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上广”三地连称的出现，并广泛为大众所熟知的原因之一是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传播。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于现代化大都市打拼的“漂一族”所经历的生存压力、丛林法则、情感与利益、现实与梦想，以剧情内容引起了都市居民、在都市打拼的外乡人的强烈时代共鸣，也重新强化了文艺界对于“都市”概念的学理关注。实际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艺界早已意识到都市文化发展的诉求，并把“都市”放在现代性的话语下，去观察都市的图景、 探索都市精神的归宿、寻求都市文化的新的关键词。

文学界尤其如此。以往，中国文学界所熟悉的和所集体向往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寄托，在当下的城市里面很难实现。因城市是人工的、人文的景观，城市文化的产生根源在于人们和城市的对话，其本质实际上是人类个体在城市这个大型聚落的归属感的探寻。人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落脚在何处？这里所指的归属感包含很多层面，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城市居民如何在一种人文建设的环境中获得新的美学的平衡点，来形成与城市化进程一致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并审美地安放喧嚣城市中的自我灵魂。文学界关注城市文化、城市文学的发展，在当下时代的大历史进程中的背景里，与以往的是很不同的。因为当下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变化，速率太快，样态太繁复了，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稳定的精神向度的形成，太需要时间了，所以精神文化的建设显见是稍微滞后于飞速发展的经济意义上的城市的。都市文化必须要解决都市中人的精神诉求。对于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发展的焦虑和思考，其实是社会科学界自觉地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任务。

对于广州来说，尽管常常有人称其为“文化沙漠”或者说“广州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等等，但是无论从横向的比较，或者从历史的溯源来看，广州的文化本土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长期与北京、上海并称为“北上广”的广州，有其独特的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北京是“帝都”、上海为“魔都”，广州则是“千年商都”。如果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较展开一个参照系，更容易看清楚广州的文化特色、都市文学走向。北京文学扎根于历史悠久的具有“皇城根”精神的中国传统式的城市文化，先后有京派文学、京味文学等概念出现。上海则是在近代以来，在商业、金融业、殖民历史……的特殊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内在稳定结构的文化特征，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学、海派文化。此二城的地域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历史相关。广州的文化历史更有趣。远离中原，它的文化与

文学是关起门来自我重视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格局下，它有时候不被主流话语所理解。从历史上来看，相对于中原的礼仪、秩序、趣味、生活审美等等，广州在审美上自成一体。广州、乃至于大的岭南地区的文化系统都是相对比较有自己的内在性格的。不过，这个本土特性的文化系统，它的文化自觉性却不强。相较于中原，其文化的发展、文化特质的形成，是在生活中自然出现，而本土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在历史上强有力的推动的情况较少。这一点体现在日常中，表现为广州的大部分居民，甚至并不屑于过于形而上的文化生活。在千年的商业精神的蔓延下，“闷声勤揾”才是他们的文化精神，“食在羊城”——生活本身才是广州人的生活。生活本身才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历史，但是这个历史也是自然形成，而不像中原文化体系里那样，被多元讲述，被烧脑地解读。所以，有趣之处在于，一方面，千年以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丰厚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文明，这就是广州的文化底蕴，而另一方面，这个商业精神的核心却离文艺学比较远，看起来又显得“没文化”。 这样一组自相矛盾的情况，在广州竟能和谐存在，并且形成一城的精神风貌。其实广州的文化应该被描述为“并非没有”而是“不强调”。更有趣的是，广州人乃至于岭南人，并不以此差异视为问题，亦不以中原话语下的话语压制为然，颇有一点“吾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理直气壮。

所以，广州的都市文学也是多元呈现，自发随性，不拘一格的。如果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一段时间截面展开去观察的话，可以看到广州都市文学发展的几个线索。在文类上，包括散文、小说、诗歌等，在语境上则有两大关键词介入。一是改革开放，它给广州带来了相对于中国大部分城市来说，巨大、碾压性的财富。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它带来了广州因城市经济的上升而出现新变的商业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情境中的文学特征；同时，文化和文学从经济发达的城市向打工者的故乡传播，在当代历史上出现了“文化北伐”的现象。二是传媒环境的变化。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媒介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新变，这对广州的经济发展产生冲击，尤其对制造业产生冲击。物联网的建立和信息藩篱的打破弱化了地域的限制，广州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挑战和广州都市文化与文学同时面临挑战。从地域差异来看，文化藩篱和文化偏见因网络而消解，广州文化的特色反而因此被认知与接受，获得发展的新可能。以广州都市文学为例，在新媒体时代，当现代文明以无可对抗的势头冲击历史与传统的时候，城市的文学形式也在随之悄然发生变化，并反过来影响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文学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变得具有多元可能性了，泛文学的出现带来了文学的好处也带来了危机。某一种写作在强化美学属性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文学。

2.

在以上概述的基础上，再分别历史地观察几个小脉络，更可以发现其中兴味。

首先是都市小说。广州的都市文学的创作与广州的城市化发展步调一致，比如，以张欣为代表的广州小说家最早关注并书写城市生活，她的作品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具有“都市精神”的。这种精神，并未放在城乡对立的关系中而存在，更不是乡村眼光下的作为“他者”的城市。她的文学创作中的都市精神是自内而外的，自发的，是置身于都市红尘，以广州都市生活现场为小说创作资源的，并以创作本身反哺了此地此城的文学、文化。回到本土现场、以自我经验与地方性经验互相关照，而展开文学创作、文化探索，乃是广州文学书写“新本土文化”的有效经验。张欣的都市小说创作持续了几十年，与广州改革开放的线索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她的作品具有多种角度解读的可能性。第一，较多的读者或者评论家从女性写作或者女性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她的作品，因她身为女性小说家，并且其作品中多以女性故事为主。她笔下的女性具有现代的独立品格，与传统的女性角色、与男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绝不相同。甚至，由于都市社会关系中对利益与效率的强调，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们的性别特征有时候反而格外的不被强调。第二，她的小说的都市性叙事是最应该被重视的，即都市精神是一个什么样态的存在。张欣的小说书写了一种新时代的都市图景，她既书写都市带来的便利，更书写都市众人的红尘纠葛，以都市图景来揭露都市背后的真相。繁华背后的真相千疮百孔，都市的美丽与焦虑并存。而且，这个真相往往归结于都市中社会关系。都市中社会关系也与以往不同，交换关系的比重远远大于情感联系。人的情感在喧嚣而孤独的都市中安放于何处？一个个都市传奇故事里，一个个灵魂都在追寻这个问题。所以，张欣笔下的都市真相并不美丽，都市中的热闹，像人工的烟花一样，被人创造，美丽而脆弱。那么，都市文明是什么？为何我们要进入都市？如何创造愉悦的都市生活？这个问题成了都市精神的终极追问。第三，都市故事与都市人。她的都市真相通过都市故事呈现出来，而她的都市故事，必然都有一个都市人的无奈，做出“无可挽回”的事。她笔下的角色，无论事医生、白领、打工者……不论男性女性，首先都具有“都市人”身份。似乎，张欣笔下的人物，性别等社会角色都不重要了，它首先是都市人。张欣笔下的故事则大多是离奇的，既有情节，又关怀人本身，是她的文学特征。所以，总的来说，大家对张欣小说的关注，源于她对于都市文学的书写，且她长期的书写构成了历史的线性。在此过程中，她对都市的情怀，成为作品被解读的重要吸引力。其实她所触及的是广州这个城市的地方性。

其他的都市小说，如张梅的小说《破碎的激情》，则更加自由和自我。她常常书写一个广州日常中的一个街坊女子，她有幻想、有献身精神，同时也会恍惚，迷糊，她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在骑楼的走廊下避雨并且发呆的年轻女郎，张梅的小说，相对来说，稍微远离大时代而贴近广州市井。同样的，梁凤莲的几部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等，也是比较侧重于传达羊城街坊邻里的气氛。相比较来说，作家鲍十的小说创作风格更独特。作为从东北黑土地来到岭南的“迁徙者”，他的创作资源既包括东北故事，也包括广州本土风情，其中“西关故事”系列短篇小说、以及新近创作的《岛叙事》，都带有浓烈岭南风格。既是广州的客家人，又因在广州的生活经历和深入的体察成为了新广州人。双重身份在不同资源的书写上策略具有一致性，表现在他对边缘人、普通人的特别关注和细致叙述。70后小说家黄咏梅，虽然这几年已经离开广州，但她的过往创作经历与广州的都市精神高度契合，新锐地采取了更为先锋的小说技巧，重述了她个人眼中的时代都市精神。

都市文学的序列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打工文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打工文学所书写的是“新城市人”或者“城市边缘人”。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在大都市经济辐射区内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城镇与乡村的人们，以各种途径进入城市，寻找机会，讨生活。对于这个群体以及这类生活状态的关注，构成了打工文学的主要内容。王十月的打工题材的小说与散文，从这一群体的内部出发，以自我的经历和观察为写作资源，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状态。打工者进入城市时的物理便利和精神阻隔，远离家乡时的距离感和乡愁表达困境，以及打工者群体内部的个体迷茫……在王十月的文学世界中被具象化地展示出来。而他后来创作的科幻小说，却下意识地避开了打工话题，也避开了写实的路子。但科幻文学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也视为对现实的映射。或许王十月在未来会以科幻的文学形式来反叩问生活？ 

打工文学在当下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郑小琼的诗歌与散文创作。郑小琼的诗歌基于自己的真实生活，和自己对于打工生活的真实深度体验。她实际上是以自我的剖析为镜子，来映射打工者群体的状态、心理、灵魂、困惑等等。是一种将自己深入在群体内部，共情式的书写。打工者是城市居民中群体特征明显的一部分，他们的特殊性在于，以自身承担了迁移行为，不仅是地域上的迁移，更是从乡村向城市的文化迁移，似乎要割裂过去，但是无法完全摆脱，似乎可以融入城市，但是仍然失措，这是迁移者，尤其是精神迁移者的共同困境。此乡非吾乡，家乡回不去，此身栖息何处？打工者群体有很多处在这样不前不后的尴尬夹缝中。相对于一般意义上城市居民的孤独感，打工者们的孤独更多一层无可托付的迷茫，以及现实未知方向的迷惑困顿。

同样是诗歌，杨克的创作持续而高产。他的都市题材诗歌创作，把城市经验作为新的写作资源来对待，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置身于生活的现场，并以生活现场为文学现场，他的广州生活给他的诗歌带来了都市的表达、都市的书写，广州的酒吧、广场、机场、火车站等都市景观都进入了他的诗歌。诗人与城市生活的神秘联系最终成就了城市诗歌之一种。

散文是广州都市文学中极有质量的一类。按照时间顺序，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广州都市化甫一开始，在广州人首次享受都市红利的时候，在整体的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时候，“小女人散文”闲适而可爱，回归于一切生活中的小美好，关注民间的生活哲学。以黄爱东西的散文为代表，比如，她在作品中表达出了都市女性的必备条件和审美认识，包括：良好的教育、经济独立、中性的思维方式、坚持女性特质的权力、成熟的价值观。[ 参见：江冰：《都市魔方》，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出版。] 黄爱东西的散文创作，从内容上看，是充满热情地描绘都市生活的日常，本质上，则是写都市中的女性的日常，并且宣告了都市中的女郎她应该是什么样，她的魅力从何如来。这其实就是在描绘和宣告“新时代的都市是什么样”，对新生活新状态的描绘令人向往。关注女性的个性化生活，这表现了她在当时较多地意识到了女性审美意识和自体价值，正与当时的时代开放性和都市意识的觉醒有关。其创作虽有“小女人”散文之名义，但是创作范围却不算小，生活中可见的一切，都可入文。如果非要追求“小”的来源，可能因为她并不深挖，并不探究究极的本质，生活的问与答即散文本相。由于长期的专栏作家的身份，她的创作非常有即时的话题性，作品既有时代性，又有创作的自觉意识，涉笔成趣。

作家张梅，既创作小说，也书写散文。张梅的散文与黄爱东西很不同。张梅的小说与散文是她文学创作的双生花，内容上是互相映照的，都是贴近于广州日常世俗本相的。90年代末，她的散文集《木屐声声》面向全国市场时被介绍为“现代都市言情散文”，这实在是很没有必要。这些散文放在现在，大家绝不会冠以“言情”之名。可见广州在当时较早地接触现代性的开放精神，反映在文学里的一种具体情况是，当时的广州已不是那么严格地划定“言情书写”的界限。当然，这种言情与否的标签，如果放到二十年后的现在，则是根本不必讨论。当时看起来有点大胆的写作，现在的读者们也并不猎奇了。张梅的写作立足于广州本土最常见的文化特征或者日常生活，她将自身的经历、自省，与广州的地域文化特质天然地结合起来，把个人对日常的感知见微知著地以日常历史的书写的语气写出来，文风隽永。她书写城市记忆，这记忆即是个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因此极易引起共鸣，甚至因其非虚构性的书写而具有文献特征。

3.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广州都市文学以几个显著的脉络向前推进。除了上述诸人，广州本土作家中优秀者诸如筱敏、艾云、熊育群、田瑛、魏微等，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都自有风格。然而对于当下都市文学格局来说，除了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现，尤其应该考虑都市文学的发展的第二个机遇。也就是当下新媒体的语境下，传播环境对于都市文学的影响。在80、90年代，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创作的宽容、内容的猎奇、城市的新鲜感，这些内容后来构成了“文化北伐”的主要影响力。当下时代对广州影响最深的媒体传播环境、以及文创产业的发展，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不再是环境、空间、条件的外在变化，而是经济结构变化本身内在地呼唤着文学的自觉呼应。比如，广州形象与岭南文化如何在媒介中呈现？如何在大众传播中被构建？如何与文化传播共同发生？如何参与构建城市文化空间？网络社交语境下如何实现文学与文化的发展？

面对媒介环境的变化，单纯的文学的发展或者传统类型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需要。后者与经济结构相关，与广州的“商都”精神一致，乃是根本原因。所以，当下的文学自觉性除了原有的文学创作的路径之外，泛文学的发展也备受重视。文学边界受到经济裹挟被大大的拓展了。且，泛文学现象的出现，让文学的美学与经济结构产生联系，并成为文创产业的文化资源、美学资源，乃至于精神资源。泛文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但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意写作发展起来之后，泛文学现象大规模、大范围地出现。创意写作认为，审美性的写作行为除了文学创作，还可以支持更多的写作类型，比如主持人串词、广告脚本、创意文案策划脚本等等。这些新鲜多样的写作类型，因都市文创产业的发展迅速繁衍，它们甚至不单纯以文字文本为作品。这里就把写作的概念与边界重置了，所以广义的文学创作的边界扩大至泛文学的领域。审美性泛文学作品的出现，萌发于人脑中创意，受到文化资源的支持，最终落地为文创产品。广州公共交通中的公益广告，地铁中的主题车厢等，都属此类。虽以综合艺术形态为受众所接触，但支撑着视频、平面广告、设计理念、活动创意……的背后的文字脚本，它承载美学精神和文本内容，面向传播，作为文创产业的产品形式，即为泛文学的典型案例。小到恩宁路的地标性的去处，某个道路名称的命名、影视行业中各种小视频的策划、某个造就有记忆点的口号，大到IP影视改编大制作、甚至地方文化发展规划……泛文学现象几乎成为贯穿都市文创产业内容生产部分的主要线索。

“泛文学”现象的出现，以及在广州的发展，使得“商都”广州的商业精神，竟然可以以市场的触手，全面地触及文学的发展——从人才到作品。这正是广州都市文学的一个新的典型的当下性、地方性。我们希望这样的触及，无损于文学的质量，并能以商业精神反推动广州都市文学。社会科学界的新的责任、文艺界的责任，就在于：在此环境下，扶稳文学与文化的方向。

4.

总的来说，广州的都市文学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间，文学样式一开始以城市发展的经济体量和城市开放性与包容性为便利，自由地根植于都市的时代节点，但是又以本土的本质文化精神为根源，而自发呈现。由于贴近广州本土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当时的城市文学既有时代性，又以广州本身的生活为资源。它的美学是生活美学，文学也是贴着生活的。当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慢慢消失的时候，当中国其他地方的城市先后发展起来之后，广州的都市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的自觉性增强了，文学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增强了。这个自觉性也与近十多年来的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包括当下的新媒体传播的语境带来的影响、包括城市文化建设的需求，但是根本驱动力还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多元的通道——这恰与广州的商业精神相契合。

[本文为2017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委托课题“广州生活方式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联性研究”（课题编号：2017GZWT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到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雷雷，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总干事，研究员。毕业于上海大学，创意写作方向文学博士，研究创意写作、非虚构写作，关注都市文学、地域文化与写作的关系，任职于广东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写作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