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有个发展趋势，即开拓“新古韵小说”。具体来说，就是吸取古典文学的雅致神韵，深得传统精华，渗透传统文化哲学，弘扬传统文化精髓，描画沉重的历史，讲究文气，笔墨抒情，文风古朴宁谧厚重，仿佛管弦丝竹，空灵飘远，悠扬悲情。但复古不是关键，而重在熔铸当下文化，强调文本哲思意蕴、叙事形式上的突破。当代散文古雅化成功的较多见，但此类长篇小说较少见。

“新古韵小说”如何渗透古风神韵，弘扬传统叙事，在复古中求新变，在传统性中注入新元素，成就新小说格局？作家葛亮的《北鸢》进行了探索。

《北鸢》善用中国特色符号，对京剧、茶艺、纸鸢、书法、绘画、印章、服装、饮食甚至武功等传统文化均有考究。该书以民国时期襄城的民族资本家卢氏与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主线，刻写卢文笙的成长史。风筝符号不仅是书名，而且是全书串珠，一路旖旎而来，不可或缺，且用大量典故，涉及“扎、糊、绘、放”四艺。《北鸢》的风筝符号隐喻丰富，带出主旨寓意，不可小觑，有结构串针、情感隐喻、实用救急、哲理寓意等重要叙事功能。

“新古韵小说”虽是虚构，却见出非虚构的笔力，古意与新意互见。中国小说传统多为线性叙事法，《北鸢》超越于此，用双声道并置的叙事法，谋篇布局匠心独运，时空跨度广阔，描写委曲，序次井然，显示出纷繁复杂的时空多线叙事驾驭能力。全书双线交错，几个家族、几个人物共时涌现；恰似口技模仿火灾，考的是全身并用；万箭齐发，逐一扫落，考的是眼疾手快；千人千事，齐集共鸣，考的是铺排有序。文笙与仁桢恋爱、结亲，两人一动一静，相映成趣。家与国不可分，在成长史主线之余，《北鸢》也写诸多历史人物、社会风貌。

《北鸢》写天津、上海、北京、大连等真实城市，但最重要的叙事空间——位于中国南北交界处的襄城，则是虚构的。空间叙事真真假假，实验空间架空叙事，跨度宽广：襄城商铺，天津义租界，日本人入侵，城里人往乡下逃难，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上海租界生意场……纵向、横向、斜向错接，有条不紊。既有家史的真实基础，也有虚化的空间和时间场景，虚实默契，多头并进。不时插入老年仁桢的回忆，仿佛显现构思过程的后设叙事。《北鸢》不仅以古鉴今，更是以今视古，叙事视角宏阔多元。

《北鸢》述真，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讲述过程极为用心，力图还原当时人的习俗、爱好，还原当时的情味。家族小说多用今人口吻写先辈故事，葛亮却用长辈所处时代的讲述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更具逼真性。《北鸢》最动人之处是对家人日常言语、心理、动作的细腻描摹，写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家人与家人互动，极为真实，所写尽是常情真情，能让人全然忘却实虚悖逆，富有深刻的思辨力。

可以说，“新古韵小说”是新古典主义在东方语境下的回归与重建。它不仅能化用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且有新的气象。主角卢文笙的人格气质是变化着的：抓周抓空，被高人解为无欲则刚，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自幼寡言木讷，有隐士风范；年岁渐长，习文弄墨，但不是只会死读书的腐儒，当遭遇家国危难时，积极入世，经商立业，传承儒商家风；及至看周围至亲好友的诸种人生变故，尾声时，出世的气象渐显。卢文笙的人格气质正是葛亮心中理想的中国人形象。全书刻画有情有义的百姓群相，有意演绎现代的新儒风。人名的设置，比如“孟盛浔、孟昭如、孟昭德”等，均为山东亚圣孟家后代。

孟子讲王道，讲仁义，“善养吾浩然之气”。《北鸢》人物言行举止与儒学息息相关。昭如闲暇练书法，笔录《毛诗序》；教小儿读《唐诗三百首》《千字文》《朱子家训》；为儿子谈亲事，说《浮生六记》的沈复与陈芸；还用典譬喻：“君子可欺以其方。”卢文笙读《耳新》《世说新语》。仁珏十三岁临欧阳询、十五岁临赵孟頫。连奶妈云嫂，都能开口闭口讲野路子的《隋唐演义》。人名背后有深层文化底蕴。卢家睦请画家吴清舫为儿子取名，“文笙”取自《诗经·小雅·鼓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亦有《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义。“仁桢、仁珏”谐音“仁真、人杰”。儒家的行善好义精神在葛亮笔下绵延不绝，《北鸢》写出了孔孟哲学的时代新变，亲情爱情人情处处见出仁义礼智信之精神，人间的暖意抵消了寒意，更多地呈现儒家文化的民间精神。

《北鸢》开辟“新古韵小说”，是古风人格与风格的统一，承续孔孟儒家的向善传统，承续五四时代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传统，注重追溯民间精神、弘扬民众大义；既有史诗色彩，也继承了抒情传统，且抒情比重更大，文气更足；既传承古典因素，也开拓时代新变的因素。先锋小说多讲究形式的西化新奇，而《北鸢》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朝中国古典看齐，因此在文坛更独树一帜。在当前弘扬传统国学的时代语境下，葛亮开拓“新古韵小说”可谓恰逢其时。前有领头，未来，“新古韵小说”类型想必蔚然成风。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