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的创造性，除了记录和还原一段真实的生活，塑造一群真实的人，还常常体现在作家对一个地方的描写与建构上。好作家都是有原产地的，都有一个精神徘徊难舍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与他的童年、少年生活有关，也可能是他虚构的文学故乡——在这个精神王国里，有作家本人的经验和生命体悟，也有历史的尘埃、他人的气息。

有没有这个写作原点，对于一种写作的风格化至关重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写作者的生活原点不再是村庄、小镇，而成了城市。城市经验日益成为写作的主体经验。但个体记忆、父辈记忆中，又不乏乡土生活及其伦理的影子。如何处理现在与过去、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避免城市书写的空洞化、欲望化，而使写作真正触及当下都市人深切的困境与隐痛，这都是当代作家所要面对的问题。

《青年作家》2019年第11期的四篇文章，就探讨了这些问题在当下的书写现状及其困境。

金理的《城市写作的两组关系命题》，不惮于剖开自己，从个体的生存景况出发，捕捉不同代际作家的细小区别，抒写了个人与城市之间或紧张、或和缓的关系，提示作家们对心中的城市地图时时自省，去关注那些一度被文学所忽略的角落空间，去开掘其荒芜外表下的丰富与坚韧。同时，他指出部分地域文化符号的僵硬，重申在地方性写作中把握差异与普遍的均衡的重要性，强调对人性、对福克纳所说的“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的返归，而这也是一个作家让自己的写作面貌日益清晰的必由之路。

王敏的《文学表述中的城市、城里人与城市生活方式》，反思了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表达，指出城市文学中精神层面叙事的匮乏，勾勒城市与乡村的价值博弈脉络，感慨城市生活的机械性、商业性与欲望化对人的异化。城市文学不能只有精英的视角，而应倾听更多渺小的、边缘的声音，但若只注意到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一味贬抑城市，而漠视传统与先锋、荒野与文明之间的承接，同样是需要警惕的倾向。

对于“方言”或“方言性”写作的有效性，陈培浩的《游牧于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讨论得颇深。文学化了的方言，成为人们赖以想象地方性的媒介，寄托了知识分子们各异的文化追求，而文学如何激活“方言性”的问题，正是我们如何体认精神扎根的地方，如何既保留差异性，又使地方特色脱离本质主义的霸权，不至于僵化的问题。当下，作家和地理的关系变得多样了，但不会就此消失，地域性仍然会以一种精神的方式，寄寓于作家的灵魂之中。一部好的作品，像阿来的《云中记》，往往是产生在地方与普遍、个体与集体的缝隙里。

唐睿的《城市文学中的自我追寻》，从王占黑和黄怡的城市书写着手，去讨论年轻一代在城市中确认自我、寻找认同的过程。无论是王占黑的馄饨店与早点铺，还是黄怡的塘西，本质上都是一种对介于宏大与细碎之间的社区历史的迷恋，一种有选择地调配真实与虚构，从而营造一个自我世界的尝试。于急速嬗变的环境中，城市人亟待抓住一点什么，可能是历史，可能是文化，但又同时质疑着这些身份的标签。城市与人，就在接受与拒绝、传统与现代之间，互相形塑着彼此。

面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瞬息万变的当下，作家在现实面前，很容易感到慌乱与无力，哪怕调动各种写作资源，似乎也不能足够有力地诠释现状。可现实坚硬而无可回避，一味从历史与虚构中寻求慰藉，最终只会使作品流于浅薄。一种好的城市文学写作，离不开结实的物质细节，更需要作家对正在发生的现代性进程有自己的切入角度，摆脱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握更内在的中国精神，更准确地去表达都市中的光与暗、情与罪，并持续追问这些境况背后的复杂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