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北京举行。

“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文坛的大力士。”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看来，邓一光一贯敢于挑战重大题材，他的力量充沛、视野宽阔，能举起一般作家无法举起的“重器”，他写历史、写人心，兼具英雄主义的情怀与浪漫主义的风格，同时探索人性的深度，充满深邃的思考，《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创作风格，但又在叙述角度和知识体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显现出质的飞跃。

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其《父亲是个兵》《我的太阳》《我是我的神》等长篇作品都名重一时。“在这些作品中，邓一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一览无余。他笔力遒劲，浓墨重彩；人物刚烈伟岸，襟怀坦荡。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的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其来路和谱系也不难识别——他对当代传统的革命历史文化、甚至传统的古代经典小说，有继承和借鉴，当然更有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评协主席孟繁华长期关注邓一光的创作，而在他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更是一部圆融如意的作品，作者选取海量历史材料，使小说“深陷”虚实之间，在历史与虚构的两岸涉渡。“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抗战”给20世纪中国人留下最深重的历史创伤，却又推动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认同，《人，或所有的士兵》从抗战中发掘题材与思想的新意，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邓一光以往战争题材作品的书写道路，它在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人合法性、理想的坚持与幻灭、正面的历史与颠覆的边缘等等看似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努力地寻找着某种可能。“这部作品不只是重新书写了新时期的‘人’的主题，而且赋予了更为深厚的时代感”。

读罢《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评论家胡平不禁感叹，“我本来以为当下的创作可能会出现比较平庸的状态，但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作品，当代文学的希望是很大的”。在胡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卓尔不群又超乎想象的作品，它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成熟大作。书名中提到“人，或所有的士兵”，意味着这部书眼光不局限于沧海横流中的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把视角转向战争漩涡中所有的人，“人在战争中无以名状的命运，无可回避的失重、软弱与无助，以及面临生命威胁时的恐惧都在这部作品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对史料的艺术处理是创作的难点，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评论家李一鸣认为，邓一光的能力即在于能把无穷的史料化为己用，把材料故事化、形象化、心灵化、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是关于人类的一些大问题，关于民族、国家、人性，关于人类处境、自我救赎与灵魂安放，但他所引的材料没有让人觉得‘戴着脚镣’，恰恰相反，他险妙地在刀尖上舞蹈了”，李一鸣说，“这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不可替代性”。

作家莫言在创作谈《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用长度、密度、难度概括长篇小说的标志和“伟大文体”的尊严。而在《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评论家顾建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满足了长度、密度和难度的外在要求，同时更是具有角度、态度和深度的内在集合体。“这部小说的角度非常特殊，不是正面写战争，而是从法律陈述中控诉一个罪犯的角度去写战争。在这个时间点上，作者可以去回述整个战俘营的生活，也可以回述整个战争。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摧残，在这本书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深度看，邓一光的写作恰恰不是为了反战而反战，他从郁漱石个人的悲剧延展到了世界文化的悲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悲剧。”

顾建平从角度、态度和深度中发现了邓一光对文化悲剧性的集中表达，而评论家刘大先则从小说庞大的体量中品读出一种“崇高感”。“这不是故事本身的崇高感，而是一种历史的崇高感。”

刘大先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让不同表述的合法性都表现出来，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规矩”方式讲述了战争，而不是站在某个充满义愤的、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角度。庞大的小说里虽然众声喧哗，但并非一个“罗生门”般的叙述，多种声部没有各行其是，而是在一个主导性的情节中展开，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我看到了一个普遍的关于人在狂暴的历史中的命运，历史的偶然和荒诞社会的混杂与矛盾，以及人性的彷徨踌躇、弱小卑微”。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从文本的叙述方式里发现了更多奥秘，在他看来，邓一光刻意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有多个叙述者，不是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说出个人的经历，每个人只知道个人那点事儿”。这种有限的叙述视角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构建宏阔的历史事件，读者可以以此从不同的人物口中了解到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战争与命运的理解。此外，梁鸿鹰还观察到了小说中的“闲笔”。《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写战争发展的同时，还提到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文学人物，看似是闲笔的处理，实则不闲，反而构成了一种文化、文学的交流史书写。这些珍贵的片段让小说生发出多姿多彩的枝节支脉，为文本增添了丰富性。

相比于“苦难之作”或“历史证词”的说法，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评论家于爱成更倾向于用“浩瀚之书”来评价《人，或所有的士兵》，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总体化写作状态，是他关注的重点。在为《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佳作推荐”栏目撰写的同期评论中，于爱成做出了精当的表述：“这是一种总体化的写作。作品试图对太多的问题思考、叙述、发问：关于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国家与个人，民族性与国民性。以及关于宗教，关于文化（包括审美），关于语言（国别民族区分意义上的语言区别），关于战争伦理（正义观、英雄主义观等）。”于爱成认为，多视角、多声部叙述并不少见，但拼图式、多重例证式、多重互证式的写作近年来极为罕见，在这种总体性叙事中，小说更容易产生分歧与辩论，迸发出思想的力量。（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