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每一年的长篇小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年的时间里，长篇小说——这个特别需要时间的小说文体，究竟能发生多大变化呢？有时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变化都是正常的。但是，2019年的长篇小说还真是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9年要评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无可避免地成为长篇小说生产的“大年”，很多作家将自己多年打造的作品在这一年出版，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此，2018年的长篇名作云集。比较起来，2019年的长篇小说在出版气势上就略逊一筹。但是，文学生产与物资生产毕竟不同。2019年的长篇数量上引起反响的作品不如2018年多，但有分量、有突破性的作品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阿来的《云中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王松的《爷的荣誉》、付秀莹的《他乡》、庆山《夏摩山谷》、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马笑泉的《放养年代》、格非的《月落荒寺》、陈应松的《森林沉默》、蒋韵的《你好，安娜》、徐贵祥的《穿插》、刘庆邦的《家长》、张欣的《千万与春住》、张庆国的《老鹰之歌》等，都是可圈可点值得阅读的长篇小说。

《云中记》与小说的情感深度

阿来在《机村史诗》的读书会上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的评论家都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绝对不是。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很多作家把自己写死了，大概就是这样。”阿来对情感深度的认知和表达，有着深厚的社会生物学基础，有着他对自然万物的深刻了解与体察。2018年11月17日在北师大召开的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会标就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其中的“博物志”，从一个方面提炼出了阿来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博物，不止是指阿来自然知识的渊博，更是指他对所有生命、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热爱、敬畏与尊崇。通过阿来的作品我们发现，在阿来的文学世界，生命是大于和高于人性的概念。人的生命是指人的血肉之躯，是天赋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类理性的指导与规定，他人的自然权利不容侵犯。当然，生命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性，是指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属性，是人类的天性，人性蕴含于生命之中，无论性善性恶，生命首先是前提。因此，阿来的小说中的亲生命性，不止是对人类生命的相亲相爱，同时包括自然界所有的生命。

《云中记》的写作起始于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阿来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这种“与人为善”“与事为善”的情感态度，是《云中记》的基调。小说通过阿巴回归云中村，在重现当年大灾难场景的同时，在描摹抢险救灾社会全员行动的同时，更着意书写了祭师阿巴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记恋，回归云中村的决绝、坚忍，和无可阻挡。阿巴执意要回到云中村。在他看来：“是你们让我当回祭师的。当我穿上祖辈人穿过的法衣，敲了甜蜜敲过的鼓，摇了甜蜜摇过的铃，不管政府有没有让我当这个非物资文化，我就是云中村的祭师了。政府把活人管得很好，但死人埋在土里就没人管了。祭师就是管这个的。”还不止如此，在阿巴看来，他安抚鬼魂的事，就是安抚人心。就是为了不让村里人再顾影自怜、心志都散了。云中村要灾后重建，首先要凝聚人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巴和政府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安抚人心，重聚心志。阿巴多次谈到对亡魂有无的问题，他也不能断定。但是，他对亡灵的记挂、对祭师职守发自肺腑的认真履行，感人至深。不放弃亡灵，是对生命敬畏和尊重的另一种方式。作为乡干部的外甥仁钦，同样履行着自己的职守。他领导救灾，日夜操劳几乎面目皆非，甚至舅舅和乡亲们都没有认出他来。但舅舅阿巴执意回云中村是违反纪律的。他也因此丢了乡领导的职位。仁钦和舅舅阿巴的观念不同，但他们的初心都是仁爱之心，都关乎关爱。这是亲生命性的另一种表达。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也没有价值观的截然对立。是他们处理同一个问题的方式的差异。后来我们也看到，村长主动提出要祭山神，过“山神节”，一定要把“山神节”搞得像模像样。这是对藏族地域文化的尊重，是对地方性知识、习俗的尊重，也是对亡者的一种合乎情义的伦理。另一方面，阿来对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同时还来自于他对这样一种边缘经验的理性认知。地方性知识的意思，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小说就是对这一具体条件最生动和形象的书写。

当然，小说中对生命的亲近，不止是对人类生命的亲近。同时也反映在对其他生物的情感关系。阿来用耐心、也细微也充满了欣喜的笔触，写了阿巴的深情、写了雄鹿走进院子挑选食物的场景。云中村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除了阿巴冥想中不散的鬼魂，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云中村还有生命，还有新生鹿角的雄鹿。对生命的敏感和亲和，在《云中记》中俯拾皆是。《云中记》就是要绝处逢生，就是要在死亡的废墟上歌唱生命的伟力和无限可能。小说中到处有声音响起，到处有不同的气味扑面而来，到处有五颜六色的颜色布满天空和大地。比如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飞起的惊鸟、溪水飞溅声，阿巴和亡灵的对话声，还有：“这时，他听到了一点声音。像是蝴蝶起飞时煽了一下翅膀，像是一只小鸟从里向外啄颇了蛋壳。一朵鸢尾突然绽放。”在阿巴那里，是有如神助，妹妹的亡灵听到了阿巴的声音，阿巴热泪盈眶，他哭了；在阿来那里，是生命无处不在，有生命就有诗篇；那各种味道，有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猪肉、酸模草茎、酥油、干酪、茶的味道，丁香花等等的味道；这些声音和味道的书写，使小说充满了人间性，声音和味道是有感知主体的，这主体就是人类的生命。因此，《云中村》的人物、情节、细节和场景，无不与生命有关。小说的情感深度，也盖因为小说书写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和亲生命性。

读《云中记》，很容易联想到汉文化中的志怪灵异，比如韩少功《爸爸爸》中鸡头寨的巫楚文化，《白鹿原》中被灵异化的白鹿意象，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诡异环境，以及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六道轮回等，其荒诞性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最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的小说，比如《太白山记》《土门》《高老庄》《白夜》等，多有灵异鬼神的讲述。特别是他新近的长篇小说《山本》。小说以秦岭涡镇为中心，以秦岭为依托，以井宗秀、陆菊人为主要人物构建的一部关于秦岭的乱世图谱，将乱世的诸家蜂起，血流成河、杀人如麻、自然永在、生命无常的沧海桑田以及鬼怪神灵逛山刀客等，集结在秦岭的巨大空间中，将那一时代的风云际会风起云涌以传奇和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与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作者又将怪异传说当作事实来讲述。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的情趣等，其差别还是很大的。贾平凹在很多作品中都曾写到这些文化，这与贾平凹对传统小说的吸纳有关，通过“现代”的转换，也因此形成了贾氏独特的小说风格。

但是，《云中记》不在这个谱系之中。祭师阿巴不信奉灵异鬼怪，他要安抚的是亡灵。在他看来，活着的人政府在管，云中村的村民已经住进了新村。但亡灵没有人管，他这个祭师就是要管亡灵的。当然，亡灵不能听到来自人间祭师的声音或抚慰。这个声音或抚慰是通过阿来转述的，听到这个声音和抚慰的是活着的人们。因此，祭师要抚慰的还是活着的人们。大地震动，虽然并非与人为敌，但结果给人带来的就是致命创伤。创伤，加于人体的任何外来因素所造成的结构或功能方面的破坏，然后延展到人的精神层面。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当然，《云中记》没有书写云中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这个创痛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隐含在祭师阿巴的行为之后罢了。亡灵没有这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因此，无论祭师阿巴的主观意图怎样，客观上他是在医治活着人们的心理创痛。

于是，当阿巴回到云中村后，阿巴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记忆的细节，一家一户，每一个亡灵，他都拜访探望。他要看望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要和他们说几句话。讲述的耐心、舒缓，使哀思与怀念真挚而绵长，这是对生命敬畏的诚恳透彻的倾诉。一天又一天，思念如故，亡灵在阿巴的讲述和回忆中逐一复活，那空无一人的云中村，在阿巴的想象中被重新复制：生活如此祥和，生命如此美好。当然，阿巴当然也要想起活着的人在云中村曾经的生活。而最美好、最动人的，就是阿巴曾经与亲人的交往。学会相亲相爱，这是人类的至善至爱，也是小说情感深度的最高表达。阿巴用他的行为践行了他的信念一如对他的信仰。阿巴至死也不曾记得自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全称。但是，一如契诃夫《凡卡》中爷爷不可能收到凡卡寄出的信，全世界的读者都收到了这封信一样，我们都记住了祭师阿巴。记住了他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相亲相爱。相亲相爱，这个朴实无华的形容词，我们习焉不察。然而，一旦经由阿巴对生命的态度的表达，对亲人关系的演绎，竟是如此的感人至深。因此，在我看来，《云中记》是一部杰作，是阿来对生命、对人性、对情感深度不断深入思考的一部杰作。

阿来说，他写《云中记》是时候，一直在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安魂曲》唱词的首句是“主啊，请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有批评家说祭师阿巴就是阿来，我同意这个说法。不同的是，阿来或祭师阿巴不仅是在安抚亡灵，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安抚亡灵，唱响的是生命的颂歌，他用诵诗的方式写了一个陨灭的故事。阿巴与亡灵的关系——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放射的人性的光辉。另一方面，《云中记》也可以看做是作家阿来的自我心理疗治——他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同时，我深切地感到，《云中记》是一部褪去了知识分子腔调的小说。百年中国的小说，一直贯穿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和腔调。启蒙没有错，但在启蒙思想昭示下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所不知，他们的导师角色一直扮演了百年。但是，《云中记》冲淡平和的讲述，不再居高临下的姿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战争文学的新突破

一个时期以来，抗战曾是一个稀缺题材。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弥补了这一短板。赵本夫《天漏邑》《吾血吾土》、何顿的《黄埔四期》、宗璞的《北归记》、胡学文的《血梅花》、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房伟的《猎舌师》、周建新的《锦西卫》等，重新书写了抗战历史。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当代”接续了讲述。

邓一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他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名重一时。在这些作品中，邓一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一览无余。他笔力遒劲，浓墨重彩；人物刚烈伟岸，襟怀坦荡。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的战争小说卓然不群。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他的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个人辨识度，其来路和谱系也不难识别——他对当代传统的革命历史文化、甚至传统的古代经典小说，有继承有借鉴当然更有发展。这是邓一光这类小说普遍受到好评的基础和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邓一光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轻车熟路地走下去。他要另辟蹊径，他要看到新的文学之光。于是，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了这部新的战争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

这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无论是战争文学观念，还是身置其间的人物，与我们说来完全是陌生的，也就是新鲜的。“香港保卫战”，又称香港攻防战、十八日战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进攻英属香港所发动的战役。1941年11月6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第23军奉命制定攻占香港的计划，并在该月底完成作战准备。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攻击，空军轰炸启德机场的英机，夺得制空权。第二遣华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日进攻英军各据点，12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18~19日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日切断水源。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这是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基本背景。或者说，小说是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其背景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真相的讲述或复原，它要通过这个历史事件塑造作家虚构的人物，表达他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他要通过战争讲述“一个人的遭遇”，讲述这场战争给他带来了什么。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名叫郁漱石的战俘，一个有多重身份的战俘，一个被作为实验对象的战俘，一个受到审判的战俘，一个战后滞留香港的战俘。战争改变了郁漱石的命运，他的经历比普通人三生还要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为了讲述这场战争，邓一光不惜借用大量历史材料，使小说陷于真实与虚构之间——这就像汤因比评价《伊利亚特》一样：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充满了历史。为了真实地表达这场战争和塑造文学人物，邓一光有意在历史与虚构之间任意涉渡。也许他有意模糊了作品体裁的样貌而一意孤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要表达是，所有的战争都是血腥的，人类要远离战争。这是我们不曾接触过的作品，无论是观念还是人物，它让我们深感新奇和震惊。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为我们提供了那些新的审美经验，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一部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

世情小说的当代回响

新世情小说是近年来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一些敢于在形式上“回头”，大胆启用旧制，在旧小说的形式中表达他对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不仅使小说风生水起惊心动魄，而且深刻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内容。陈彦的《装台》，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王松《爷的荣誉》等最有代表性。《装台》在正剧开戏之前，是处在艺术生产最末端的刁顺子们，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环境中先期上演的人生大戏，这是穷苦人苦辣酸甜的戏。刁顺子是近十年来较为成功的文学人物；《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讲述的是价值失范，人的欲望喷薄四溢的社会现实中的人与事。通过民间、官场等不同生活场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际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当下的世风世情，这是一幅丰富复杂和生动的众生相和浮世绘。《爷的荣誉》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可以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世情小说，也可以当作洞悉人性的严肃文学。“洞心戳目”，在新世情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并有新的发现。

王松是好小说家，仅就《双驴记》《葵花引》《红汞》《哭麦》等“后知青小说”的成就，就足可以走进当代作家的第一方队，他的这些作品改写了一个时代的“知青文学”。现在我要评论的是他新近的长篇小说《爷的荣誉》。这是与他此前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无论是讲述方式还是情节设计。实事求是地说，这是近期阅读最好看的小说，是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王松实在是太会讲故事了。小说以“官宅”里王家老太爷的三个儿子长贵、旺福、云财的性格与命运展开，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在京津冀鲁阔大的空间演绎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人间大戏。《爷的荣誉》，我们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可以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世情小说，也可以当作洞悉人性的严肃文学。如何界定《爷的荣誉》并不重要，重要的小说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快感。

小说的讲述起始于“我”太奶的一只青花夜壶的丢失。偷这只青花夜壶的不是别人，正是二爷旺福。旺福十六岁年间勾搭上了一个“卖大炕”的冯寡妇，于是——青花夜壶的失而复得成了一条与旺福有关的小说线索；太爷为了儿子们前程也为了家业传承，让三个儿子一起去了北京，大爷二爷是去读书，三爷是去打理大栅栏儿的绸缎庄。大爷长贵倒是读书了，三爷也开始学习掌管生意。只是这二爷旺福，到了北京如鱼得水，与天桥“撂地儿”的混在了一起，学得了一些武艺也助长了“混不吝”的性格。于是自然少不了惹是生非，但也因结交了一些地面朋友，多次摆平了绸缎庄的大事小情。小说最生动的是二爷旺福。他与冯寡妇虽然只是萍水相逢男欢女爱，但他已然走的是情爱路线，不仅不让其他男性接近冯寡妇，而且几乎把冯寡妇养了起来。也因此与冯寡妇的其他男人、特别是花秃子结了梁子，这亦成为小说与旺福有关的一条线索；开店做生意打理绸缎庄，免不了与管家掌柜以及各色人等打交道，特别是绸缎庄何掌柜父子用东家的钱赚自己的钱，另开店铺的事，三爷云财斗智斗勇将何家父子所有行径悉数掌握，大获全胜。这一桥段是小说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大爷长贵读书期间闹革命，走日本，解放后成为文艺干部，但因“历史问题”终未成大器，虽然命运一波三折，但还算有个善终。旺福几经折腾，因冯寡妇和心爱的小伙计祁顺儿都被日本人杀害了，最后加入了解放军，还去过朝鲜抗美援朝。但因乖戾性格，拒绝接受军长女儿而返乡务农。三爷虽然精明有心计，但家道破落后只靠挖自家祖坟陪葬度日，情景不难想象。三个爷三种性格三种命运。但大起大落处无一不与社会巨大变革有关。因此，《爷的荣誉》表面是一部民间大戏，但人物命运无一不蕴含历史的不确定性之中。小说让人欲罢不能，最要紧的还是其中的细节和生活氛围。王松对历史和生活细节的把握，使小说缜密而少疏漏，生活气氛仿佛让人回到了旧时老北京或老官宅。

有人认为小说不能只是故事，只讲故事那是通俗小说，小说更要讲求“韵味”，讲求“弦外之音”，要有反讽，有寓意，有言有尽意无穷，这些说法都对。但小说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说是有法又无法。现在的小说是有韵味，有反讽也多有言外之意。但现在很多小说什么都有就是不好看也是事实。因此，小说最终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理论重要，但还是不能一揽子解决小说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在小说无所不有的时代，批评还是不能抱残守缺一条道走到黑。

说《爷的荣誉》在新旧与雅俗之间，我觉得是这样：旧小说大多章回体，多为世情风情，写洞心戳目的男欢女爱家长里短，而且到关节处多是“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的卖关子。为的是勾栏瓦舍的“引车卖浆者流”下次还来，说到底是一个“生意”。但《爷的荣誉》就不同了。小说情节是紧锣密鼓密不透风，“又出事了”“又出事了”在小说中不时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有人情男女也有宅府大事，但背景皆与社会历史相关，特别是关乎人物命运的紧要处。其次是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旧小说如《姑妄言》、“三言二拍”等，女性也多为牺牲者，但讲述者往往少有同情。《爷的荣誉》则不然。小说中的冯寡妇虽然迫于生存不得已卖身，但作为女人的她多情重义一诺千金，她不是一个见利忘义水性杨花成性的女人。梅春、甘草，皆因男女之情被逐出“官宅”，但事出有因皆不在两个女子身上。特别是长生娘甘草，因当年将许配给旺福时，旺福酒后乱性与其发生关系，甘草得了花柳病。显然是旺福在外乱性传染的。但旺福矢口否认自己有病，于是甘草被迫胡乱地嫁了王茂。结果生的长生又确是旺福的儿子。旺福最后还是栽在了自己儿子长生手里。这样的情节设计似乎又回到了“世情小说”的旧制，也就是冤冤相报因果轮回。但讲述者对梅春和甘草的同情几乎溢于言表，这是《爷的荣誉》区别于旧小说的另一特点。

读这部小说，我总会想起京剧《锁麟囊》。这出戏故事很简单，说的是一贫一富两个出嫁的女子，偶然在路上相遇，富家女同情贫家女的身世，解囊相赠。十年之后，贫女致富而富女则陷入贫困之中。贫女耿耿思恩，将所赠的囊供于家中，以志不忘。最后两妇相见，感慨今昔，结为儿女亲家。戏剧界对《锁麟囊》的评价是：文学品位之高在京剧剧目中堪称执牛耳者，难得的是在不与传统技法和程式冲突的情况下，妙词佳句层出不穷，段落结构玲珑别致，情节设置张弛有度。声腔艺术上的成就在程派剧目中独居魁首，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为举足轻重。《锁麟囊》是翁偶虹编剧于1937年，现代“爱美剧”已经名声大噪。但旧戏新编依然大放异彩。但话又说回来，《锁麟囊》在戏剧界还是被认为是“传统”剧目，其原因大概还是旧瓶装旧酒，情节不外乎世事无常但好人好报的传奇性。但《爷的荣誉》看似是“白话小说”是路数，但它是“旧瓶装新酒”，小说的观念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现代的。我非常欣赏王松敢于大胆实践，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他敢于在形式上“回头”，大胆启用旧制，在旧小说的形式中表达他对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不仅使小说风生水起惊心动魄，而且深刻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内容。应该说，《爷的荣誉》不仅是中国故事，更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成长小说的新收获

当下小说创作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好的青春题材的匮乏。无论百年、七十年还是四十年，青春的形象是文学创作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但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青春题材、尤其是青春人物日渐稀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付秀莹至今已经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拥有了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读者。她清新的笔致，温婉的情感，以及对她经营已久的“芳村”的由衷热爱或一言难尽，都让人流连忘返挥之难去。但是，在我看来，今年她的《他乡》可能是她迄今为止最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这是一部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是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经过虚构、想象和提炼创作出的一部小说，它的内容、情感和讲述方式是不可复制的，是其他作家即便有相同的经历，却不可能有相似体会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小说毋庸置疑地隐含了作家个人的生活原型，一个敢于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创伤记忆和盘托出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定无可替代。《他乡》独特的文学价值也正在于此。

主人公翟小梨从芳村到S市到京城，是身体的移动，这是她的人生的寻梦之旅；婚恋中，她经历了章幼通、管淑人、郑大官人等男性，是她的情感之旅；她从管淑人、郑大官人那里回归章幼通，是一个古老母体的重新书写，是“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再解读。这就是《他乡》青春移动的风景，是青春感伤痛楚的梦的全部。一个曾经的乡村女孩，书写的虽然是一己悲欢，却在移动的青春风景中，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惊涛裂岸。小说的时代性贯穿在翟小梨整个青春岁月中。初见翟小梨，与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女没有多大区别，她是一个女性的高加林或涂自强。为了上大学，父亲第一次开口借钱，然后跟在父亲后面，扛着行李走进了大学校园。翟小梨青春岁月的一波三折，是她走进大学之后。大学期间她迷上了章幼通，这个确有才华的青年让翟小梨的青春蓬勃起来。但是，章幼通的迷人原本就是在云端的，还原到现实生活，他迷人的才华捉襟见肘百无一用。他虽然体贴、暖男、善良也包容，但他拒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便翟小梨用下跪的方式祈求他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仍然无动于衷。于是，翟小梨的旁逸斜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管淑人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典型之一。他风度翩翩长袖善舞，他精明且世故，善解人意又理性实际。只因他和翟小梨的情感诉求难以交汇，这段婚外恋其悲剧结果开始就一览无余。郑大官人曾身居高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翟小梨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他好像是说过，我实在是，不忍让你做我的情人。可是，我更不舍得，让你做我的妻子。他叹口气。做朋友呢，我又不甘。不甘哪，你懂吗？”郑大官人不愧是一个大人物，他将官场的“太极”也挪移到了红颜知己面前。他既表达了对翟小梨的一往情深，同时也委婉地保护了他自己以及和翟小梨的关系。那里所有的暧昧，除了“官人”还真难有人想得出。郑大官人不肯将自己彻底抛出，时间一久，所谓的精神之恋的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应该说，与翟小梨的求学、生育、求职等生存层面的内容比较起来，情感经历应该是小说的核心内容。“他乡”不止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不止是人在他乡的旅途劳顿身心俱疲，更是情感交融的“他者”比比皆是。付秀莹自述说：“我亲眼看着，我亲爱的人物们，在生活的泥淖里无法自拔，在情感的悬崖上辗转难安，在命运的歧途上彷徨不定，在精神的烈焰里重获新生。我一面写，一面流泪，心里对他们充满疼惜、谅解、悲悯，以及热爱。”如此的感同身受，如果没有“个人”的情感加入如何可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付秀莹的塑造也极有心得：幼通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对儿子的不屑、轻慢几乎溢于言表毫不掩饰，对幼通曾经的困境甚至幸灾乐祸；姐姐幼宜因婚姻不幸而成为一个“憎恨学派”，她恨父母、恨弟弟弟媳，看不得父母、弟弟成双结对，身体的寂寞带给她的是内心的冷酷；父亲对儿子怀有的敌意以及漠然处之，对未来的儿媳却推心置腹；大姑子成为弟媳的“天敌”，母亲只顾丈夫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儿女，在生活中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具有文学性。城市的现代病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应有尽有。对城市人与人关系的批判，是《他乡》无所顾忌酣畅淋漓的主题曲。这些人物对翟小梨性格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一书，通过大量实例，深入剖析了每个人心中的自卑情结，从家庭、教育、社交、伦理、婚姻等多个方面讲述了人生道路的方向和人生意义，他试图帮助人们克服自卑，理解生活，超越自我，实现人与人、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一本个体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但是，理论家的理性表达不能替代每个个体、特别是青年的成长经历。因此，付秀莹在谈创作中曾用“悲喜莫名”表达她写作初始的心情，为什么是“悲喜莫名”，只因为“翟小梨的个体生命经验，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彼此呼应，相互映照。翟小梨不过是千万个中国人中最平凡的那一个，她的个人经验，不过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时代风雷投下的重重光影，隐藏着一代人共通的精神密码。经由这密码，或许可以触摸到山河巨变中的历史表情，可以识破一个时代的苍茫心事。我得承认，翟小梨的眼睛里，满含着的是我自己的热泪啊。我在这涕泪滂沱里获得涤荡和洗礼，获得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清洁。”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于是，翟小梨的“悲喜莫名”如洪水泄闸喷薄而出。在或是温婉或是戳心的讲述中，亦有彩练气贯长虹。她还说：“迄今为止，《他乡》的写作，是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灵魂之旅，可遇而不可求。悲伤而欢欣，苍凉而温暖，孤独而喧哗。万物生长，内心安宁。”翟小梨终于又回到章幼通的身边。这个循环往复，不是娜拉出走之后的回归，也不是《伤逝》的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更不是翟小梨穷途末路的别无选择。她经历了，归来仍是她的主体选择，仍是她主体性的体现而与各种性别主义无关。翟小梨的选择，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当代中国的。现代的理性之光照亮了她的乡村经验和来路，是现代文明照亮了她生存和情感经历的懵懂、混沌和迷茫。翟小梨在青春晚期回望了她的青春时节，路途竟是如此的斑驳陆离崎岖不平。她踉踉跄跄的身躯几近抽空，但她终于走了过来，尽管一切宛如梦境。《他乡》过滤了青春的世风，深入到了青春世界的底部，它要打捞的是这个时代来自底层青年在精神世界经历的疾风暴雨，那是青春痛彻魂灵的无声歌哭。因此，《他乡》是付秀莹迄今为止最有文学价值的一部作品。

2019年长篇小说看似平常，但文学创作的成就应该不是数量，如果有几部作品有突破，有新的尝试和探索，亦可说是一个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