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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专家发言(五)

更新时间:2019-12-24 来源:广东作家网

从岭南到大湾区

□林岗(中山大学教授)

大湾区是个新事物,它发生在当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到现代工业信息化社会到转变历程中。这个变迁是现在进行时,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

我们固然还可以使用“岭南”一词来描述涉及这片土地的某些事物,但它主要地是属于乡土农耕时代的一个区域概念。我们对于乡土农耕时代岭南的理解,毫无例外是由方言、节庆、物候、风土、民俗等民俗民间文化来代表的。这些文化表征的都是在岭南的土壤里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无人主张,无人推动,在漫长的历史缓慢变迁。由于地缘的分割,这些民俗民间文化依不同的地理单元而有次生的不同。比如岭南有广府、潮汕、嘉应、雷州之分。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然而,经过建国之后的逐渐积累,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变化进入了快车道。因为科技要素在这个年代扮演了社会发展进程绝对重要的支配角色,生产力和财富朝向有利于科技要素积累和创造财富的地理单元快速集中,区域优势被科技要素所放大。在广东珠三角、粤东、粤北、粤西四个地理单元中,珠三角占据天时地利,故而异军突起。到今天面积占据旧广东省最多四分之一的珠三角地区,财富占去全省的百分之八十。财富的集中伴随着人口的集中,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距离不超过120公里的城市,都是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型城市。约在四十年之内发生的这个触目惊心的赫然巨变昭示我们,那种农耕时代任凭自然不施人为的缓慢变化,已经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科技社会人为设计主观推动的快速变化的时代。不但经济、社会管理服务是如此,我有理由相信文化也与这种以追求改变为常态的方式有相通之处。比如上文列举的方言、节庆、物候、风土、民俗这几类要素,方言在大湾区所在的城市中快速消亡,方言学家发现了粤语西移的现象;节庆不是成为商业的一部分就是被旅游热潮所取代;物候彻底失去它的意义,风土高度趋同;民俗要不借助商业而艰难生存,要不只能列入文化遗产而续命。“岭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它还是本色尚存,与其说它存在于珠三角的都市群,不如说它存在于这个都市群以外的广大乡村地区。我们生活在从岭南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路上,不论愿意不愿意,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正是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社会变迁的条件下,我们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概念。大湾区作为一个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带,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目前要循归纳、概括作为事实的大湾区文化的思路来思考大湾区文化的概念,时日还是尚早。我觉得,大湾区文化主要是一个需要人为设计主观推动的文化工作安排。

大湾区,它在文化上和它在经济上的主要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互联互通。城市群起来了,促进它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就变得十分重要。没有互联互通的城市,是孤立的城市。尽管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是恒定的,但不构成为“群”。所以成“群”是因为能够很方便快捷地互联互通。在城市群经济带的时代,只有让物资、产品、信息和人员方便快捷快速地跨城市流动,才能创造比单个城市机械相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价值,更多的财富和更进步的科技。文化是不是和这个原理相一致?完整的答案有待于将来的事实来检验,但我们今天看到,至少大部分是相一致的,尤其是那些能和产业结合的文化,比如动漫、影视、工艺美术等等。所以互联互通不但在经济上是经济带城市群的基础和价值,也是文化上城市群的基础和价值。互联互通创造了跨越单个城市的认同,创造了更高水平上的城市群的“共识”和观念。有了这种跨城市的大湾区观念和价值观,文化活动的构思、安排、组织和推动等各项工作才能真正活跃地展开。

科技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它既不是地理区域单元的概念(惠州、肇庆不属珠三角地理单元),也不是行政区的概念(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它是一个城市群经济带的概念。我们所生活的大湾区比之世界其他城市群经济带,它本身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多元性,要更加丰富。这是复杂的殖民历史、政治制度和人口迁移造成的。它们产生了互联互通方面的格外困难,但也是一个创造未来的巨大优势。克服我们的困难,发挥我们的优势,大湾区文化一定会茁壮成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四块“压舱石”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崭新的文学观念横空出世,并遂渐演变为一个热词,成为一种“文学行动”。可以预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将在未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继世界公认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三大知名湾区之后的第四湾区。它既是经济的湾区,同时也应是文化的湾区,文学和审美的湾区。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文学,但它同时也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是在特定文化传统的浸润、薰陶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因此,在大力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同时,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传统和现实的“压舱石”,惟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才有不同于别的湾区文学的特色,才能生机勃发,既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又能根深叶茂、沉稳扎实地前行。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一块“压舱石”,我以为是岭南传统文化的“经学”注释与六祖惠能的佛学禅宗。如众所知,因气候、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举例说,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北方“经学”内容深邃、结构宏伟、注释严密繁复,而岭南“经学”则呈现出生动轻松、轻灵简易的特点,因此被后世称之为“简易之学”。再如著名的六祖惠能,他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使佛学禅宗变得可亲可感可爱。这就是岭南文化的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我们在研究岭南文化时要进行新的理论阐释论证,在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并融进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我们作品的血肉和精神养料。

在这方面,香港作家葛亮的创作值得我们重视。他的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将传统文化的基因融入到小说中,写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流转,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飘荡。在葛亮的创作中,传统文化是他小说的一块重要“压舱石”,而当传统文化遇上异质的殖民文化、后殖民文化,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葛亮的创作经验,对于正在前行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着示范性的意义。他的作品,一方面不断地挑战文学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里面,十分鲜明地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文学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二块“压舱石”,是岭南传统的哲学。在这方面,著名的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岭南文化特色、注重实证的哲学学派。再如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比如黄药眠、钟敬文、黄秋耘、肖殷等的文学批评。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时流。另一方面,他们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以及对文本的实证分析和诗性呈现。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批评”几乎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这一领域的高地。总而言之,“粤派批评”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粤派批评”的这一特色,我以为对于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借鉴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三块“压舱石”,应是1840年以后的近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中国各个时间节点,岭南文化都是独领风骚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们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有大的发展和大的境界,就必须重视近现代岭南文化这份丰厚而多采的思想资源。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四块“压舱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的文学经验。熟悉广东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广东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期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黄谷柳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大家,以及《三家巷》、《虾球传》、《香飘四季》、《艺海拾贝》等一大批名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家巷》等作品的文学经验是:这些文学大家既歌颂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写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又注重岭南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地域特征;他们十分重视个人的经验,正视岭南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语境,并将这种复杂性呈现在作品中。他们笔下的文字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正是因此,《三家巷》、《香飘四季》等作品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了我们很多的想象。我们今天读它们,仍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产生于东莞、深圳的“打工文学”,也是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写出了人性中最柔软与最坚硬、最温暖与最无情的部分。因此“打工文学”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作为“打工文学”之后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重要的是要写出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要提高人性关怀的高度,并通过个人的真实体验,呈现出三地既复杂又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和人的精神风貌。

以上是我认知中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四块“压舱石”。当然,像这样的“压舱石”还可找出很多。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无视或遗忘了这些“压舱石”,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这就是说,只有在传统的参照系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滋润薰陶,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成就,才能被准确地确认并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也是如此。我们试图以新的视野建构一个“文学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应是在传统文化和前辈写作经验的支持下,以文脉沟通世界,以文学的力量筑构起“粤港澳大湾区”审美和精神的脊梁。因为完全没有传统经验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艘航船,是不可能开到世界性和现代化的大江大海中去的。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已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还处于破题的阶段。它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它的内涵还有待发掘。的确,如果我们仅仅把粤港澳这一区域的作家和作品统统叫做“大湾区文学”,那是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弄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为我们未来的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和发展的空间?

首先,这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文学概念。从空间来说,粤港澳处于中国的最南端,它有一种先天的海洋性的特征,即是说,它是向外的、开放的,也是最有利于与世界交流和融合的。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先天的优势,也是内地的文学书写者无法获得的一个地理上、心灵上的广阔空间。从文化和文学多元包容的角度看,粤港澳三地已形成以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移民文化与海外文化、商业文化与精英文化良好交融共生的关系。这无疑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一种融合了粤语、国语、英文、葡萄牙等多种语言杂糅的极复杂的多元文体的产生,将给华语的文学版图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使处于文学的边缘粤港澳变为文学的中心。

其次,在当今全球经济语境中,地域文化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边界,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即如以往所理解的那样:认为凡是生活于粤港澳三地的作家所写的作品,都属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应有高标,应有更开阔的视野、胸怀和境界。即是说,它植根于特定的地域,但又超越地域的局限。它以全球化视野,将世界先进的文学经验以及现代性理念,与地域文学、传统文化、本土经验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能代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端作品。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我认为应是助益“湾区”的经济建设,构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富于人文精神的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自我和谐”和“社会和谐”建设两方面。就自我和谐方面来说,一个和谐社会既要讲社会生态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讲人与自我的和谐,只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人做到自我和谐,这个社会才能变得美好和谐;而就社会和谐方面而言,只有构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富于人文精神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和谐社会生态文化的建设之中,我们每个人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和谐。显然,在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两方面,文学都是大有可为、肩负重任的。这正是文学与经济接轨的理由,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本质与核心之所在。

什么是理想的大湾区文学?

□贺仲明(暨南大学教授)

对于大湾区文学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在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大湾区文学会是个什么样的形态?

首先,肯定是整体形态的形成。

形成多方面的交流:创作交流,文化交流。作家之间的交流,批评家、学者之间的交流。

在交流中,相互之间形成深入的批判意识、沟通意识和融合意识。要有批判,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能够深入到问题之中,客观深入的交流。批判之上进行沟通和融合,求同存异,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

这些交流有一个重要基础、前提,那就是站在一个共同的目标点上考虑问题——这个目标点,就是大湾区共同的文学繁荣,整体上的繁荣。

在多种交流中,文化的交流尤为重要。文化共同点是大湾区形成的基础,也是文学共同点的前提。所以,文化交流最为核心、重要。以之为核心,促进文学整体形态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更多的共同兴趣点。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心,而不是1+1+1,而是真正的等于1。具备真正的向心力,形成自觉的大湾区意识。每个作家把自己当作大湾区文学的一部分。

其次,多样性中的共同个性。

允许多样性存在。但是更需要形成共同性。最核心的是两点:1、粤文化气息。传统、地域文化色彩;2、现代气息。与大湾区整体经济、文化形态一致。

从而以自己的特点,在全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特点,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大湾区的哪一个部分,广州、香港、澳门,都有各自的不足。或者是现代气息,或者说地域文化气息。三者之间可以互补。目前是各有特点,但是也各有缺失。

广州文学来说,缺少现代性,对地域的超越,更高的关注和精神视野。

香港、澳门文学来说,缺少民族文化全局观,缺乏对地域性的深度融合——地域性不只是外在地域,更是深层文化,民族文化的关联。

如果互补,完全能够形成显著的创作特色,取得更高的文学成就。

第三,互补与互融。

特色不能够丢掉,吸收对方的优点,放弃自己的弱点。

香港文学的现代色彩。

广州文学的民族根性,与大地、民族文化之间更深的联系,以及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粤文化整体上的联系。

这样形成的特点应该是:1、开放性。不狭隘,而是丰富多样;2、现代性。与大湾区的政治经济环境相一致;3、独特性。在全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甚至在世界文学中也有显著特色。

需要各方面努力的:

1、共同的文学活动。寻找三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逐渐建立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学评价标准。改变目前三方各自为政、标准各异的现状。慢慢磨合。互相包容。2、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界的丰富交流。特别是广州的文学期刊,可以更多地刊登港澳文学作品。并且形成专栏。让相互之间更多了解,改变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封闭、隔膜的局面——在广州,相比于内地,对香港澳门文学的了解并不比大陆其他地方更多。

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大湾区文学

□陈培浩(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其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体的助力。所以,大湾区文学不应是大湾区涵盖的9+2城市群文学在量上的叠加,它需要有基于大湾区历史、现实和未来而进行的内涵建构。

大湾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超越于一般的行政区域概念,是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生产性概念。所谓生产性概念区别于一般的描述性概念,后者是针对现成的既存事实进行描摹和概括,而前者则是一种带有前瞻性和建构性的概念,它在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催生尚未显形的事物。作为一个生产性概念,借助“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的瞭望镜,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一些崭新的可能性。讨论大湾区文学,应更深层次触及未来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在难题。我认为“大湾区文学”将为“当代文学”提供以下独特的文学经验:

其一是独特的“新城市文学”经验。大湾区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新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的新城市经验。只有从“新城市文学”视野来提炼大湾区的文学经验,方能彰显其独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正在发生崭新转型,科技使人类的生活及赖以信仰的价值话语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汇聚了中国最多的高新科技公司,科技新变与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经验既是人类未来将共同面对,并正引起热议的话题,也是最具“大湾区性”的文学经验。

其二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中国新工人文学经验。作为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莞、深圳、佛山等广大珠三角地区在新世纪以来高速的发展中,催生了与之匹配的新工人文学经验。这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最具辨析度的中国文学经验。而最具独特性的新工人经验显然来自于大湾区。

其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下中国与世界文学经验的融合样本。大湾区必然追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但大湾区也坚持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襟怀。大湾区与其他区域不同就在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桥头堡。“湾区”的天然属性就是开放和创造。“大湾区”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创造而做出的规划,所以敢于在融合中创造便是大湾区文化的内在基因。“大湾区文学”这一必须以实践来充实的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召唤恰在于,有效地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平衡和循环。

某种意义上,“大湾区文学”还为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建设任务。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其一种勾连你我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