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钟二毛，男，70后，湖南人，瑶族，先后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深圳当过多年警察和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完美策划》《小中产》《小浮世》，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旧天堂》等书；小说作品曾获第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民族文学》2012年度文学奖、第二届广东省“大沥杯”小说奖、第九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有《死鬼的微笑》，并获第60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提名加拿大第32届埃托蒙顿国际电影节、美国第27届亚利桑那国际电影节、第五届重庆青年影展等多个奖项。

发表年表

中篇小说《我们的怕与爱》，2010年6期《清明》，2011年1期《小说选刊》转载；

短篇小说《三舅的动物园》，2011年6期《青年文学》；

短篇小说《十三号》，2011年9期《天涯》；

短篇小说《回家种田》，2012年7期《民族文学》，2012年10期《小说期报》转载，获《民族文学》2012年度文学奖；

短篇小说《死鬼的微笑》，2012年10期《长江文艺》，2017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中篇小说《小中产》，2013年7期《长江文艺》，2013年9期《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获第二届广东省“大沥杯”小说奖；

《旧天堂》，2014年1期《民族文学》，2014年4期《小说月报》转载；

《回乡之旅》，2014年8期《长江文艺》；

《大雾》，2014年8期《山花》；

长篇小说《完美策划》，2015年6期《小说月报（原创版）》，获第17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中篇小说《无法描述的欲望》，2016年第5期《小说月报（原创版）》；

中篇小说《爱，在永别之后》，2017年11期《小说月报（原创版）》。

出版年表

2005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爱疼了》

2012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我们的怕与爱》

2014年11月出版长篇小说《小中产》

2015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集《旧天堂》

2016年1月出版中篇小说集《四个叛徒》

2016年8月出版长篇小说《小浮世》

2017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完美策划》

2019年8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

访谈

我的写作，心里装着读者

□钟二毛VS萧三郎

1.写作时会隐藏“少数民族”这个身份

萧三郎：先谈谈你的新书《回乡之旅》。

钟二毛：《回乡之旅》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短篇小说《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回乡之旅》，中篇小说《无法描述的欲望》、《爱，在永别之后》。前面三个短篇算比较早的作品，后面两个中篇是这两三年发表的。这个书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1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我当时申报这本小说集，用的书名是《无法描述的欲望》。当年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授奖词里，有句话就是“无法描述的欲望”。我很喜欢这个表述。我觉得今天中国人，很多人很多事，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概括。

萧三郎：你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是少数民族。能否简单讲讲你的民族？

钟二毛：我是瑶族。我出生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记忆中，我父母那一辈，90年代之前，还是穿民族服装的。当然，所谓民族服装，即便装，并非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大红盛装。所谓便装，也就是自己织的土布缝制而成的衣服，厚厚的、硬硬的，颜色以青色、蓝色为主。至于款式，男的，就是今天的立领衬衫，盘扣；女的就是民国学生服那种斜开扣子、下摆宽大的上衣。裤子一般都是阔腿。我母亲会织布，布上还可以织上古诗。我在小学之前也是穿过这种土布衣服的。90年代之后，大家基本就不穿了。

瑶族在我的成长记忆中留下的“独特经验”，能想起来的是山歌、巫术和一些跟红白喜事有关的民俗。我的写作从未触碰过这些“独特经验”，我觉得是时候未到。我迟早会写一个长篇小说，主题就是我的民族。这也是我的责任。我还蛮期待这个作品。

萧三郎：你似乎很少说自己是“少数民族作家”。

钟二毛：没必要说，也没必要让人知道。作家就是作家。作家分什么少数民族作家、多数民族作家？作家只以作品论英雄。当然，现在大家知道我是少数民族，你认为我是少数民族作家，并且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我感激你。同时，我会珍惜少数民族作家这个身份。

2.警察、记者、作家、导演，一路“蒙查查”

萧三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你的个人简介令人好奇：当过警察、记者，现在又是作家和导演。

钟二毛：我本科学的是法律，但我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延续高中的爱好，我喜欢写作。大二开始，就到北京青年报、北京科技报等媒体实习，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是一心毕业后要到媒体工作的。毕业前，班主任把我的简历推荐给了深圳一家政法单位。我抱着玩的心态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结果被录取了，户口迅速从北京迁到了深圳。我就这样“蒙查查”地当了警察，时间是1999年。我当了三年警察。有一天，看到深圳特区报要招深度调查记者——所谓的“特稿记者”，我报名了，考上了，于是辞职做了一名记者，一干15年。

2003年，中国逐渐普及互联网。网络文学这个词出现了。当时的代表作是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将我遗忘》。那时候的网络文学近乎都是《成都，今夜将我遗忘》这一类现实题材：写一个大学生毕业了，进入社会，结果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于是失落、迷茫。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写小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写过故事。但是，看到当时最火的一批网络文学之后，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决定自己也写一个。我心里想：“不就是写自己毕业后在大城市的生活嘛”。

我休了20天的年假，在2003年7月完成了我的第一个小说处女作——长篇小说《爱疼了》。这个小说写两个忘年交男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他们在灯红酒绿中的爱情遭遇以及对爱情的态度。小说写完后，我挂到了当时最火的网络论坛上，一个是天涯网的舞文弄墨论坛，一个是新浪网的原创工作室。小说在新浪网的原创工作室论坛火了，近千万的点击率。很快，小说被出版商看中。2005年春天，《爱疼了》出版了，看到书封面印着自己的名字，当时挺得意。

接下来是打击。书在书店上架后，我每天会悄悄溜到当时的深圳书城，上到三楼文学专柜，偷偷观察谁在买我的书。观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买我的书。很快自己的书从平铺的新书台上搬到书柜上，我不服气，又悄悄把书移到新书台上。结果依旧。

网上这么火，为何无人买？冷静后，我开始反思。我发现自己洋洋洒洒写下的十多万字，距离小说还有很长的距离。接下来，我花了四年时间读书。一边读经典，一边琢磨，到底什么是小说。2009年恢复小说写作，从中短篇小说开始。我是70后，从小受的文学滋养来自书本、文学杂志。发表，必须是黑纸白字才叫发表。放在网络，那哪叫发表？于是，我开始向文学刊物投稿。庆幸的是，我的发表道路比较顺畅。

我很多小说都卖出了影视改编权。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买家“买而不拍”或者“买而没拍”。“我能不能自编自导下自己的小说？”抱着这种想法，2016年，我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15年的记者生涯从此结束。2017年，我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死鬼的微笑》拍成了电影。2018年，这部电影获得美国第60届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之外，电影还提名了加拿大第32届埃托蒙顿国际电影节、美国第27届亚利桑那国际电影节、第五届重庆青年影展的多个奖项。

萧三郎：你的处女作电影似乎国内看不到，什么原因？

钟二毛：看不到。版权在国外呢。获奖的时候，自己“蒙查查”的，没有认真看合同，原来拿到的不便宜的奖金里包括了版权出售这一项。

3.“月拢沙”系列，写着写着发现了它们的共同点

萧三郎：很多评论提到“月拢沙”系列。这个系列是你早年的写作，你的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很有规划？

钟二毛：既有规划，又没规划。2009年，我开始学着写中短篇小说，其实主要是短篇小说。第一批短篇小说包括《死鬼的微笑》、《十三号》、《回家种田》、《旧天堂》等。时间是2009年到2012年。我大约写了十一二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有个特点，那就是主人公都是些边缘小人物，比如为丈夫收尸的妻子、在城里开黑车的司机、带着孩子在工地上打工的父亲……小说写它们从远方小镇来到大城市的遭遇、对抗、鲁莽、狡黠、妥协、选择和命运。我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批故事，那就是：“蚂蚁的歌唱”。这个歌唱，很杂乱，有的用力、有的油滑，但总归是悲凉的。

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并没注意到这个共同点，是写着写着发现的。后来，我干脆给这些短篇小说做了个“手脚”，即让每个故事都出现一个地点：“月拢沙”。小说里的人都来自一个虚构的地名——“月拢沙”。这是所谓的“规划”，目的是方便归纳和命名。

为什么叫“月拢沙”？我记忆中，童年的时候，家门口有条河，河滩上有沙子。夏夜，会光着身子到河里洗澡。月光笼照着河滩上。那景色非常纯洁、美丽。“月笼沙”，期光笼罩下的沙滩。我把“笼”字改为“拢”字。

萧三郎：为什么第一批短篇小说都是关于农民工在城市里发生的各种遭遇？

钟二毛：说实在的，我对农民工的具体生活并不特别了解。我19岁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一直在深圳，我对他们的具体的打工经历并不了解。但我第一批短篇小说一写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我的血管里留着的还是农民的血吧。即使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它会无限靠近真实。这可能就是艺术的玄妙。

4.长篇小说创作，会考虑题材和可读性

萧三郎：“月拢沙”系列之后，你貌似没有第二个系列短篇小说了，转而是连续出版的长篇小说？

钟二毛：第二个系列还是有的，只不过还没有拿出来发表。

“月拢沙”系列，截止于2012年。2012年就不写了，再也不写这类感觉的短篇小说了。原因是觉得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不能再雷同下去。这是一种创作自觉。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素质。2012年后，我开始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

2012年、2014年、2016年、2017年，我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怕与爱》、《小中产》、《小浮世》、《完美策划》。

其中，《我们的怕与爱》，玩了一把形式感。四个大学同窗因为2012年“世界末日”聚在一起，各自讲自己过去多年的故事，都是失败者的故事。他们每个周末聚会，轮流讲自己的故事。讲着讲着，有的人就消失了。消失的人的故事由谁讲述呢？一本日记本、一份新闻报道，等等。其它长篇的内容就不赘述了。

萧三郎：你的长篇小说，共同点也很明显：接地气的题材、明快的叙事节奏、轻松的语言。这是你刻意而为吗？

钟二毛：一切都是刻意而为。说白了，艺术都是刻意而为。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用“创作”、“构思”这个词。艺术创作，我不太相信“自然流露”。木匠打个柜子还要想着四个角是刨成圆角还是圆角之后再包个花纹铁皮。

写长篇小说，我一方面要考量我能不能写这个题材、手里的材料具不具备，有没有合适的、讲述故事的形式，同时我也会多一个思考：这个小说，对于读者有没有现实意义，是不是作者自己一个人在自嗨。我心里会装着读者。

“心里装着读者”，我从来都不觉得是等同于“迎合读者”，恰好这是对写作的尊重。没有读者，作品不叫作品，叫作业，仅仅是完成了而已。何况，长篇小说啊，写了是一定要出版的，一出版就是一本书，那么多环节，那么多人为之服务，我不希望出版社因为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滞销亏本，更不希望看到漂亮的书页最后因为滞销被收回印厂、溶为纸浆。

至于作品里有没有文学性、思想性，它一定埋伏在作品内部或者深处的。

萧三郎：作家梁鸿对你点评，我觉得蛮到位的——面对瞬息万变、很难揣摩的时代，很多作家的写作选择了向内和私人化。观察钟二毛近些年的写作，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均以巨大的热情拥抱现实、直面现实。钟二毛的努力似乎让人看到某种可能。

钟二毛：这可能跟我当15年记者、走街串巷，几乎天天目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关。直击现实、准确把握当下生活，以及人的变化，和它们短兵相接，我有这个自信和敏锐。

5.聚焦都市人的孤独、死亡

萧三郎：说说你的第二个系列短篇小说吧。

钟二毛：第二个系列，目前写了八九篇了，开始于2014年，平均一年写个两篇的样子。目前它还没有一个形象的命名，关键词有“中产”、“都市”、“极端”。这些小说写人在一线大都市里如何处理孤独、死亡、无意义和自由。短篇小说，面对的就是那么一小众读者，可以写得“重”一些、“深”一些。

萧三郎：电影呢？跨界后的感受是什么？

钟二毛：我的主业还是写作，写小说。在我心中，文学高于电影，自己也比较轻车熟路；另外，搞电影确实很难。这个“难”不是剧本难、现场导演、调度演员难，而是电影的本质是工业。太多太多的变数。外人听上去，一个项目板上钉钉了，可开机前一天黄掉都很正常。还是写小说舒服，从头至尾，一个人说了算，爱谁谁。

萧三郎：写小说的人进入电影，优势、劣势是什么？

钟二毛：优势是讲故事。职业编剧也会讲故事，但大部分他们的故事仅限于叙事结构和节奏，一句话，故事很完整，也很精巧，这个“完整”和“精巧”包括对观众心理的把握。但故事往往缺乏诗意或者所谓的韵味。咱写小说的，尤其是写严肃文学中短篇小说的，优势就出来了。文学性就是韵味的东西。这是优势。劣势是作家参与电影创作往往不注重用户体验，容易自以为是和盲目自信。电影相对于文学，是大众艺术。当然，你非得要掰直，认为你那样才牛，那它可能就不是电影了。或者说，你拍的是地下电影，不考虑发行，那也另说。

（萧三郎，书评人、《新京报》“书评周刊”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