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的小说不是关乎信仰、彼岸、正义、终极关怀等宏大内容的小说。当然，我们需要这类小说，那些具有宏大话语操控能力的作家作品，曾经给过我们血脉偾张的激动，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但是，当唯一的讲述方式渐次消退之后，无数种讲述方式大面积复活。被宏大话语覆盖的生活细小浪花逐渐形成了另一种潮流——我们身边流淌的就是这些细小浪花构成的生活潮流。于是我们发现，关于生活、关于人的情感、情绪等内宇宙是如此的浩瀚丰富。蔡东的小说更多的就是面对人的内宇宙展开的。这部命名为《星辰书》的小说集，一如它的讲述者，内敛、低调，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情感以及与人的精神领域有关的问题，读过之后竟如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因此，于蔡东和《星辰书》来说——无须高声语，亦可摘星辰。见微知著是蔡东《星辰书》的一大特点，她以丰富的直觉或魔幻、或荒诞、或洞心戳目般地讲述了她的人物的情感危机或内在焦虑，让我们感知的是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困境和难题。因此《星辰书》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报告；另一方面，蔡东又以她的方式处理或化解那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幽微处。因此，她的小说是有光的小说，这个光，就是心有大爱。

一、荒寒冷漠处更有春暖花开

几年前，我曾分析过方方发表的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情感故事：瑶琴姑娘死心塌地爱上了她的“白马王子”杨景国。在爱情即将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前夕，杨景国死于突如其来的车祸。与杨景国同时死于非命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子。从此，灾难如阴影挥之难去。直到中年，她又结识了一个男人，但无论这个男人如何爱她，她都难以让生活重新开始。当她最后一次去墓地告别旧情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候，得知多年前杨景国死亡的真相，让她不慎落下的擀面杖又使第二个男人死于非命——当年，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与杨景国死于同一场车祸！而同样悲痛欲绝的男人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实在忘不掉那就不忘吧！”小说发表后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转载、评论，一时蔚为大观。方方写了一个惊涛裂岸的与情爱有关的故事，但小说写了人性的两面性：背叛与真情。杨景国是一个猥琐的男人，但瑶琴对爱情的执着像火光一样照亮了这个小说。方方的这篇小说的发表距今已过去十多年，但小说对这一情感领域的书写仍如火如荼居高不下。当然，没有什么题材比情感更适于小说。但我们发现，十年之后，对情爱的书写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薄情、背叛、算计、欺骗、冷漠而没有爱情。小说写的都与情和爱有关，但都是同床异梦、危机四伏。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生活总有不如意甚至不堪忍受的苦楚或难处，蔡东同样也在面对。但蔡东讲述这些背面生活时，却没有写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那些不忍处她节制且体恤。那是了然于心后的体悟，是对生活光景的善意修复，就像德高的医生发现了病变，并不是一惊一乍而是得体或无声地疗治。蔡东对生活的理解，就像加缪一样：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将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渴望将宣告一切已结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伶仃》中被抛弃的妻子卫巧蓉，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丈夫出走后，她不惜跟踪丈夫，但丈夫确实洁身自好，事情不是她想象的样子。小说以极端的方式写了丈夫出走后卫巧蓉的“伶仃”况味。当一切大白，卫巧蓉与生活和解了：“他们至今没有碰过面。她设想过面对面遇上的情景，这辈子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她不知道该对他说点什么，但她还会迎上去，向他问声好。”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山峦连绵，白云飘过，青山依旧在，万事万物都没有改变。但对卫巧蓉来说“身边的黑暗变轻了”。经历过了，从容不迫才会成为人生一场真正的幽默，她无须安眠药也可以轻松入眠。放弃怨恨和猜忌，与生活和解，就是作家赋予《伶仃》的一缕阳光。中篇小说《来访者》是《星辰书》中权重较大的一篇作品。小说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者，她的对象名曰江恺。对这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庄玉茹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帮助江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江恺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因此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江恺患病的根源以及疗治过程非常缓慢，一如石子投入湖中，层层波纹渐次荡漾。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庄玉茹，虽然专业但也未免紧张，但她就是江恺的阳光，她终要照耀到江恺内心的黑暗处。她不是抽象的理解和同情，这与具体疗治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她如何通过具体的细节和办法让这个貌似“活得不错的人”走出黑暗。当然这是心理咨询师庄玉茹的工作。对于作家来说，在注意技术层面循规蹈矩的同时，她更要关心怎样塑造人物，怎样让事件具有文学性。这时我们看到，庄玉茹居然陪着江恺去了一趟洛阳——江恺的老家。这个事件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时间回溯了，江恺重新经历了过去，然后那些美好与不快逐一重临。那扇关闭心灵的大门终于重启。但我更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他们发现了一家小酒馆，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我们商量着点菜，芹菜炝花生、小酥肉、焦炸丸子、蒸槐花，主食要了半打锅贴。菜单翻过来有糯米酒，我问他：“喝点酒吗？”他笑笑：“度数不高可以。”

很快，店家温了一壶酒上来，酒壶旁是一个小瓷碟，放着干桂花。我先把酒倒在杯子里，再撒上厚厚一层桂花。乳白色叠着金黄色，米酒的酒香托着桂花的甜香，在不大的屋子里漫溢着。

这是一个寻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曾无数次地亲历，因此一点也不陌生。但这个场景弥漫的温暖、温馨和讲述出的那种精致，却让我们怦然心动——谁还会对这生活不再热爱。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疗治，也就是庄玉茹走出小酒馆才意识到的“一次艺术疗治”。庄玉茹是江恺走出黑暗的阳光，这缕阳光与其说是专业，毋宁说是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在一次访谈中蔡东说：“对日常持久的热情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发现，才是小说家真正的家底。人生的意义何在，毛姆用《刀锋》这样一部很啰唆的长篇来追问，小说里几个人物分别代表了几种活法，伊格尔顿用学术的方式来探讨，答案不重要，他的逻辑和推进方式让人着迷。而我写下的人物用他们的经历作出回答：意义不在重大的事项里，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庸常中。就像我在《来访者》里写下的一句话：在最高的层面上接受万物本空，具体的生活中却眷恋人间烟火并深知这是最珍贵的养分。”这不止是她的宣言，更是她在小说中践行的生活信念。因此，当江恺的妻子于小雪说庄玉茹救了一个患者时，庄玉茹摇头说：“救了她的是流逝的时间，是男欢女爱一日三餐，是贪生和恋世的好品质。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最有魔力的。”作家的健康赋予了人物的健康。谁都会面临无常，但对健康的人来说，一切过去便轮回不在。于是，小说结束时庄玉茹的“这世界真好，生而为人真好”，就不是一种空泛抽象的感慨，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恩，犹如爱的七色彩练横空高挂。

二、“现代气质”与小说的难度

蔡东的小说有鲜明的现代气质。这个现代气质不只是说她小说具有的时代性或辨识度，我指的是她小说人物的性格。《天元》，应该是一部寓言小说，一部具有鲜明“现代派”气质的小说。陈飞白是个人才，但她入职每次都折戟在面试上，她不得不从事一般性的工作而难以介入中心。所谓“天元”，就是围棋盘正中央的星位，也是众星托衬的“北极星”，是最耀眼的一颗星，天元也意指那些超神入化的人物。而陈飞白应该是一个“此辈不可理喻；亦不足深诘也”的人物。她不想成为“天元”，不想成为那个世俗意义上于贝贝式的成功人物。她更像是来自彼得堡时代的“多余的人”，现代中国的“零余者”或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反抗者。不同的是，陈飞白并不狰狞铁血，她表面略有棱角内心坚不可摧。在她的观念里：

我终于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了，

不再因年龄被强行划入一场场比赛

回望这些年，我会从心底笑出来

我记得

我活得特别有兴致在每一次能瞄准的时候我没有瞄准

我往左边或右边偏了一下

因为这不瞄准

因为这不瞄准

我觉得，我是一颗星我是一个人才

我活着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次的不瞄准

这就是陈飞白的诗。她值得炫耀或自我确认的就是一次次的不瞄准，她就是要特立独行。甚至她的这一节诗歌，也只用了一个标点。当然，决绝的是陈飞白而不是蔡东。蔡东开篇不久即写到一条抹香鲸的死亡。离开了大海，离开了具体的生存环境，即便你是一个庞然大物，也难逃厄运。

《照夜白》中的谢梦锦，是一个一心要“逃离”的人。“逃离”是加拿大诺奖获奖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小说。距门罗更为久远的时代，女性就早已准备好了“逃离”。因此“逃离”是女性文学屡试不爽的主题。面对旷日持久言不由衷的课堂，谢梦锦几乎忍无可忍。于是她“失声”了，她可以不上课了。“喜从天降”的“失声”让谢梦锦自由了。自由太让人神往了——歌德说：“为生活和自由而奋斗的人，才享有生活和自由”，斯宾诺莎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谢梦锦不想奋斗也不想当巨人和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于是，做一个人的幻想便出现了：

我一直有个愿望，或者说幻想。有一天我到了教室，坐下来，不说话学生也不说话，大家就这样一起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铃响了，所有的人一言不发，寂然散去。

但是，谢梦锦并不是一个彻底反抗的“现代主义者”。她马上说：“想想罢了，怎么可能，一大群人呢。说不说话，从来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与其说谢梦锦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毋宁说蔡东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那个时代毕竟只可想象难再重临。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适可而止”。陈飞白、谢梦锦都生活在既定的生活环境中，她们具有的“现代气质”已实属不易。利奥塔在《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中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化是身处根本处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们是出生，死亡，爱情，工作，生孩子，被实体化，衰老，言谈。人们必须出生死亡，等等。于是一个民族对这些人物，这些召唤，以及它对它们的理解，做出了回应。这种理解，这种倾听，还有赋予它的回声，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它对它自身的理解，它的凝聚力。文化不是归属于根本处境的习俗，计划或契约为基础的意义系统；它是民族的存在。”因此，讨论陈飞白、谢梦锦的“现代气质”，离开了利奥塔的民族的文化处境或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说不清楚的。蔡东的“现代气质”就蕴含在这一文化处境和场域中。

有难度的小说，就是用爱化解人的无尽苦难和痛楚。痛苦是人类永恒面对的景况，用想象的方式解除人的痛苦并走出这一境遇，是有爱的作家选择的春冰虎尾的道路，也是一条难以为继的道路。它极易形成模式或同质化，即便确乎不拔也险象环生。但小说就是冒险的艺术，绝处逢生也就成就了一个作家的伟力。我们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包括那些内心深层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与别人别处的生活比较呈现的。因此，那些理论金句尽管必要，却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作家对具体生活场景和人物内心细微的描摹，一切竟一目了然一览无余。我们知道了自己那些幽微隐秘的痛楚究竟在何处作祟，找不到的那些痛点就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转移到了我们的身上，切肤之痛就这样如期而至。读蔡东小说的致命感受就在这里。

之所以说发现、捕捉的是人的情感或感觉的幽微处是小说的难度，因为那是一闪即逝却又挥之难去的感觉，似有若无又无处不在，它几乎成了一个人的魔咒或幽灵，游荡在人的内心深处又不时泛起。那种只为别人观看的“盆景”式生活在传染般地蔓延。《出入》中的梅杨一直生活在朋友李卫红的阴影下，鄙视她愤恨她，却又受虐癖般地不能停止接近她。林君梅杨夫妇话不投机，旅游计划搁浅，不谋而合的竟是源于两个人均难以启齿地对分开的渴望。也许这时我们才会理解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背后的一言难尽。夫妇均有对“分开的渴望”，就是人物内心的幽微处。这是生活中几乎人人都有又难以启齿的心理活动，如果诉诸实践，也不啻为医治夫妻矛盾的一剂良药。这里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但这里的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不然就不能解释《出入》中的林君的“临时出家”，以及“出家班成员”们相互间亦有“咫尺天涯”的美妙感了。那个混乱的所在，基督教、道教、佛教一应俱全，国人女翻译、洋人牧师悉数在场。这个反讽的荒诞场景将精神世界的无序混乱和盘托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梅杨居然对林君说“我可是修成正果了”。出与入，居与处，是传统士阶层难以处理和选择的矛盾，但历史发展至今日，这个曾经犹疑不决的矛盾终于幻化为一个后现代的闹剧。

《布衣之诗》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孟九渊和妻子赵婵分居前曾宴请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席间大家言谈举止得体周正。但结账时——

赵婵提出打包。孟九渊用眼神质疑她，你这是怎么了？拿回家你吃吗？吃吗？赵婵避开他的目光，起身去柜台付钱，很快就有服务员来桌旁收湿纸巾。孟九渊按住湿纸巾，问：干嘛？服务员缩回手去，解释道：“女士说了，没用的都退掉。”同学们赶紧拿起来，说：“不习惯用这个，退了吧。”孟九渊动作很大地扯开包装，说：“我用”。

但回家的路上俩人并没有争吵，默默不语沮丧茫然。这最后一刻让宴请毫无颜面。这个细微处，赵婵的性格和两人的关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生活自有迷人的魅力。但生活中总要遭遇它的背面，就是那些琐屑、无聊甚至构成“敌对性”的阵势。它让生活变成煎熬、无望甚至绝望。生活中某些细小的缠绕、纠结、不快等，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情感，处理的过程并不亚于面对“大事件”时的犹豫或举棋不定。在大的生活内容面前，我们有那些高明的向导或潜在向导，他们代替了我们思考；我们还可以选择从众——或者有人先于我们选择，他们可以提供某种参照。但面对个人生活的百态千姿，你必须自己拿主意。这时你拥有了自由，也因为自由你拥有了麻烦——无所适从的麻烦。这个麻烦与生活丧失了方向感有关系，但是，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方向感有关，其间的不确定性如影随形挥之难去。蔡东的小说要处理的大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这就是蔡东小说的当下性。

《天元》中的陈飞白虽然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但她非常在乎和丈夫何知微的情感。她是太爱何知微了。两人的关系即便如此，仍有需要小心翼翼的缝隙。陈飞白曾经问何知微“喜欢你现在的工作？足以安身立命？”他们的价值观显然并不严丝合缝。何知微也爱惜和陈飞白有关的一切，他突然有些担心，“万一，他和她，把话都说完了怎么办？会有没话说的那一天吗？不敢深想，只能珍视此刻，想着既有此刻，也不算白活了”。彼此情感甚笃相爱甚深的人，也未必相知彼此。所谓“心心相印”不过是句堂皇的修辞而已。蔡东对人心内部秘密或细微处的大胆敞开或剖析，是她小说最具力量的一部分。温文尔雅是小说的表面，犀利就在其间。

三、对“不中用的东西”的发现

但是，《星辰书》终是一部心有大爱的书。这个爱，不只是对人物的处理，亦隐含在诸多细节之中。除了人物关系之外，那些鸟语花香的细节更是楚楚动人。《照夜白》中的谢梦锦，“按照今天的设置，她不能发出声音，这番话只是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她想起家里的柜子抽屉里，放满了杯壶碗碟，几年也用不上一回的，就是为了看看，看着喜欢。她从小喜欢的，好像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一路上她车开得很快，急切地想把刚才的夜晚甩到身后。再转一个弯就到小区了，每次先看到的都是裙楼的鲜花店，她把车速降下来。店里的灯还亮着，她停下车，看着店员把摆放在门口的花盆一一搬进店内，透过落地玻璃，能看到不大的空间里布满鲜花。当初花店刚开的时候，她担心花店生意清淡，万一哪天关门就可惜了，她是第一批办储值卡的人。毕竟，楼下开间花店，住户的日常里就有了点高于生活的东西。”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高于生活的东西”。谢梦锦因对生活的这些感知和认识，人物就有了站位，她的“失声”和对日复一日机械生活的反抗，就有了意味——她抗拒的是被生活的“异化”，却坚决站在了“美”的一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在“不中用的东西”中腾空而起，一如画中的骏马“照夜白”。蔡东小说中那“不中用的东西”“高于生活的东西”比比皆是。无论是人物趣味还是讲述者趣味大抵如是。《伶仃》的开篇——

黄昏的时候，卫巧蓉走进一片水杉林。通往树林深处的小路逐渐变细，青苔从树下蔓延到路边，她快步走过时，脚步带起了风，缕缕青色的烟从地面上升起，蜿蜒而上，越来越淡，越来越清瘦。她停下来，等烟散尽了才俯低身子凑近看。这些日子阳光好，苔藓干透了，粉末般松散地铺展着，细看起来如一层毛毛碎碎的绿雪，她小心喘着气，担心用力呼出一口气就会把它们吹扬起来。

然后卫巧蓉走出了树林，天空、小径、街道、楼房、海岸线、山丘和翻过山头的一朵云，伸向天空几个角的剧院才渐次出现。这些貌似闲笔的文字，让小说松弛冲淡。但小说内在的紧张就蕴含在从容的文字中。被“窥视”的丈夫一无所知，窥视者卫巧蓉则一览无余。那些“不中用”的闲笔便具有了“张力”的意义。《天元》中何知微一直期待将地铁六号线上印有“一步制胜”的广告牌摘走。女友陈飞白曾经做过这件事并且成功地把广告牌取走了。轮到何知微却遇到了麻烦。事情不在于何知微是否能够摘走广告牌，即便摘走“一步到位”的广告牌，陈飞白的命运能够改变吗？但是有了这个情节，小说便飞翔了起来，小说有了诗意。那是一种对“天元”的反抗，对“现代”价值观和格式化生活“理想”的反抗。

“不中用的东西”，一如加缪旅途中将风景化为内心的背景，一道微光，一首乐曲或一群拔地而起的飞鸽，让他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欢乐。如是，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梭罗会守着一潭湖水，梵高会画一双农鞋或几枝向日葵，诗人要吟唱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对“不中用东西”的迷恋，只因为那是“高于生活”的美，是精神需求的要义。无论人的自然属性是否被满足，是那些“不中用的东西”改变了我们。有人曾打比方说，家里最有用的东西是厨房和厕所，但是有客人来了，你让客人看的或者是一幅画，或者是进书房，这画和书是没用的。但你不会领着客人去看你的厨房和厕所。

我还注意到，蔡东的小说对日常性生活的兴致盎然。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会写到花花草草，写到与日常生活的必须，写各种菜蔬或餐桌：

吃过早饭，她瞒着给女儿检查行李，钥匙，证件。女儿呢，忙着检阅冰箱，里面满满当当的是蔬菜、鱼虾和水果，冷冻层里也塞满水饺、猪肉包和带鱼段。

早市海鲜区堆满了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梭子蟹、海虹、毛蛤、爬虾，地面上水淋淋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鲜的味道。

——《伶仃》

两人一路引我来到小区，小区的建筑物很疏朗，花园开阔，种着些合欢、夹竹桃、石榴、垂丝海棠，地上除了草坪还有大片的毛牡丹和矮牵牛，水系景观也愉人眼目，防腐木的平台，曲水游廊连起几座小巧的六角凉亭，岸边随意散落着几块景观石，流水潺潺，红红白白的锦鲤在硬币大小的绿萍间游弋。

我早早来到咨询室，把洛阳买的牡丹绢花插在藤筐里。花朵绣球般大，颜色是渐变的粉，只有一瓣显得各色，近于深红，像湿了的胭脂，红色冷不丁一大步跳到粉白，倒是一点也不呆。

——《来访者》

这些笔墨，既是闲笔，是“不中用的东西”，是生活的情怀也是个人趣味，一个女性作家的性别区隔亦在这情怀和趣味之中，或曰对生命的体验之中。小说考量的最终还是作家对生命理解的深度。蔡东自己曾说：“说到‘我想要的一天’，在非常不确定的世界里，有闲暇的一天大概便是最好的一天了。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可以收拾收拾屋子，可以去菜市场逛上两个小时，买好菜回家做顿饭，可以拿起一本读过很多遍的书，从随便翻到的那一页开始看，毫无功利性地散漫地看。这就足够了。”正是有了这等平常心，蔡东才有了她和小说的低调内敛。但蔡东的内敛或低调，不是张爱玲见到胡兰成的那种“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卑微甚至不惜失了主体性。蔡东是《照夜白》中的谢梦锦喜欢的铃兰花，在盛年时便向下绽放，不似那些仰着头向上开的花，残败了才无奈地低下头。铃兰是主动、自愿地低头俯看，把花开向地面。开向地面的绽放也可以大放异彩，只不过那需不同的看客或听众罢了，一如“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的高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