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郭金牛，湖北浠水人，现居深圳龙华，北京国际诗歌奖评委会委员，曾获中国诗歌流派网好诗榜、北京国际华文诗歌奖、金迪诗歌奖、深圳市首届十大佳著、广东省“桂城杯”诗歌奖、鲁藜诗歌奖、第一朗读者最佳诗人、首届博鳌国际诗歌奖、2018年度诗歌影响人物、《诗歌周刊》2018年度诗人等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参加捷克国际书展、德国奥古斯堡市和平节、上海国际书展、第46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和柏林世界文化宫（HKW）“100 YEARS OF NOW”。2018年参加第九届中国作协诗刊社”青春回眸“当代诗歌研究会。曾被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重要媒体专题报道；著有诗集《纸上还乡》、英译合集《庞大的单数》、《写诗要注意安全》。

生存的镜像与时代的见证

□刘波

今天，若再从“底层”文学的角度来谈论打工诗人郭金牛，虽然方便，但不免有将问题简化的嫌疑。他不乏底层普遍的“灰色经验”，但他又有着个体的独特感受，我甚至觉得是后者成就了他的写作。“底层”打工者只是在生存的意义上讨生活，郭金牛虽为其中一员，但仅在社会学层面代表了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在文学的场域里，他是一个热衷于“远方”的草根思考者，其所有的经历，都在精神的意义上赋予思考以力度，他将其转化成分行的文字，这里面又暗含了多少打开自我和他者灵魂空间的可能！

其实，我对郭金牛的认知更多源于疑惑：为什么他能够从打工文学群体中脱颖而出？他凭借的仅仅是会写诗吗？是否还有别的因素促成了他在这个时代向内转？郭金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也并非一个单纯的诗人，他背负着几重复杂的身份，这些因素的聚焦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镜像。但无论怎样，对郭金牛的理解，草根身份的定位是一个方面，重要的还是其诗歌本身。没有立足于文本的阐释，言说会显得空洞，尤其当我们今后回过头来考察这段历史时，可能会发现，郭金牛所书写的真实，见证了一代人曾经历过的生活，曾留下的记忆。 

一 

在新世纪初，郑小琼作为一个见证后工业时代之残酷的诗人被推出来时，“底层”与“打工诗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但我们除了知道她笔下“冰冷的铁”和“四万根断指”之外，何曾想到过她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践者？郑小琼的被放大，更多还是因她的生活处境和社会身份，这种外在因素与其写作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一个时代“底层”写作的标签。虽然郑小琼已被定格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历史版图中，但以她的创造力，肯定不仅仅是“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过早地为其下定论，也就是过分简化了一个丰富的灵魂。

对于郭金牛，我们可能同样如此。这个湖北浠水县的南下打工者，经过了20年的历练，40多岁时才以网名“冲动的钻石”在互联网上贴诗，而后被杨炼等诗人发现，从而被塑造成继郑小琼之后又一个“打工诗人”的典范。当然，他的诗与郑小琼的诗虽然都写了打工生活，写了苦难和悲剧，但他们的个体美学是不同的。郑小琼可能更偏向于现代性的荒诞与残酷，而郭金牛则钟情于古典的演绎和批判。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吗？也未见得。至少从对现实的书写上来看，他们有其共通之处：同为从外省到广东的打工者，他们以自身的卑微经历完成了对一个转型时代的见证，包括他们的质疑与记录，他们的创造与发声。相对来说，郭金牛的文学历程可能更显久远，他以一个慢热型的诗人身份克服了时代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烙印，因此，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纸上还乡》，更见出他对古典时代的一种认同和向往，同时，也更契合了他的草根意识。

或许郭金牛无意也无力去反抗那些贴在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但他确实是在以一个草根诗人的身份去介入自己的生活，并让写作显得真实质朴，且富有尊严。诗人内心对诗意的坚守，就是他向时代发出的孤独回应。“如果我在诗中表述有多么虚构，那么，在我内心就埋藏有多么深，那‘深’处使我隐现的良知羞愧。”而依我读其诗的感受来看，他所有的虚构，都有着现实的映照。懂得良知和羞愧，他应该不会仅仅满足于在修辞上的闪转腾挪，而必须走出封闭的诗之象牙塔。他那些貌似虚构的自我写真，也是带着深深的痛感，就像我们看到郭金牛作为一个历经艰辛之人的沧桑。

没有经历，难言沧桑。20多年的打工经历，郭金牛的感触应该比很多人都深，他所有的回望与书写，都可能是对自我的反思，正像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郭金牛的每一首诗都是在创造性表达中蕴含着内省之力。他只要下笔，就是回忆，但他并未在愤怒中控诉，也没有抱怨和揭露，相反，他甚至表现得有些隐忍，但冷静的理性中又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坚定。

一群热锅里的蚂蚁还在搬运。钢筋。水泥。阳光。/其中两只，必须挺住。/挺住意味着：堂兄的父亲，我的伯父/癌细胞就扩散得慢一些。/以我们的快换它的慢//也以我们的快，加速城市的快/突然，脚手架，一个人/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9.8米/秒2。（《打工日记》）

这就是建筑工人在烈日炎炎下的脚手架之痛。诗人没有直接去言说悲剧，他只是以快与慢的博弈，刻画了一场惨烈的审判。当诗人看到662大巴车撞倒一个离乡打工的少年时，他也明晓自己忍耐的极限，可他竟是如此描绘：

我好像一个受伤的穷人，刚刚苏醒，真叫人心烦//我不确定，月亮/是在肺病上撒下一层霜。/还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662大巴车》）

这种感同身受，非一般人所能有共鸣之意。郭金牛兴许是酝酿了好久，才无奈地出示了这样一种姿态，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写下，记录，这正是诗人的隐痛。

郭金牛没有像很多小说家那样，以完整的叙事切入现实，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在冒险中阅读或审视现实。就像杨炼在评价其诗歌时表达过这样的观念：“诗不描述现实，而是打开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本隐藏着的世界，一种我们没发现的深层自我。”郭金牛就是在打开他所遭遇的现实，并赋予它以新意，而非复制苦难，所以我们才能从中见到诗。所有的技巧都已化在“入心”的创造里，自然，贴切，无限接近却又超越了他所走过的凡俗人生。

二

郭金牛曾在诗集《纸上还乡》的后记《外省、工业、乡愁与疾病的隐喻》中感慨：“每当异省的风寒吹过，一些文字就会带着风湿般的病痛，不期而至，可能，这就是我无意间的‘追问’，也许‘追问’，才能更着力‘反思’。”郭金牛的写作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他可能并没有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去思索写作的责任，但当他以诗歌的方式面对现实时，“追问”是无意的，那么“反思”就成了一种精神自觉。

从这个意义上衡量，郭金牛可能就是这个草根文学时代的旁证。他的写作也由此证明：诗歌并不是高高在上者的事业，它同样可以在普通人那里获得响应，尤其是他将自己特殊的见闻和经历当作素材。和很多完全依赖想象写作的人不同的是，郭金牛一直就在时代的现场，“我不在工地上，就在工棚里。”（《想起一段旧木》）这种在现场的生活，注定其写作会有与他人不一样的新意。“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外省干活》），交流似乎都成了隐形的障碍，这是在外讨生活的艰难与不易。郭金牛很少渲染悲凉的气氛，他只是以简洁的修辞来呈现，这份简洁里更多是他日常的感触。如果说背井离乡是这个时代打工者的常态，那么，他所写下的每一次不幸，每一场灾难，都是以伤痛累积和叠加出的命运。

郭金牛所经历的时代与现实至少不是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试图去与这个“残缺的世界”和解，对此，他是否又能做到内心与现实的平衡？在他最有影响的那首《纸上还乡》中，对于曾热闹一时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同于新闻报道的视角与美学审视。这样的文本，无论对于当下还是历史，也不失为一份重要的参照。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速度，领走了少年/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他以诗的方式重叙了少年跳楼的过程，虽然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现场，但他以合理的想象重构了那悲戚的场面。

母亲的泪，从瓦的边缘跳下。/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刚刚落下。秋风，/连夜吹动母亲的荻花。//白白的骨灰，轻轻的白，坐着火车回家，它不关心米的白/荻花的白/母亲的白/霜降的白/那么大的白，埋住小小的白//就像母亲埋着小儿女。

这跳跃的想象勾勒出的是陌生化的诗意，然而，那种悲苦又如此清晰，它们体现在“白”这个意象里，令人无限遐思，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透视了生存的不易。最后，他将自己摆了进来。

十三楼，防跳网正在封装，这是我的工作/为拿到一天的工钱/用力/沿顺时针方向，将一颗螺丝逐步固紧，它在暗中挣扎和反抗/我越用力，危险越大……//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他的工作和对工友的哀悼共同构成了一种荒诞的画面，而即便这样，他也不过是完成了自己最普通的生活。

就像他面对那么多不幸和苦难，除了诉诸笔端，在现实中也只能归结为命运不济。“我有什么资格//写诗。对生活说三道四”这种自我否定，好像也是无力的，但他毕竟道出了真相：令他羞愧的良知，促使自己继续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揭露那些伤疤和疼痛。郭金牛虽然在诗歌里融入了反讽和自嘲，但他还是与时代保持了距离，这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周遭的困境。他不断地打量生活，又返回内心，再写下那些凌厉的句子，这一过程恰好符合“真经验只关乎诗思对人生的发现”（杨炼语）之意，它要求诗人足够真切，足够用心，方可让书写更富力量。

三

当城市的发展以古典乡村的没落作为代价，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反思这一命题？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却又渴望回到一种宁静的田园生活，这种悖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悖论，才能在文明的意义上安放自己的灵魂？这可能是再多的“返乡体”文章也难以言说清楚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盲点，要经由什么样的人来完成对其最终的解密？郭金牛无意于去担当这样的重任，但他在自己的写作中触及了这个主题。

当自己所在的乡村养活不了我们时，出外打工则成了多数人的选择，可打工之地又何尝不遭遇更大的侵袭。

 “罗租村，工业逼走了水稻，青蛙，鸟/这些孤儿，又被夺走了/纯蓝//李小河咳出黑血/周水稻失去双亲/赵白云患有肺病/……我开始怀念/鱼/怀念花，怀念鸟，怀念害虫。（《罗租村往事》）

这是工业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郭金牛在回溯往事中对其作了“抵抗”：他希望能够退守，甚至不惜“怀念害虫”，也只有诗人能想到这种还原自然本色的真相。即便如此，他仍然无力回天，这种被工业束手就擒的无力感，深深地击溃了我们试图建立的田园理想传统。

面对工业时代的狂飙突进，一旦诗人想到了退守，那种浓烈的乡愁便接踵而至，他想回到故乡，可故乡又回不去了。这种乡愁被悬置的尴尬，让诗人感觉到无处归依，而且这种找不到归宿的茫然，终究是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全感。虽然每年春节临近时，像候鸟一样迁徙的打工者也要回到故乡，寻求传统节日带来的安慰，可是，这种短暂的返乡之旅仍然带着无尽的辛酸。

另外一个人民，从年关中/购买/一张车票，从一个异乡搬到另一个异乡/他要把一年的乡愁，也浓缩在/这一天（《第十二个月份的外省》）

郭金牛钟情于纸上还乡，或许在现实中是出于一种无奈之举，“在异乡遭遇的一切，让我对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向往。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在现实中，我们身处困境，谁又不是在还乡？对于我，离乡背井二十年，故乡只是名义上的家乡，是漂泊经年的游子梦中的一个向往。”于是，还乡就自然成了内心的渴望，也相应地变成了纸上行为，而迷恋抒情，就与此达成了有效的应和。离乡的游子，漂泊中的写者，依然在寻根，他甚至将自己称为“写诗骗子”，混迹于江湖，“随身/扛着三个外国人：艾略特、荷尔德林、叶赛宁/一个中国人：/海子”（《写诗的骗子，是我》），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郭金牛的前提。他可以“在工地的木板上  旁若无人的写诗”，这种对自我的解放，是基于一种热爱，一份激情，但它也在考验着诗人在这个喧嚣时代的耐心。他在爱情与乡愁之间寻找更阔大的空间，以便盛放他所见闻到的那些千疮百孔的卑微人生。

外省、工厂、金属，是郭金牛诗歌的关键词，它们不仅出现在标题中，也渗透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或许正是郭金牛作为草根诗人的优势，靠主题取胜，可当转型成为一种过去式时，他的这种书写是否还有效？很多人对郭金牛写作的质问也由此而来。其实，以其多年的诗歌准备，他还不是到此为止，仅凭那些苦涩的爱情书写，他就依然“在路上”，我们当可对其抱有美好的期待。

（刘波，1978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构筑一条虚拟的救赎之路

——郭金牛诗歌浅读

□陈福民

郭金牛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他只是在打工之余记录下他所能看到与感知的时代真相之一斑；他也不是一个多产的写作者，虽然他的写作经历已经相当长久，但今天呈现于人们面前的，也不过是收入薄薄一册《纸上还乡》的49首短诗。但他的诗歌，具有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冷峻、陌生与直抵心灵的质感力量，并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洞察力。

“纸上还乡”凝练了郭金牛并不宽广但极富历史深度的精神世界。这个具有症候性的精妙词语，构筑了一条虚拟的救赎之路，或者说，这乃是郭金牛们用以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法。当人们被历史牵引着来到陌生的城市里，农耕文明就此发生了断裂，并衍生出无数卑微的故事。抒情或诅咒，曾经是一种习惯性的精神力量。这个方法被使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似乎还要继续被使用下去。因为它不仅讲述着两种文明的此消彼长，也透露出灵魂的倔强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意味。

没有人能够拒绝“纸上还乡”这么优美而绝望的词语。因为它的“纸上谈兵”的性质，正在使“还乡”成为一种在物理层面上没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绝望的地方，诗歌出发并导引了一场想象的绝路逢生。

笼统地赞美这种“乡愁”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中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有“家园”之感或“怀乡”之痛，那是诗人永恒的病患和灵感之源，那是抓住生存之根并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方式：“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四月七日，我手拎一瓶白酒/模仿失恋的小李探花，/在罗湖区打喷嚏、咳嗽，发烧。/飞沫传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钱打针、吃药/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低头，想起汪家坳。”（《在外省干活》）乡音和普通话、故园和当下情境，类似这样的句子和意象在郭金牛的作品中还有不少，不仅是他诗歌的核心意象，也是构成他的写作中心冲动的要素。若只是这样看待和理解问题，那么郭金牛就势必会被放置到已成陈词滥调的文学“怀乡”大军中歌哭吟咏，但是，让这一切真正有了意义并且需要细心甄别与判断的是，这次郭金牛们遭遇的“还乡”之痛，不再是李白们所感怀所抒发、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乡愁了。它是完全陌生的事物，几乎是郭金牛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拒绝的——“纸上还乡”，成了一种谶语和命运，成了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虚拟动作。因为，他们，永远地回不去了。

现代性的“还乡”之痛深刻区分了不同文明的迥异性质，它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从而使得“纸上还乡”成为一桩必须做甚至惟一可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乃是“还乡”的路径被连根拔起之后，诗人们除了大力展开“纸上谈兵”行动之外，是否还有可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在这里，郭金牛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看见和感知了时代巨大的变迁，他看见了被湮没的命运，以极为冷静的白描手法写出了回不去的真相，表现出一种客观上的历史深刻性。

《左家兵还乡记》是最能代表郭金牛诗歌艺术水准的杰作。这个有着小型叙事诗外貌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黑色与黑夜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无声无臭轻如鸿毛的死亡：“一只夜鸦，穿黑衣，骑黑马，走黑路/嗬、嗬、嗬。挖坑。挖坑。挖坑。阴间的信使，正将坏消息传递/第一只，它要摧毁一个人/第二只，它要摧毁一个村子……”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被写成多种体式，小说、散文或者非虚构，其大意是说一个奔赴异域他乡打工的农民，在挖电缆沟时被剧毒银环蛇咬了一口，送进医院时已经气若游丝，接下来，就是其他人如何善后——“左家兵还乡”的问题了：左家兵是在一息尚存的时候被老乡“偷走”的，他在被人们从医院悄悄背出的“23分钟后断线”。无论郭金牛这首诗所写是否是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并理解这种事情的概率与真实性就已经足够。但如果问题仅限于此就还只是新闻，而郭金牛从中看到了构成诗歌的残酷“诗意”。无助的老乡不得不用“失德”的方式“躲掉医疗费”，为了最后的信义，几个人失掉了自己的信义……这当中是责任与道德的扭曲与人性挣扎。我们能理解这种“还乡”的最后一点道德安慰吗？我们能想象这种对生命的尊重的无奈、艰辛与伟大吗？

与其说我是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不如说是郭金牛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立刻抓住了我。在中国现代白话诗驱逐了华丽的修辞与平滑的韵脚近一个世纪以来，读者应该不会再对《左家兵还乡记》的貌似散漫、叙事性、琐细，实则结构严谨中包含的无限意味感到吃惊。而“还乡”作为严肃的精神动作，也恰恰是由诗作中被精心讲述的数字、人名、地点、时间等元素所紧密组成，不可或缺。郭金牛耐心地使用了这些元素，不惮巨细、不厌其烦。《左家兵还乡记》以及《纸上还乡》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其正义的诗意或诗性的正义，统统都与上述最为形而下的事物纠缠往复，从不诉诸空言。

在人类所有的正义中，诗性的正义很可能是最为卑微和无力的一种形式。然而，诗歌的正义力量却是最为动人也最为悠久的。左家兵的“还乡”，包含了对这种正义复杂性的最为恰当和精确的表达。这是不折不扣属于诗歌的胜利。

在最好的情况下，诗歌的正义与历史的正义可以吻合一致，但在有些时候或有些问题上，它们又不能总是握手言欢，严重时甚至彼此反对。一个诗人的写作，在鼓荡诗歌正义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为历史的正义负责，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纸上还乡》并未正面表达对于历史的拒绝，尽管“还乡”只能在纸上进行，郭金牛也只是希望记录下那些场景那些生活的痛楚。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罗租村往事》和另外一些作品中，诗人对于故乡的诗意怀念以及对工业化的反思虽然充满正当性，其实不仅并无新意，往往也会似是而非。中国文明的进程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仅回不去了，还会继续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乡”作为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能抵消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阶层行将消隐的必然性。对于这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的体认，需要同样复杂的逻辑。诗歌的正义固然没有义务对此负责，但终有一天，历史的正义会找上门来予以检验。一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透彻的态度。由是，尽力去观察这个时代种种面相，尽力去理解历史艰辛背后的活力，不执于一念，存阔大情怀，在人性、诗性与历史的正义之间折冲，驰向方生未死之境，乃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就所在。

陈福民，当代批评家。199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