在欲望的呢喃与生命的挣扎与沉沦中，每个人都无法幸免，而T恤上面的切·格瓦拉符号，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符号，在小说中不管对女儿李一明，还是韩骁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劣质的青春叛逆形象被消费，意味着底层革命的道路已经被青年本身所消解。在这种空虚与绝望中，陈再见也写出了底层脆弱的尊严，比如《马尾街死人事件》在一个连环的杀人事件的背后，则是凶手何一洲对女友黄素如自始葆有的那样一种非常温馨的日常的幻觉，正是这种幻觉在现实中所遭受的背叛，摧毁了他最后的一丝尊严，这温暖的幻觉与脆弱尊严，及其与暴力的行为所构成的复杂关系，让陈再见的小说对县城转型中的精神书写具有了复杂性。

▲《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 陈再见/著

杨丹丹：从一般意义上而言，陈再见被归入底层文学作家的行列，贴上底层作家的标签，但从我的阅读经验和阅读体验来看，陈再见与常规意义上的底层写作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尤其是在表述方式上呈现出独特性。绝大多数的底层写作在表述底层的时候往往采用三种方法：一、对底层苦难生活进行扩大化和夸大化处理，在无限的苦难叠加中，激起读者对底层的同情和悲悯；二、将底层作为宣泄负面情绪的载体、中介和通道，底层写作讲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底层能够承载多少非理性的情绪；三、将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勾连起来，发现其中酝酿的革命因素和反抗精神。这三种表述方式将底层写作简单化、固定化和模式化，为底层写作设置了牢笼和陷阱。但陈再见的文学写作却使底层写作变得更为丰富性和多样性，陈再见拒绝将底层和底层的苦难生活作为满足猎奇心态、非理性情绪宣泄和对抗社会的文化资本，而是努力在客观呈现底层现实生活的同时，发现底层社会牵扯出来的人、人性、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例如，陈再见的短篇小说《陵园舞者》讲述关于背叛婚姻的故事，但我们无法将背叛婚姻的行为放置在传统伦理框架中去评判，男女主人公的背叛因为与身体的欲望并不存在直接联系，而是与个体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依赖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小说设置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情节：女主人公在与情人偷情的时刻，她的初中生女儿正在与一群少年发生肉体关系。在同一时刻发生在母女身上的偷情和淫乱事件，让女主人开始正视和反思自我行为的正当性，但女儿却以无所谓的态度对母亲的传统伦理反思进行了嘲弄和解构。在反思和解构之间，“性”成为代际冲突的场域，从而使人性变得多样而复杂。陈再见的小说在叙述形式上摈弃叙事形式的华丽和炫技，叙事形式平实、自然而温婉，但正是这种叙事形式支撑起陈再见小说故事的独特性。陈再见小说在叙述语言、叙述时间和叙述节奏上与同代作家相比较都存在独特的差异性。

▲广东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

冯娜：陈再见早期的小说我读之甚少，所以我一进入他的文本就跳过了批评家说的“打工文学”那个文学阶段，直接进入了他关于城市书写的近期小说；另一方面，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小说家。他的近作给我一个共同感受是，这是一个故事讲述能力很强的小说家，也是一个拥有极其芜杂、混沌的生存、生活经验的小说家。之前王威廉对他生活经历的描述，证实了我这种感受。陈再见的小说有一种不多见的亲和力，好像他笔下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故事中的人物是我们的邻人或者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路人。就像《陵园舞者》这篇小说，他讲述的好像就是中国当下随便一个城市都会发生的故事，故事里有背叛、有罪行、也有非常的殒命，但就是这样一个混杂着黑暗元素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隔壁房间。这篇小说也让我联想起爱尔兰小说家克莱尔.吉根的《南极》，它虽然不似《南极》那般冷酷，但拥有相同的细密、冷静的观察力和对故事整体的把控能力。人的命运感和死亡问题一直是陈再见的书写中关注的“母题”。《陵园舞者》《马尾街死人事件》等小说中都写到常人的非常死亡。一个严肃的作家必然要思考生与死的命题，在陈再见关于死亡的叙事里我经常会感到一种“犹疑”，我认为这种犹疑来自他的生活经验，更来自他不愿意坠入虚无的一种书写努力。里尔克曾说，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我想小说亦是如此，从一个具有魔幻气质的乡村穿越城乡接合部、再到高速发展的现代大都市的经验是一个小说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馈赠，我希望陈再见珍惜这种经验，写出更具独特品质的小说。

唐诗人：2013年我来到广州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再见小说评论，那时候陈再见也是刚刚冒起。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写了非常多作品，刚才威廉说陈再见的量大，的确是这样，这些年再见估计写了不下一百万字了吧，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一个月内就好几篇刊出。这种速度，也让我的阅读落后了，导致我没能完整地追踪他的写作。但我从最开始时候的观感，联系到最近他小说集《青面鱼》中的作品，以及他最新的“县城”系列作品，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个作家的成熟。他的写作已变得特别丰富，这种丰富，包括题材、风格和技术。题材上，他不再局限于写自己的故事，还能写出很多他人的故事。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里面主要还是写陈再见的故乡人事，《喜欢抹脸的人》集中的是深圳底层世界的一些人物遭遇，这些或许都更接近一个打工作家的“标签”。而最近的《青面鱼》等，其实已经突破了这些标签，“县城”系列小说，也更清晰地表达出陈再见书写中国故事的宏大抱负。风格、技术上，开始时陈再见惯用的还是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是老老实实讲故事，而最近的《马戏团即将到来》《陵园舞者》等，发挥他擅于讲故事的能力的同时，也加入了很多独属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比如精巧的结构、思想色彩强烈的叙述等。从这种丰富性层面来看，我觉得陈再见其实是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作家。只要把这些能力融合起来，把所有题材上的、技术上的东西打通，再见可以从目前的作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优秀青年小说家，很快跃升为一个会讲故事的路遥式、莫言式的大作家。我私下里其实一直期待着再见写出一个大长篇来，那很可能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平凡的世界》。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荣获《小说选刊》2015年度新人奖。

陈再见：谢谢各位同道。我很喜欢本次研讨会，都做足了准备，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都直接有效。写作多年，有所长有所短，我自觉是门清的，有时看到一部好小说，阅读起来就相当恐惧，那等于就是在消磨自己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时候，我也许需要多看几篇平庸之作，才能重获信心。想想都觉得可笑吧。不过这些年，我写作的方向大抵没什么改变，这可能得益于当年阅读的起点就比较高。王小波、余华等先锋作家是我写作的引路人，跟随他们的脚步，方向上不曾有过怀疑，倒是在写作题材、角度、手法上有诸多改变和体悟，比如从打工题材到乡土题材再到城镇题材。我并不信奉“题材论”，之所以有这么多跳跃，完全是因为我的生活和认知发生了改变，我忠于自己的生活和认知。另外，除了题材上的变换，我在处理环境和人物上也逐渐开阔起来，比如我再也不会把人物安插在某个特定的背景里去写了，那既不符合生活样貌，还让读者怀疑小说仍没有一出“舞台剧”来得宽广自由吗？所以，我现在的小说，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他们都是流动的，是活的，是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言止的，是有行动力的……当然，我可能做得不够好，不过方向不会错。再次谢谢诸位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