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就一般的文学现象言，是无法说通金敬迈作为军人与作家60多年的创作态势的。他的一生，不管是就个人还是整个国家而言，都可视为一个文学时代完整的文学事件。他所熬炼的一切经历，颇能寄寓象征而为一部当代文学史。只需对他的文学经历稍作描述，无需予以史论，即已成平白而又惊心的文学史叙述或历史叙述。

说是事件，是与金敬迈相关的一切文事，都不是现象形态可能解析。他的文学遭遇，与文学规律无关。可以说，他的人生与文学命运是一种当代政治的必然，而他的政冶命运却充满无限的或然性。每一环节，都与偶然事件或特定人物相关，都导向各种各样的可能结果，都不是他个人可以把握，国家政治与文学，紧紧裹挟着他同行，同时成为了他的命运。他的一生，历尽与一般作家无缘的哀荣。这一切，都因果于某一偶然突发的事件。

1966年6月28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家代表团共有34名代表，广东有4名代表：金敬迈、张永枚、王杏元和韩北屏。广东在非常时期的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文学的北上，在当时乱纷纷的形势下，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政治图象：借一泓远离中心的清流，入主已然乱象的文艺界。几个南方来的年青作家，成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亮点，金敬迈和张永枚同为36岁，王杏元33岁，他们是代表团中最年轻、激进且红得发亮的新生代。

他们中一个是写思想改造的小说高手，一个是唱亮军营晨曲的吹鼓手，一个是写农村阶级斗争严重性的前锋。他们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在即将拉开帷幕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姿态和未来期许。他们分别以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西沙之战》和《绿竹村风云》，形胜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伟大成果。这也可看出金敬迈的创作，不是一般的文学的现象形态，而是作为当时政治与文学事件的重要部分。

从理论上说，是《欧阳海之歌》奠定了金敬迈的文学史地位(《欧阳海之歌》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延续为文学史的部分)，除此别无其它。他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与他的文学史评价是有所关联，但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的权威文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欧阳海之歌》几乎没什么重要评价。但《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当代社会某个时代的影响力，应该说在文学作品中，是最为巨大的。迄今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其印刷量能与之比肩，印刷量达到三千万本，连四大名著都未企及。《毛泽东选集》是政冶宣传文本，不在此例。这种情况很反常。而我研究的，正在反常之处。

说起《欧阳海之歌》，年龄50岁以上的无人不知。它发表于1965年七月，瞬间大红大紫，受到当时众多中央首长关注，包括毛泽东和江青。此刻文革风声已紧。《欧阳海之歌》中经文革，成为毛泽东思想改造人教育人，触及人的灵魂的文学范本。

它一路飙红，直至今日，文学环境和语境已经时过境迁，但《欧阳海之歌》在政冶、文化和文学规范中，依然不崩不坏。这是什么原因？理由在哪里？有时，我奇怪于文学史家们，不去研究这种反常却最平常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却唠叨于人云亦云的所谓人造经典或伪经典。

没有一部当代文学作品，像《欧阳海之歌》一样，经历不同的政治时代，在互为颠覆的意识形态中，却始终处于红旗不倒的境地。这种奇怪的文学现象，超越了一般文学史对所谓经典作品的认知与评判。

《欧阳海之歌》诞生于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氛围中，文革中金敬迈被关押，《欧阳海之歌》却巍然不倒。文革后的90年代，《欧阳海之歌》一版再版，并被作为一百部中国文学新经典的范本。

从60年代到90年代至今，文学史家批评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却以另一态度面对《欧阳海之歌》。

结论只有一个：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之积极方面，是《欧阳海之歌》的灵魂本质。它是与我党教育人民，注重思想工作，支部建在连上，或建在甚层这个宗旨并行不悖的。它寄寓于文学，托举出形象。尽管金敬迈后来对此有许多反思。但是，我以为，他的文学初衷，在那个个体并不能很自觉的年代，他对人物的认知，倒是贴近革命时代的人的准则的，是写出了在反常的现实逻辑中的一种正常的人性表达的。他写出了欧阳海，作为一个底层战士朴素的阶级觉悟，在活学活用中的思想改造历程，克已奉公中的自我克制与扬抑的蝉蜕与痛苦。

现实中的欧阳海也许并不像小说描绘的那样纯粹，但每一个读者心中的欧阳海，已有一个惯性楷模，一种对英雄的心理定势与阅读倾向，比如媒介中的雷锋，以及文革前十七年，所有革命文学中的英雄模式。只不过金敬迈把这些英雄，在欧阳海身上，更精神化，同时也更为精神的现实化。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两结合创作方法所严格要求的。

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不同的文学语境，不同的批评指向以及不同文学史时代，对《欧阳海之歌》的颂扬或批判，都被牵制于某一底线，都限囿于某一边界。不管在政治运动中，抑或于改革开放中，它始终站立于保卫革命文学的最后防线。通俗一点说，它宣扬五讲四美，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俗一些，是所谓“正能量”。所以，它的道德审美，适应于各个不同品质的时代。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是金敬迈的文学天分及他对底层人物的精神诉求，有怜恤的体察。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较，他小说的文学性及诗的抒情性，使其叙事有生活质感，有生命逻辑，有情节机锋，有某些人性谅解的隐秘达成。

小说“最后四秒钟”的革命抒情，是那个时代最为激越的“诗与远方”的体现，是革命时代的逻輯象征。它的哲学基础，源于60年代讨论激烈的话题，是由哲学家冯定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英雄的理论。冯定认为，普通人成为英雄与否，决定于人在生命最后三分钟的抉择:犹豫、退却或坚定以殉。《欧阳海之歌》"最后四秒钟"的抒情向度，是欧阳海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誓师。

对于金敬迈而言，《欧阳海之歌》，既是他人生的颂辞，亦是他生存的挽歌！他的神速高位，与他的瞬间秦城，都维系在某个事件上，并使这本书本身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亦是一个文学事件。正如杜甫《蜀相》一诗所言：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金敬迈从坦途到地狱，又从地狱复蜕，而有了与《欧阳海之歌》截然不同的异文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从尽忠颂圣到控诉呼嚎，从壮怀激烈到痛心疾首。他以切肤之痛完成了已死与方生的涅槃。他从高处深深地跌落，反而成就了一个作家从思想牢笼向独立自由的飞翔！

金敬迈在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睡着了。现在，我醒了。”

“我觉得我很悲哀，我想做一个好人，想做一个真实的人，都做不到……”

这是一个高尚人格的自我反省。

进入老年，金敬迈的社会关怀更趋于实际。在各个危难时段，在报告文学写作现场，以及对文坛的现象介入，处处可见他的手笔和身影。作为军人和作家，他从未离开过他的战场，各种各样的战场，包括当年奋不顾身，积极没入“非典”的报导之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陆军总医院1204病房，面对这位已近半昏迷状态，却又时时发出琅琅如金石般音色的军人、战士、作家金敬迈，肃然起敬，想起千余年前杜甫颂挽诸葛亮的诗句，于金敬迈而言是合适的，也是悲伤的。

2018年9月3日

附记：

军人金敬迈

郭小东

对于他们这一代作家而言，记忆是有颜色的。那颜色很分明，很庄严，却又无法说清，无法细细分辨。现实之上，颜色炫幻，迷离。现实之下，泥滞沉铅，浮华尽染……

他自称老迈，年青的女作家们，都亲热地叫他迈哥。我的儿女称他金爷……我则在不同年龄与时期，称他金干事、金叔叔，金老，金老师。他离开秦城时，只见他满头长长的灰发，留一把尺许的灰白长髯，从那时起，我称他金老。后来他去了长髯，又回到40岁时写《欧阳海之歌》的模样：一位伟岸的军人。此时，我称他金老师，直至他暮年。

昨天，我和建江、东方、晓琪一起去陆军总医院看他。

金老师刚做完透析，很倦，但脸色红润。我们逐一抚握他的手。他的手很温软，饱满，肤白如雪，像20多岁的质地。他眼神依然锐利，时睁时闭，没有话。护工问：知道是谁吗？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声说：“知道！”声音洪亮，磁性如金石相击，这是金老师一贯的音色。

前年，我陪他去汕头，过南滨，我告诉他，当年的埭头团部，就在达濠岛的另一边。他说起了1958年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埭头部队团部的金干事，就是后来写出《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

那时，每至周末，部队便来人请父亲去团部驻地埭头喝酒。半夜时分，几个兵会把父亲从吉普车上搀下来。母亲让我们排队，一个个鞠躬，谢过兵们，其中时有金叔叔。然后，我们兄弟姐妹6人，开始聆听父亲例行的酒话。他喷着酒气，却清楚地描画着儿女们未来的前途。母亲立于一旁，忍俊不禁，她很开心。

1965年，父亲让我读《欧阳海之歌》。我带着很特别的情绪读这本书，做了许多摘录，特别是书末的“四秒钟”。

我去海南岛，带着一木箱书。全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夹着几本文学书，是撕去封面的《格林童话》，有封面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和《边疆晓歌》。

在广州候船去海南，海上有暴风。有同学说去中山纪念堂，看《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宣讲，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心想一定人山人海！高山仰止。

童年记忆的颜色已然褪尽。再见金老师时，他正在劫后逢春的高位上，在任何场合，他的形象气色都赫然左右。虽不动声色，却傲然鹤立。在血水里泡过三次的人，自然如是。阿·托尔斯泰说得没错。

和金老一起乘机，机场柜台看了金老的军官证，是中央军委签发的，就说有专人带去贵宾室休息登机。我说，我在机上等您。他说，不去贵宾室，走！

最后一次与金老外出，在潮汕高铁站，去6号站台有点远，我找来轮椅，金老不肯坐。他始终尊严地站立与行走。

我告诉他，本月27日下午，省作协召开“金敬迈研讨会”，我们一起去参加，朋友们都很想他。我会做个发言。他没有回应。

期盼那天，他能去现场，接受“终身成就奖”的祝贺。在他眼中，不再有“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

2018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