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作者：廖令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书号：ISBN978-7-5594-0805-1

内容简介

近日，深圳青年文学评论家廖令鹏的文学批评专著《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近年来深圳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经验、新模式、新趋势进行了独到的观察，探讨了文学的开放性、社区写作理论与实践、新媒体与文学、科技与文学等倍受关注的主题。尤其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薛忆沩、余怒、臧棣、孙文波、邓一光、相南翔、丁力、吴君、蔡东等作家的创作进行诠释和挖掘。廖令鹏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场的批评，跟踪观察和研究新城市文学，为30多位深圳作家写过评论，为深圳文学鼓与呼。他认为，城市文学历来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的文学面貌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尤其是现代科技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城市文学的内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深圳40年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和精彩的“深圳故事”“深圳精神”，也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创作资源与难得的叙事红利。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和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深圳文学的语言展现出了“新”的现代性，其文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应当重视起来。

作者简介

廖令鹏，生于1981年，江西石城县人，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深圳重点题材创作签约作家，曾任国家核心期刊《开放导报》编辑，就职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业余从事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研究，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学批评奖等若干奖项，发起创立“文学+”青年沙龙。在《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艺评论》《小说评论》等发表论文30多篇。有作品收录《文学报》主编的《新批评文丛》、《文艺报》社主编的《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等丛书。

附：《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序

城市文学的价值发现与语言探索

凌春杰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开始历经前所未有的格局变化，纯文学作为一个名称的兴起，并非它取得了阶段性的历史成就，而是它必须在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崛起中迫切需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再命名，也就是在这一自我再命名的过程中，传统文学开始走向边缘化。边缘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学在形态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圈子化的形成，它逐渐远离大众，以精英的姿态蛰伏在不同的角落。圈子化的文学持续受到多媒体的挤压，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节节败退，逐渐收缩在“写编评”这一小众的群，在群中自我写作、自我发表、自我评奖、自我出版、自我批评，他们迫切希望向外界转发唤醒十万加却不拥抱现实，依然固守牢不可破的传统文学理念和表达方式，几乎再也难于走出自我设定的这个圈子，而对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也日将变得无足轻重。他们坚信自己所坚持的文学即使在今天遭受冷落，但能在未来彰显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这种期待一直是很值得存疑的。尤其是在人类进入除了阳光、空气和水暂时免费的商业时代，物质化的世界已经形成，科学与假设正不断加速变为现实，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主导当今人类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世界的主导模式正由经济政治学向科技政治学转变。以至于今天，一切当下的存在，倘在当下未能彰显其更多价值，其未来的价值如何也需要慎重考量。文学是生活与想象化合情感的精神产物，时代的变迁作为一种存在，为文学想象提供了飞翔的翅膀，人的思想情感作为一种反射也在不断变化，更趋丰富和复杂。一方面是传统文学面对现实世界的收缩，而另一方面是多种非传统文学的不断呈现，它们带来由新的观念、视界乃至于技术、语言等方面构建的新文学空间，不断呈现出与传统文学鼎足的多元格局。对于当下文学呈现的这种形态，哪怕是非常细微的特点加以考察，深入客观进行阐释、判断、分享和引导，或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应该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最好时代，也是一个文学的最坏时代。之所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不单是因为媒介的丰富与拓展，而主要是因为文学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推动下充满了虚拟和虚构的无限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日益显得艰难。可以说，在人类数千年的文学发展中，从文学文本样式而言，依然是韵文和散文的划分，从语言而言基本仍是古文和今文之分，只有当我们将时间的刻度划得再细致一些，才看得到散文诗歌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存在。而正是在这个时间刻度上，我们看到了自《山海经》以来的文体演绎，但是自魏晋以来这种演绎日益变得缓慢，文学实现超越的难度日益加大，重复的风险愈加普遍，一般阅读加上惯性思维就能构成惯性写作，语言、形式自觉不自觉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当我们将若干个十年的文学作品进行环比，除了时代气息，基本难以看到更多本质的嬗变新质。但也是今天，文学所面临的无限可能，正在向跨门类、跨形式、跨学科泛化发展，使这种无限可能也同时得到拓展，它更多关涉到解释说、语言说、批评说、技术学、心理学、神经学等林林总总的领域，对于天才作家而言，他可以自由挪腾跳转而构成艺术生产，对于平庸的写作者而言，则意味着无限重复与顾影自怜。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最坏时代，乃是因为文学在社会精神构建方面能效的萎缩，文学在当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面对这样的设问：不阅读文学作品会怎么样？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各个维度的扩展，但是至少，现实生活中这种实例正呈现出可归纳的增长态势。或者可以说，文学对于个体精神性的构建是可以有起止的，除了国民人文教育的浸润，人们对精神性的需求已经具有多种现实的替代方案。这当然也是文学在当代开放性的一种呈现形态。

除了面临这种两难，文学还面临着对现实想象、对未来创想的困难，众多确定性之后是众多或然性，需要换一种声音、换一双眼睛、换一种语言构建新的视界，我们需要对语言前、语言本身、语言构成文本以及文本后进行逻辑性考察，使文学的无限可能得到新的破冰般的拓展。我一直认为，文学始终属于它的时代，它的延展是不同时代的客观构成。包括历史上和今天的文学形态，主要都不是由谁规定实现的，而是在时代的嬗变中历史性地形成，因此审视今天的文学成为一种责任，将可能使文学与它的时代构建更为生动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青年学者廖令鹏推出了其学术著作《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作为年轻的新锐批评家，他长期关注文学发展，近些年将视野聚集到新城市文学，对文学在当下面临的众多问题进行剖析思考，在文学处于多元和两难中现实情境中，提供了一些鲜活的观察视点和应予关注的新兴话题。我在本书全部的结构中，初步看到了廖令鹏试图构建的某种体系，它们至少包括了开放论、语言论、价值论和作家论，相互间具有逻辑递进或关联关系，它们共同解释了廖令鹏观察中的新城市和新语言。

从新城市文学出发，这是廖令鹏观察的起点，这个起点的“根”当然长得很深，其“须”也能窥见一斑。究竟什么是新城市文学？这需要廖令鹏从现实和逻辑层面作出他的回应。他主要考察其“新”的当代性与现代性，即新色彩、新体验、新观念等，认为这种文学的色彩更鲜艳、经验更复杂、形式更多元、语言更迷人、不确定性更多，并且已然创造出中国文学新的想象空间。这个命题的价值，在于暂时斩断了传统，加载了开放性和未来性，为文学重新设置了一个维度。当然，对于新城市文学，廖令鹏并非该命题的提出者，他更多的是观察者参与者，这也使他的观察呈现出客观、多元和包容。他在新城市文学这个命题中，找到了“新语言”的异质性来探讨当代文学新的语言经验，这是一个非常独特有效的视角，正是这个“新语言”，构成了新城市当下对现实的种种指认，或者说，所谓的开放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对于文学而言，“新语言”犹如浩渺星空，充满了无限期待。文学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它不单单是声音或文字，还应看成表达的全部元素，包括帮助表达的象征、暗示、联想以及构成的形式、意味、生发等，是能指抵达所指的全部。语言是一个人的思维表现，是一个人的隐喻，也是他与时代和社会构成的基本存在状态，语言本身是开放的，一些写作者总是想将“语言”捉拿在手，追逐把握住语言的确定性，使得他的语言常常从文学语言退回到公共语言背后，进而渐渐失去了丰富性和独立性。文学语言的特质在于，每一行字都是温热的，每一个字都是直立行走的，它在“新城市”经验中已经突破文字本身。对正在生成的现实情境中的“新语言”予以考察，使廖令鹏获得了不一样而十分有价值的观察结果，对文学的观念、形态、生产、传播等获得的新开启，从而又将暂时被斩断的传统连接起来，在一些否定中获得新的视野。

一切观察视野的获得，不能完全基于某种假想或设想，同时还需要在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中形成。廖令鹏对新城市文学的考察，也是基于众多的观察与碰撞而形成的思考。语言如何抵达现实与真实，如何解决“城市言说和城市语言之间的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缘于对城市居民现实性与物质性的指认与偏好”，在廖令鹏看来，数据化真实可能超过情感真实的困境下，只有文学语言才能更深刻地覆盖对现代性和精神性的虚构与想象，这也才是作家的真正价值所在。在现实与观念之间，语言确实充满奥妙而极其重要，直接关乎真实力量的强弱。语言的意义自然是基础性的，语言的情感力量才是带领人们志愿进入现实的法宝。开放文学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语言自身提供了拓展，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提供了自由文明的空间，它天然地与现代性、当代性关联。在对开放文学的历史表现进行溯源后，廖令鹏回到了现在，提出了文学的封闭与开放，认为动态多样化是开放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开放文学则是将政治、哲学、教育、艺术等融为一体，具有自由表达、宽容平等、不断变化等特征，体现的是个体的思想观念，而非社会的义务；它激起的是人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文学是一种不同以往而面向未来的文学，尤其是相对所谓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我一直也承认文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基础，恰恰是极其多元的不断发展的学科支撑，而其建立起开放性后，它又以文学的文本指向跨界融合，犹如在多元纷繁中随意一束，在跨界融合中实现开放的循环上升，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单调重复的循环。廖令鹏通过对《红楼梦》切换视野的考察，引入了不确定性、动态文本、公共参与、未完成状态等开放特性，进而联接到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重申了泛文学的概念（我认为非虚构也是一个泛文学概念），提出了文学的文本必须重新予以考量的看法。由此，进一步阐释了“把文学作品做成看、听、读、触等’多觉’参与的互动文本”以及“融合了纪实、小说、诗歌、散文、新闻、戏剧等文学体裁和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神经学等等的作品”的观点。应该说，这种观察与实验十分先锋前卫，帮助将我的一些想法从宏观引向现实和具体。在廖令鹏的观察中，开放文本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不同的具体存在，比如微博等新媒体给小说带来了“礼物”，也给小说制造麻烦，公共参与决定了小说的未完成性，但“因为小说那广袤的想象空间的存在，决定了小说不死的命运。”小说家注定当不了思想领袖，他们的小说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由此廖令鹏提出质疑：传统的话语模式还能否真的体现文学的价值？这种质疑，是文学正在走向开放的内在冲动。

在对开放文学的持续观察和思考中，深圳文学是廖令鹏的一个重要样本。在《当代文学的一种改良》一文中，他较多地回到了他所在的城市——深圳，勾勒出近10年来深圳正在探索的“文学改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在他看来，当前的文学存在结构性文学和普惠性文学两种情势，而时兴于深圳的全民写作计划、社区文学则是具备一定开放性的新文学形态，表现为文学自下而上探索新的组织模式，文学下沉社区拥抱现实的新特点。毫无疑问，这种观察是积极而敏锐的。当然，考察开放文学无法绕开正在流行的科幻文学，科幻文学是当前中国文学的一个振幅波段，它面对新的科技现实正在尽情展开想象。在我看来，科幻文学的指称也是因为论述的方便，依然没有脱离现实和浪漫的传统。如果我们能够倒推时间，我们当下有些非常现实的作品在100年前或也曾被视为那时的科幻文学。科幻文学或者也可以看作一种未来主义的文学，因而科幻文学以其对未来现实的想象能够较为典型地体现开放性的特点。基于科技现实的人工智能，正考验着人们新的思维空间以及人本身面临重新异化的困境，廖令鹏根据青年作家王威廉、郝景芳、韩松、陈崇正和李德南等人的科幻作品或论述，总结出几种“感觉驱逐身体”的表现，包括人机新感觉、倒立或悬浮、虚拟现实、分身或折叠等等，“科技塑造了生理感觉，智能屏幕逐渐剥离了存在。”感觉驱逐身体的“仿佛存在”是廖令鹏的又一重要发现，这个发现令我一阵惊喜。这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新鲜的存在，但它尚处于困惑、焦虑和迷茫之中，“仿佛存在”因此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由乡村熟识社会进入小区（包括社区）半陌生社会带来全新的人与人关系的理解，这种“仿佛存在”给予我新的启示。在他看来，在科技现实、科学现实与科幻现实之下，还存在着个体现实和共同现实，“科X现实下的文学，由于人机共创现实及虚拟现实的原因，作者的权利将越来越小，全知全能的叙述根本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廖令鹏的这一发现，其实透露出的是在科学技术背后蕴藏着的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或担忧，科幻文学必须在科学技术和后人类世找到想象路径和接口，不能简单以“后现代性”来敷衍一切，对于未来的未知，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永恒现实。这种考察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更加丰富多元，更为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现实的到来做好认知准备。

对开放性和新语言的考察是这部著作的重要逻辑基础。在其后的章节中，廖令鹏深入具体，相继讨论了先锋文学等种种标本，挖掘了新城市文学的价值创新，对新城市文学的几种情态进行了考察和论述。这种考察发现和论述成果，应该留待读者去探寻发现。我想指出的是，基于开放性和语言，廖令鹏在其中做出的种种富有成果的努力。众所周知，对于文学而言，从来不仅仅是创作所形成的某个文本，这个文本必须置身于现实中，更开始于文本之前的全部，也不止于作品的完成。对于观察来说，这种之前和之后尤其显得重要。廖令鹏的观察深入到近现代以来西方的经典哲学家、作家、诗人以及当代一些非常活跃的作家批评家，从中获得启迪和暗示，他的触须甚至还伸展到了神经学、物理学，尽管有些内容属于评述，未能得到继续深入，但大多也是因为需要把逻辑理顺，从而找到新的发现，如在重新解读“陌生化”形式问题的基础上，在考察布莱、狄金森、阿司贝利与特朗斯特罗姆这几位西方重要诗人的创作之后，发现诗歌语言的奥妙在于所指另有蹊跷，与语言及意义的形成机制相对应的，诗歌的可能性在于“三情”即情结、情感与情绪。这是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获得的一个新的思想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觉得诗人和评论家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在考察先锋诗人余怒的诗歌中，廖令鹏提出了“余怒诗歌的意义，不在余怒那里，而是在读者那里”的认识，这正是开放文学的体现。在观察当代诗人臧棣的创作时，发现诗人如何由语言通向生命、通向神秘，通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认识或许是简单的，但它并非来自于个体经验，而是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这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文学的最高价值，一定是打通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价值。出于对深圳的钟情，他还逐一分析了邓一光、薛忆沩、南翔、丁力、吴君、蔡东、陈再见等一众深圳作家的作品，或许，这也是这些作品第一次获得开放性视野的阐释与解读。关于这部分作家论的内容，也可以视为对他的开放论、语言论和价值论的细致引证。但如果仅仅被视为注脚，或将错失一些有益的思考——他的有些珍珠，还散落在在一些贝壳之中没有得到及时清洗。

无疑，《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是一部颇有见识的探索性著作。而作者的见识，在于他对敏锐有着独特的把握，在于他注重学养的持续积累，在于他对文本的有效阐释和发现，也在于他那双眼睛里的独到而冷静的识见，而他的这种“见”又往往见本心、说真话，显得极为可贵。在我的印象中，廖令鹏愿意进行大量的阅读梳理，自发对一些新的现象进行思考，关注比较文学变化，辨析思想火花，鉴赏美学意蕴，展现出非常平实的学风，常有不输于学人的洞见发现。从这部著作，我又察觉到他在批评世界中萌生了新的东西，逐渐建立起一个独属于他的价值坐标，这个坐标当然不是以深圳为坐标原点，而是从纷繁芜杂中向现代文学价值本身回归。所幸的是，廖令鹏正好从事与社会科学研究有关的工作，正好帮助他有了宽广和客观的视野，使他对人和社会的把握更真切，因而也能通过他的发现抵达更多的价值。

深圳的文学评论很长时间殊为薄弱，鲜见有人比较系统地对其从学术上进行总结，把握理解一些新的趋势，尝试一些新的价值发观。对于深圳文学的理论性总结，一些内地批评家常常走马观花，鲜见客观公允的文本，一些本土批评家专注于此，反而有所收获。廖令鹏及一批民间文学批评家，始终坚信深圳文学作为一种新城市文学的独特形态，其文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均有昭彰之时。经过十余年的积累与沉淀，他们也许一时还没有学院派的磅礴与恢弘，却把批评引向了读者和文本，让传统的写作见到思想的光芒和艺术洞见，在深圳乃至全国为一批青年作家作品和阅读之间试图重建文学的尊严，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锐气，需要端庄的认真和严谨，也需要实实在在的坚持，让人尤其感动。

廖令鹏原本也从事过创作，后来转向文艺批评，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转型是妥当的。文学批评的难度可想而知，廖令鹏既已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愿意独坐这个冷板登，他也因此展现出自己的雄心和抱负。我想，以这部《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为起点，在不远的一天，我们或将可以看到，在批评这条道路上，在新文学批评这个领域中，他手里握有一根绳子，上面不仅缀满作家的名字，也缀满思想和美的珍珠，他们共同构成关于价值、人性、本质、未来之类的结晶，应将能令人一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