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曾维浩，1962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1981年7月毕业于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当过中学化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干事。1987年2月入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7月结业后调广东省珠海市文联，在珠海杂志社供职，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常务副总编、总编，珠海出版社副社长。现供职于珠海年鉴编辑中心。一级作家，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省第二届青年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珠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1983开始发表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上海文学》《湖南文学》《作品》《散文》等发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等各类文学作品多部。

主要作品

●《凉快》（中短篇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列“文学新星从书”第十三辑。

●《灶台上的玫瑰》（散文随笔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流浪的夏天》（中篇小说集） 明天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弑父》（长篇小说）刊《花城》1998年第二期，单行本由长春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言实出版社2016年7月再版。

●《都市雕塑》（中短篇小说集） 珠海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离骚》（长篇小说） 刊《花城》2008年第五期，《中华文学选刊》2009年第一期选载，2009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野的谶语》（中短篇小说集）长江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邵阳文库·曾维浩卷》（小说散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长篇非虚构）刊《花城》（节选）2019年第六期。

乌托邦的心灵史

——评曾维浩长篇小说《弑父》

□李敬泽

我猜测，《弑父》的作者曾维浩是湖南人，事后求证，果然如此。文学的地理学是老生常谈，但循着地图也确实很少走错。只有湖南的作家能写这样的小说：他们总在探索通往“桃花源”的路。

《弑父》写了8年。在这个时代，文学已成“生产”，作家像精明的商人一样算计着投入与产出，曾维浩却好整以暇，用8年时间写一部22万字的小说。曾维浩似乎要证明，艺术家仍然是与“生产”格格不入的“另类”，他们躲在世界的边缘，在梦想中沉醉。

在长达8年的梦境中，曾维浩完成了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面虚构。人类生活的各种基本因素都在这位炼金士的坩埚中熬过，从洪荒到都市，似乎依然是诸神的天地，其中的一砖一石、一花一草都具有陌生的质地和神情，都流溢着过剩的生命力。这是纸上的热带雨林，如《楚辞》般密集、丰饶、枝叶纷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一棵藤蔓缠绕的树。

小说是心灵的乌托邦，小说家有权在这片土地上立法，将一整套匠心独运的规则、风俗、语言、体验方式贯彻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每处细节。并非所有的小说家都愿意承担这样的工程，更多的时候，人们宁可“改编”，只有最偏执、梦得最深的人才会凭空架起楼阁，然后说：看吧，这个世界。

现在曾维浩说：看吧，这个世界。一种内在的需要使他建立了小说的乌托邦，因为他所要表现的恰好是乌托邦的心灵史。

《弑父》贯穿于毁灭——重建、追寻——失落之间。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满怀希望和绝望地凝望着另一个地方。俯瞰这片大地，我们看到，从“黄金时代”一直到后工业社会，人们分布在不同的地点，逃亡、迁徙、有家难归、不期而遇，文明的历史获得了共时的结构，人们在这历时性的土地上流浪。

这是乐园与失乐园的宏大主题，曾维浩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在其中，形而上落实为形而下，观念化为命运，于是，启蒙与蒙昧、科学与自然、都市与家园，中西知识分子为之焦虑、为之争论不休的众多问题在小说中形成了对话的空间。每一种命运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是对它种声音的诘问和辩驳，也都在走向自我否定。在这宏大的合鸣中，二元论模式的“真理”和“启示”遭到了瓦解，任何一种明晰的观念在心灵和命运中都变得混沌、迷茫，人注定不会在任何一处找到家园。

所以，离我们最远的小说，可能恰恰与我们最近。从1990到1998年，就在我们的学人们面对正在运行的历史，力图扮演先知或巫师的时候，曾维浩也在他的梦想中对这个时代作了小说家的独到洞察：人们按照腐叶上的地图寻找“金羊毛”。这张地图出自于人们心中不灭的乌托邦梦想和激情，这是贯穿着人性和人类生活的不变因素。这部小说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面乌托邦，它是乌托邦的心灵史，是乌托邦精神的现象学，我们悲欣交集地看到人的神力和虚弱、智慧和疯狂，看到人如何成为神祇和魔鬼。看到梦想如何成为神话，这一切都与我们在当下面临的疑难遥相呼应。

在当下的精神语境中，《弑父》选择了无立场的立场。这个无立场的立场正是小说的立场，即在艺术中、在结构、叙述、描写中彻底地贯彻民主，由此它回到了小说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伟大源头。于是，作家就面对着人类生活中迷宫般的欲望、情感、立场、信念，需要强劲的腕力才能使这一切化为形式。《弑父》做到了这一点，它将精神和境遇的纷杂轨迹编织起来，以丰富的奇想使每一条轨迹生动茂盛，最终达到整体的宽阔、繁复、充实……

“路”是《弑父》的结构中心。《楚辞》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关于这条路，千年以上的另一位高士写道：“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桃花源记》）

一曲单纯而沧桑的“离骚”

——读曾维浩《离骚》

□李云雷

曾维浩的长篇小说《离骚》，以命运曲折的王一花为主人公，写出了一段丰富复杂的历史。王一花原是“常德城里一个中户人家的乖巧女儿”，日寇陷城，家破人亡，她因为漂亮被马团长看上，才十五岁就嫁了，地下党李一和带王一花返回老家都梁城，都梁的地主龙玉看上王一花，娶回来当了五姨太。接着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解放后龙玉跑了，十九岁的王一花成了挨批斗的“地主婆”，开始了她最痛苦的一段人生。但这一段日子，也是王一花寻找自我的过程，她在新中国试图摆脱“姨太太”的身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她到一个遥远的乡村去做了“人民教师”，开始了新的生活。小说通过王一花与马团长、李一和、龙玉、邓子彪、张副区长等不同男性的情感纠葛，写出了在历史大变局中私人情感的丰富复杂，尤其是吴天成对她数十年的柏拉图式情感，跨越了不同时代，而当他们最后走在一起时，两人都已经老了，小说对这样一段穿越历史的情感的描述，既单纯又沧桑，让人感慨、感动，也让人看到了历史中的诗意。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王一花与女儿张一芬的命运对比，如果说王一花竭力从“姨太太”的身份中摆脱出来，重新获得做人的尊严，而在“新时期”成长的张一芬，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她的情感生活是从单纯走向了迷乱，她与画家的三角恋爱，与香港有妇之夫林先生的情感故事，显示了新时代新的情感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轮回及其沧桑无情，小说通过王一花及其女儿的命运，显示了不同的历史转折及其对人情感生活的影响，而吴天成与王一花的爱情故事，如一曲单纯而又沧桑的“离骚”缭绕其上，恍若一个童话或传奇。小说故事曲折、语言晓畅，具有历史感与艺术性，颇引人深思。

从岩头江北岸到伶仃洋西岸

——我所了解的曾维浩和《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黄三畅

维浩在新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里，又一次写到我。写上大学时我带着他夜里走山路，怕他踩空掉进小河里。写大学毕业不久，任中学化学老师的他，带着个短篇小说来找我看稿。这部非虚构洋洋40万言，从50年代的湘西山村，写到新世纪的“一国两制”交汇处、南海之滨的珠海。去年完成初稿，他发给了我。从1981年的第一篇习作开始，他总是让我做他的第一读者。我们似乎心照不宣，很习惯这样的交往。在这部作品里，我读到许多我们共同熟悉的东西：故乡景物、风土人情，几乎两千年不变的乡村日常，等等。他本人的经历并无传奇，在我看来就是上学、分配工作，上班，调动到另一个地方，继续上班、写作。这样的非虚构很有些冒险。但这部作品对所有熟悉的材料进行开掘，赋予新的内涵。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去这么真诚地做过：根据《宪法》的指引，用个人成长的细节、感受，点点滴滴，去寻找权利与检讨义务，对应国家与公民个体的关系，去实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这样的写作需要在感性中保持足够的理性。维浩总是认真地去写别人没写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家国情怀！在平淡的细节里，人们可以看到惊奇与冒险。

我比他年长。在写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几年里，每写到出生前或小时候的故乡，他就直接打电话问我。我毫无保留地给他提供一些材料。谁让他一直自称为我的学生呢！写到土匪，被枪毙的土匪是我村的，他以为我会了解多一些。事实上我也只是听说，土匪有好的一面，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在本村作恶。维浩了解到的则不同，因为他与我不同村，听到的便是这个土匪的种种恶行，比如放火烧掉他外公家的房子。

维浩与我的老家在湘西南武冈的一个偏僻旮旯。他们村前那条小溪叫岩头江，村子也因溪得名。岩头江先流入一条小河——维浩早期作品里称之为小姜河。我就在小姜河畔的钟桥村住，两村隔小姜河相望，相距一里。我最早听说维浩是因了这样一件传闻：对岸岩头江村的小孩维浩，在山里砍柴的时候吃“马屎苋”籽籽，醉死了。当然，一起砍柴放牛的有好几个人，小家伙们没有真正醉死，只是醉昏过去，不久后自己在草坪上醒了过来。后来又听说12岁、身子偏瘦的他去黄桥镇卖小麦秆，他妈妈给他捆了大约30斤小麦秆，他嫌轻，要妈妈多捆一些。麦秆轻，体积超大，这个小人儿前后根本看不见路，踉跄着跟大人一起，挑担十五里路居然没掉队。他领到一块零六分钱后，就扛着扦担去看街，走到小吃店，小心计算着买了一碗汤丸。维浩想看县城。本县武冈县城离家120里，去不成，但邻县的隆回县城桃花坪离家只有30里，大人们经常去，自己应该也可以去。虽是走路，上县城总要点“盘缠”。维浩自己偷偷“攒”。卖鸡肫子皮(鸡内金)，卖野蓖麻籽、半夏子，集腋成裘，居然攒了三块钱。他决计跟着大人们去桃花坪之前，先努力把家里垃圾凼里沤的肥挑到自留地里去。想着干完又重又脏又累的活，母亲比较容易同意。结果，他不但没去成桃花坪，积攒的三块钱也被母亲收缴补贴家用了。

如果当年维浩得以顺利被推荐上中学，他确实会成为我的学生。其时我正好在三个大队合作开办的钟桥中学教书。可他没有被推荐，只好辗转到他父亲任职的另一地方上中学去了。他上大学以前没到过任何县城，直到考上大学体检才得以走进县城。上大学需要路过隆回，他才得以走过隆回县城桃花坪。去上大学前，他母亲专门到我家，问我什么时候去学校，让他跟着我一起去。维浩那年才16岁，没出过远门。从那时开始，我们经常同行。在夜里走山路，路下是陡壁与小河。我实际上充当了监护人角色，生怕他掉下小河里去。

毕业后，教化学之余，有空闲时间，他开始学习写作。我说：“就语文而言，你才一个中学生的底子呀！”可当他把第一篇习作拿给我看时，我就很惊讶，觉得不比那些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差。《青年作家》发表过我两篇小说。责任编辑跟我有通信。我亲手帮他把习作寄给《青年作家》，并给责任编辑田子镒先生写信推荐。看第二篇作品时，我说：“写吧，你会一发而不可收的。” 他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情节什么是细节什么是人物。但他写一个打钱鞭子的流浪汉一生的遭遇，写得很好。我帮他找主题，也不好归纳，只好说：“就是写人、人性吧！”我带他到操场上散步，说他不出三年就会超越我。他大概受到鼓励，此后每周都骑着自行车到我所任教的武冈二中来，带着新的习作。两年后他开始到处发表作品。他买了套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系统地学习并做作业。此期间他读到《百年孤独》《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都兴奋地来跟我讨论。我也读这些书或文章，说实话，我没那么兴奋。我属老三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份教书的职业，业余写些小说散文，并不指望以文学安身立命。阅读和思考当然可以让维浩走得更高更远。没多久他因发表数篇作品而调入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并作为湖南的文学新秀备受关注，被省作家协会推荐去鲁迅文学院深造。

鲁迅文学院结业后，维浩去了珠海经济特区。离开故乡后，得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中西交汇、“一国两制”交汇点生活，不断地阅读、学习、思考、交游，看到了更丰富的社会、人生、世相。在90年代，我只看到维浩不多的几篇作品。我以为是自己孤陋寡闻。维浩说确实写得不多，换了环境，乡村牧歌式的叙述已成过去，新的环境新的经验新的感受怎么处理还没想清楚。在我看来，199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弑父》有横空出世的感觉。不只是我，是整个中国文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作品？曾维浩是谁？这部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文学》合作办的排行榜。一众批评家对《弑父》作出很高的评价。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有点出息！我当然高兴。当年我的判断没错！他不断报告一些创作方面的情况，比如成为广东青年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等等。

维浩写得慢，十年后，长篇小说《离骚》又在选稿甚严的《花城》杂志发表，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次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有些报道，但没有《弑父》那么动静大。这部作品我也是第一读者。我对个别细节提出过修改意见。在我看来，这是维浩写作的“现实主义回归”。《弑父》那种“想象的狂欢”收敛起来，文字里注重了日常生活、细节和人物感受。但是他说上一部探讨“文明的尴尬”，这一部探讨“肉身的妥协”，还会写一部探讨“自由的限度”。他有自己的独特思考，我没有与他深入讨论。

维浩执学生礼，节日里都打电话问候我。他总是说我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我总是认为影响有限。他说我不要太谦虚。我说还是谦虚好。作为忘年交，我们许多时间沟通日常生活。他把上了年纪的父母接到珠海居住，“侍奉至孝”。母亲节、父亲节，他在微信里发照片《母亲节陪母亲》《父亲节陪父亲》。有一年父亲节，他发《父亲节推父亲晒太阳》：社区公园里，中风偏瘫的80多岁的父亲倚坐在轮椅里，50多岁的儿子弯着腰推着轮椅，似还在和父亲说话。维浩懂得，对年迈的父母，陪伴是最重要的孝。他父母还在时，我和他通电话时问候两个老人，他总会说：“就在这里，你和他(她)说两句吧。”

维浩原本是可以早些写完《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母亲病倒，一年半后去世；接着父亲中风偏瘫，两年后去世。他得花时间尽孝。在这个“尽孝”的过程里，他的非虚构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他碰到老龄问题。在我们共同的故乡，多少年来一直是养儿防老的传统，没人想到过养老的社会化。维浩的母亲74岁那年，我推荐了一种养老保险。老人家花两万多块钱买了。一年后她病倒，依据这个保险，头年住院报销百分之六十，第二年能报销百分之八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晚辈的负担。维浩说：“母亲临终前每月能领到1172.5元的养老金，说国家真是太好了，做梦都没想到过。”这是一个乡村妇女晚年享受国家福利的直观感受。在父母亲繁复的葬礼仪式上，维浩还看到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些，都被写进《一个中国人在中国》。

维浩也有好些年没发表什么作品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被《花城》选刊了八万字，旋即入选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说明，这确实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书。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充分打开真实的生活经验，走近沉默的历史关节，将个人成长中的转变、抉择和心灵感受，同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关联起来，试图在个人与时代、集体记忆之间寻找一种整合方式，以普通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视角为大历史和时代作注脚，提供了当代历史中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标本。

——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授奖词（撰词：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