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蔡东近期创作的小说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她的成长，她日渐明确了自己基于自由主义价值多元论的叙事伦理：体贴个体的生命困境，理解个体的生命选择，尊重个体的生命理想。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她小说中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她的人物由被动的“逃避”转为主动的“逃逸”，由消极自由通往积极自由，他们在对时代强势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学一元论价值观的突围中，建构着个体自主性信念。

关键词

蔡东 《星辰书》 叙事伦理 多元价值 失败者 

读蔡东的小说常常有珍惜之感，这不仅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多年来操持着文字的“炼金术”，写小说仿若苦吟诗人般反复推敲，集腋成裘为两三本不厚的小说集；还因为，在这些寥若晨星的作品中，有着她从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真金”——作为同代人，我满怀期待于她的成长，她的思考与发现，甚至于她的困惑与纠结，能使我在面对同一个世界、同样的时代时感到有所呼应，有所感悟，有所得。

一

在蔡东前些年的创作中，短篇小说《往生》与《无岸》堪称翘楚，借自佛家术语的标题，已经暗示了作者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那是生与死、此岸与彼岸间的苦苦涉渡，是挣扎于人间的炼狱，朝向天堂的入口。自然，都是通过作者精彩的叙事来呈现的。在最新小说集《星辰书》中，我们欣喜地看 到蔡东对于这类主题有了新的探索。

与《往生》一样，前两年名列各大“小说榜”的短篇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写的也是关于人生的近乎无解的困境，所谓苦海无边，却无法回头是岸。因为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困境无尽无岸。《往生》讲述61岁的儿媳妇康莲照料患老年痴呆的81岁的公公，两个生命不期然捆绑在一起的老人“两败俱伤”。最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小说卒篇于康莲心肌梗死，“突然，她的身体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像是，到家了。她闭上双眼，悲喜交加，万籁俱寂”。相比公公的屈辱求存，这速死竟像是一种福气和运气。然而，小说在结集出版时，结局却变成了康莲被丈夫及时救活。“她瘫在丈夫怀里，听到他喊，你得活着，你得活着。恍惚间，遥远的天空中也传来恶作剧般地叫喊声，让她活着，让她活着！她接上了一口气，悲喜交加，原来，还是走不了，还要熬下去。熬下去。”同一个词“悲喜交加”， 意思却反拧了：对于前者来说，死了竟然是“喜”——终于“回家了”，解脱了；对于后者，“没死”反倒成了“悲”——“走不了”， 还得“熬下去”。对于康莲，这可能比死来得更加残酷。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周素格则是又一个现世中的康莲，她独立照料失智的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学哲学教授，如今宛若婴孩依附于她。这生之枷锁“像是长在她身上一样，磨着她，坠着她”1，几乎剥夺了生命最可宝贵的自由。那个被她名之为“海德格尔行动”的捆绑丈夫的计划，可以视为她对自由的救赎——然而，这救赎却是以限制丈夫的行动自由为代价的，作者让她的主人公陷入到了伦理抉择的两难——自己的自由是否比失智丈夫的自由更重要？ 她该与这个至亲之人争夺自由的权利吗？

比之前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 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个体的责任与自由之间的 关系。生命的永恒困境，不仅是因为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人性的残忍与软弱，也因为“不忍”“爱”与责任，以及为了爱与责任不得不支付的高昂代价——丧失（部分）自由。 一如周素格利用钟点工在家的两小时到家对 面公园透口气时所见——勉力照顾孙辈的老人过早地发胖不堪，同样想在花园美丽的蓝 雾树树荫下获得片刻喘息休憩却被丈夫孩子的电话急急催回的年轻母亲，“她们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作者与压抑的主人公一样眼光阴沉而锐利，“只觉得累，觉得伤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一个和平年代，日常生活的抉择何曾如革命岁月的革命者那般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小说结尾，周素格决定放弃她预谋已久的“海德格尔行动”，因为她猛然想起她们曾拥有的白猫“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摔死在小区的天井内。这是她内心恐惧的映射——那只被丈夫以 “朋霍费尔”命名的小猫的纵身一跃，是否象征着哲学家朋霍费尔这位“基督之子”留给后世人的关于勇气、责任、善良、力量、盼望、坚定、爱、行动等等人类精神要义的轰然坠落？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朋霍费尔”纵身一跃的坚定与决绝，是否也暗示了丈夫也同 样拥有从容赴死的自由？然而，不管怎样，周素格在半途中止了“海德格尔行动”的同时，也阻止了丈夫选择死的自由。她亲手从椅子上解开丈夫，而再度选择被捆绑的命运——带着丈夫一起去看演唱会，在万众沸腾的演唱会现场，她亲吻了丈夫，仿佛又唤回了爱情，重温了失落已久的爱的感觉。然而，这也意味着她仍得继续“熬下去”，继续周而复始的怼怨、挣扎、悔恨，继续她对于生活重厄的并不甘心，也并不坦然的背负。但反过来说，这一个热吻，将与两人曾共有的甜蜜岁月一样，成为妻子“反抗绝望”的最重要的勇气。“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好像突然有了软肋，也突然有了铠甲。”

“只为了一个人一生中仅持续了五分钟的热吻”，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曾以 这个比喻来形容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伦理，“基斯洛夫斯基对生命既悲观、又热情，他的叙事抱慰个体在生命悖论中的挣扎，即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 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也依然是美好的人生”。“在如此受苦、悲观、 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从2011年的《往生》到2016年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在相似的题材中，蔡东的叙事伦理愈发清晰。如果说 《往生》中的康莲只是并没有找到多少意义地苦熬下去，那么《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妻子周素格却仍然在生命困局中，寻找着热情与意义，在荒无人迹处重新寻找路。或许可以说，蔡东的写作本身才是一场“海德格尔行动”，她所思考的，不是生存，而是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对“存在”的 思考，也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

二

他也走进来，跟她并排站着。她说，我想起来了，以前读过的古诗都活了，有自己的气息和体态了，我好像一下子能回到古时候，亲眼看见写诗的那些人了。你看看，唐朝的月亮，不也是这一个吗？他说，我知道，不用多说了。

十年前那个静谧如水的月夜成为周素格在逃避眼下过于滞重的现实时，心灵所反复召回的记忆，它“清澈地浮在无数个模糊晦暗的日子上面”，它与其他美好的记忆一起，构成了她与丈夫两人所共有的生命。“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对于深陷生命困局的周素格而言，记忆（过去的生命）是她保有当下生命感的唯一依凭。遗忘过去便意味着一无所有。

人是所有经验与记忆的总和，过去的生命构成了今日的“我”，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它是财富，同时也可能是债务。《伶仃》《来访者》《布衣之诗》中的主人公同样要面对记忆，过去的生命围困住了他们。

伶仃者，卫巧蓉，年过半百，失了婚，没了娘。她该如何面对这些失去，如何消解 内心的创痛？相伴半生的丈夫徐季没有缘由地提出离婚，远走海岛，她不明就里，跟踪至此，租住在徐季对面，暗中观察他的生活，试图解答心中的疑惑——“我不是一个糟糕的妻子，我想不通，我来岛上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然而，没有第三者，没有戏剧性，没有狗血剧情，徐季只是在这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舒适而放松——在公园跟人下象棋，在路边乘凉，给孩子们讲故事，去菜场配齐一餐饭的原料，去海边的剧院看各种演出。卫巧蓉作为一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观察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新生活。在距离之外，这个卫巧蓉曾经以为最为熟悉、最有把握的人（“以前她总说徐季像个孩子，离了她准不行的”）却呈现出了她感到陌生的一面——他在观看戏剧演出时所沉入的精神世界是她无法感同身受的；他每次到菜场似乎都会买一把西芹，而她从来不知道他喜欢吃西芹……当曾经至亲之人从生命中剥离出去，重新还原为一个“他者”，这是重新认识他者，也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她从疑惑不解，到“有点明白过来了”的若有所悟，却“掺杂着说不出来的茫然”，走出熟悉的舒适区，重新建构自我世界的过程到底有多艰难。

人在追求自由时如何面对过去的生命？ 对于卫巧蓉而言，母亲、丈夫与女儿几乎就是她全部的“过去”，母亲去世，丈夫出走，女儿长大，她将如何安顿好自己的过去—记忆，如何确立起当下的意义？小说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卫巧蓉在岛上的养老院见到一个很像已故母亲的人，她经常去看这位老人，但最近一次却没有见到她，担心她会不会去世了。当她跟女儿念叨这些的时候，女儿并没有假意宽慰她，而是说：“妈，真羡慕你，好比你又多看了外婆几眼，多少人都只能在心里想念亲人啊。”她“先是愕然，转而欣喜”。她欣喜于女儿的成熟与明亮，而女儿也教她如何变换看待世界的眼光与角度，以及如何从过去的生命中汲取养分。如此，记忆才不会成为梦魇，而是星光与甘泉。她从时间之河再度打捞起来的记忆，才闪亮有如珍珠。

蔡东在此为父母辈的人生作了检视与反思。这辈人大多在惯性的庸庸碌碌中过完了一生，中年之后少有对自我生命本身的省察、停顿、重启、生长。“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尽管，对于卫巧蓉来说，这场家庭变故一如她不小心扭伤了脚的“飞来横祸”，是不期然的无常，但幸运的是，她抓住了命运的“赐予”。徐季重新开始过另一种生命的坚决，女儿令她欢喜的成长和成熟，房东夫妇历经坎坷后笑对人生的淡定从容，都给了她自我更新的勇气和力量。终于，她将入睡依赖的安眠药倒入垃圾桶，开始重新学习睡眠，也终于决心勇敢地转身。作者以诗意而欣悦的笔触写道：“她抬眼望去，正巧又有几朵云，飘到了山头附近，一纵身，翻了过去，云朵们看见山那边有什么了。”“不管怎样，她都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 过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

往更深处思考，绝对的自由同时也意味着绝对的孤独。“一个人突然想过另一种生活，于是什么也不要了，什么也不想管了”，在尽了半生责任之后，徐季卸下了责任，要活成他自己。一个人在岛上，“伶仃”然而并不孤苦。尽管小说并没有正面写这个人物， 但“伶仃”二字可能已经代表了他所追求的 生存理想。这样摒弃责任的任性行为又岂能 简单以“渣男”斥之，更何况，在卫巧荣追忆起的15年前那个夏天一家三口的海边旅行中，徐季分明是个包容慈爱的暖男形象呢。他何以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抉择？这是否也是人到中年的徐季对人生反躬自省的一次转身呢？而以悲悯之情书写人心的故事，尊重不同的生命理想，也是蔡东所渐渐明确的叙事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没有厌倦和不耐烦，也不是那种睥睨低微生命体的轻蔑眼神……鼓励，期待，真心盼着她好，还有，她认得出，爱。”

克尔凯郭尔说：“生命倒过去才能被理解，而我们必须活着向前。”《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不能忘记”的记忆，《伶仃》中需要重新去领会的记忆，皆是为了“活着向前”。《来访者》是又一次对于记忆的突围。这是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小说，显而易见，为了“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作者下功夫做了不少功课，这是对于心理学科与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等职业的尊重态度。然而，我想作者不会服膺于简单的理论、概念、术语——纯粹的理性并不能解决心理问题。故而，她如同小说中的那位心理医生一样，看重的是艺术治疗——“没有感觉到它的开始也没有感觉到它的进行，概念和知识隐去，点、节奏、设计、目标皆不明确，即兴而偶然”，“我尽量不给他定性，假我、俄狄浦斯情结、人格障碍、部分社会功能的 缺失，这些标签于他无益。人是多么复杂和差异化的存在，不是几个概念几种分类就能说清的，我尝试着用他能听懂的语言，跟他一起分析和逐步发现。”进而言之，要进行心灵的救赎，小说中的心理医生如同作者一样所倚赖、所实践的是叙事伦理学——“叙事理论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它是对生命伤痛时刻的陪伴与抱慰，“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故而，心理治疗就仿若是一种叙事行为，心理医生与患者分别担当了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我”之所以成为心理医生，是因为生命创痛使然——孩子刚出生便夭折，“我”抱着小小的尸骨度过了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夜晚，也就此埋葬了过去，生命转弯。 而来访者江恺的心理疾患是因为他被囚禁在了“过去的生命”——“原来黑夜如此漫长，走了20多年仍在原地转圈，原来成年后自以为自主生成的众多行为，都不过是对过去的沿袭和模仿。”“有些东西，深藏在我的体内，用我觉察不到的方式决定我的命运。幽灵跟我寸步不离，牵引着我一次次回到熟 悉的情境……”“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江恺克服对于过去生命—记忆的恐惧和逃避，成为“讲故事的人”——直面过去的生命，讲出生命的压抑与痛苦，从而超越记忆，与过去的生命握手言欢，“活着向前”。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 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然而，“我”又是否能忠于“我的记忆”呢？《布衣之诗》中的孟九渊与老父亲两人多年来心照不宣地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多年前，在一场邻里间的纠纷中，父亲以自残嫁祸的方式将邻居于劲松送进监狱，也间接导致于劲松病死狱中、于家家破人亡。而那晚在一旁目睹父亲行径的孟九渊以沉默的方式充当了帮凶。多年来，心灵的愧疚如千斤大石压在这对父子心头，秘密如鲠在喉。父亲回到老家“找找劲松”，以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逃避记忆，直至彻底忘了“劲松是谁”，他以遗忘的方式从记忆中解脱，也从此如行尸走肉。而文字工作者孟九渊起初试图以书写的方式来篡改记忆——那篇几易其稿的“新闻报道”（唯一的“读者”是他自己），企图以“新闻事实”的方式重写历史，以使自己可以轻松地摆脱记忆的纠缠。然而，当老屋面临拆迁，孟九渊回到老家，面对见证了秘密，存储着记忆的老屋即将夷为平地时，记忆却又如潮水一般再度涌上心头。“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孟九渊忽然想通了，记忆无法背叛，他需要的，是一个人面对这件事。

三

《布衣之诗》欲说还休，浸透着一种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伤怀之美。一如那只成 为“迷鸟”的疣鼻天鹅——“幸好有了这只迷鸟，这只降落在废墟前伸的迷鸟，它牵引生发出了各种想象，贫民区的上方氤氲起了迷离的美感。”在小说集中《布衣之诗》是创作时间较早的一篇，与蔡东近来愈显飞扬轻盈的小说质地相比，它颇有沉郁顿挫之感。

蔡东此前的许多小说都是这种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笔下人物（或许也是作者本人）的内心纠结。她有本事能把这份纠结镂刻得如此揪心扯肺，荡气回肠。她绝不服膺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类的朴素辩证法，她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拷问真相的执拗与坚忍的才华。蔡东笔下最常用的“人设”，是那些 早早地自认失败、从人生的战场上退居二线的中年男女，是那些努力压制着热情和欲望以维持着人生脆弱平衡的“闲云野鹤”，是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表演”又时时刻刻以布莱希特似的间离效果、反省观看着自己拙劣表演的人生舞台上的末流演员们。他们是《无岸》中的柳萍与童家羽，是《净尘山》中的劳玉与张亭轩，是《出入》中的林君和杨牧，是《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麦思与高羽……“就像没人知道，她的闲云野鹤当得有多无奈，在她平和敦厚的外表下，她是多么好胜，她有多少愤懑、嫉妒和计较……”（《无岸》）“他一直不愿向妻子坦白，他也被众多男版的李卫红包围狙击着，现实里的朋友，以及传说中的青年才俊，都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提醒，甚至是令人心悸的警报，不管认不认识，一想起他们存在着，于他就是如影随形的压力。”（《出入》）“她和高羽貌似主动又 充满痛苦的坚守，霎时变得滑稽可笑。心底张皇，哪里安稳过，不过是无抵抗的腐烂罢了。”（《我想要的一天》）可以说，这是一些被现实围困的人们，他们或尔挣扎，或尔逃避，却都无法免于陷落在时代的天罗地网——在成功学的现实逻辑下，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内化在自己的主体结构中，并为其所压抑、所伤害；也因为他们的软弱与纠结，他们几乎注定要成为时代的“失败者”。

在《星辰书》的好几篇章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我们熟悉的相似的人物努力在时代—现实的围困中寻找着突围之路。先来说说《来访者》中的江恺。江恺的前半生正是“成功学”的牺牲品——像中国大多数父母那样，被成功学驱使的母亲对江恺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教育方法：“你好像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牙咬得紧紧的，双目灼灼地盯着我，表情无比坚毅。目标就在前头，我压抑着所有的愿 望往前奔，让自己时刻处在极不自然的亢奋中，激荡的日子几年一个跃进，一个突破接着一个突破，我只有完成了才能得到你的爱，我只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好孩子才能得到你的爱……”在世俗的意义上，考上最著名大学，凭借精通考试的本领顺利找到好工作的江恺算得上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然而始终无法找到自我，无法在“寻常”中找到意义来安顿自己的江恺又是一个个人意义上的“失败者”。而“我”对江恺的成功“治愈”正是让他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意义，并由衷地发出感叹——“这世界真好，生而为人真好。”

《天元》中的陈飞白也不复是一个张皇失措的逃避者的形象，她从职场的一线往回撤退，并非逃避，而是“逃逸”——从“一步制胜”的时代功利成功学，从以狼性自居的企业文化、将人异化为“狼”的丛林法则中逃逸，故而，她的后撤是淡定坦然的，因为她也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价值。因而，在他人眼中她的“不思进取”，可以视为个人的一种“消极自由”实践。与之相类，《照夜白》中的大学教师“她”以假装失声的方式逃避无休止的“说话”，并在同样以“说 话”为职业的电台主持陈乐的鼓励帮助下，以全程沉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课堂。“我与你相知未深，因为你我未尝同处寂静之中”（梅特林克），这两个擅长说话的人以沉默 的方式相互呼应，并且在召唤着寥寥的知音者、同路人。自然，这也是一种消极自由的方式——“我可以不做什么”。对于“我可 以做什么”，蔡东以文学的方式所给出的答 案或许是，“人，诗意地栖居”。

无边无际的静默中，传来马的嘶叫声。照夜白的鬃毛根根直立，雪白的马身子从泛黄的纸页上隆起，肌肉在毛皮下一弹一弹的，接着马头一仰，前腿探出画纸，凌空一挣，四蹄腾空，朝着远处飞驰而去。再看看纸上，什么都没有了。

正如画纸围困不住宝马照夜白，什么也不能阻挡人对自由的向往，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帮助人类去追寻自由，实现自由。当许多青年作家还在书写着时代的“失败者之歌”时，蔡东已经开始反思并消解成功/失败这组二元对立中所隐含的工具理性逻辑，将异化为工具的“人”重新解放为自由的、诗意 生存的“人”——至少在文学的星空下是如此。

注释：

1 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内容均出自蔡东：《星辰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后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