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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文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拓展人类情感与观念的边界

更新时间:2019-12-17 来源:广东文坛

作家简介:

马拉,1978年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新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等奖项。

创作谈:

卑微而无限的事业

1.

为什么要写作,如何写作?无数前辈大师谈过,再谈无非重复,重复还是要谈,这并非倔强或缺乏自知之明。写作即生活,人活在时代之中,所有的写作都会刻上时代的疤痕,差别在于,有的深些,有的浅些。我不认为有脱离时代的写作,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指它脱离了所处的时代,而是它审视它所处的时代,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人类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发展成为可能。庸俗的写作停留在呈现,缺乏发现的能力。这也说明,呈现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它是伟大的基础。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为人类贡献哪怕一个新词,也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么说,没有说新即是好,问题在于,我们身在俗世,世界丰富,缭乱多姿,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新奇感,相反,我们因为重复而厌倦。激情退场,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栖息地,接受不断重复的命运。激进的人们认为,四十之后都是余生:我们已经历生、爱,只有死是未知的。然而,那是一个必将抵达的终点。爱或许在某些人生命中缺席,肉体成为消费一种,心灵是否充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消解对必然到来的终点的恐惧,人类需要一个词:信仰。

写作作为一种信仰,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它并不限定什么,但无形的边界控制着写作者。在远古时代,文字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在我幼年生活的乡村,有“敬惜字纸”的说法,写过字的纸都是值得尊重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成为禁忌。对文字的敬惜,影响着写作,写作被神圣化,日常生活不配被书写,它只记录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精神有规范性、指导性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文字是精神的载体,而写作则规范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写作上的每一次突破,意味着精神领域的一次重大解放,或者现实生活的拓展。写作并未超越现实,它只是将某个隐蔽的部分予以呈现,或者强化、放大,使之成为日常的一部分。通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将现实世界强行展露出来,如同撕开一个伤口,鲜血淋漓,我们不得不正视它,不得继续忽略它的存在。例如《洛丽塔》,它所表现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如此稀松平常。《洛丽塔》出现之前多少个时代,多少个洛丽塔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并不知道,但一定有过。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写作同样需要布鲁诺维护真理般的信仰。有意思的是,生活或者观念并无绝对真理可言,昨日的先锋可能会是今天的笑话。

审视我们当下的写作,我有种强烈的厌倦感,它过于现实,过于机巧,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这两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写作。如果我们将写作抽象化,它无非是将当下的境况文字化,我们试图将写作的根须扎进现实的皮肉。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同行进入中年后,放弃了写作。开始,我以为是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为面包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和面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他们不再写,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虚空,他们在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写作?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写作的重要性下降,面包的意义上升。是的,写了二十年,你发现,你写下的东西不值一提,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只是沉溺于现实琐碎的书写,那些家长里短让人厌倦。爆炸、失业、财富梦想、股票、战争,发达的媒体时刻在直播现实。它如此贴近,如此冰冷,让人丧失书写的激情,似乎一切都被强大的资讯掩埋。写作,还能干什么?这个疑问压迫着写作者。

不妨用科学领域打个比方。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如果让我们凭直觉选一个最伟大的,我想多数人会和我一样选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值得分析,爱迪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解决了无数现实问题,有力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电灯,比如电话,比如复印机,比如发报机……爱因斯坦的成就我们不太理解,但知道他打开了一个宇宙。显然爱迪生是在基础理论的支持下,创造了新的事物。爱因斯坦却是那个建立了基础理论的人,在他的基础上,发明成为可能。对多数作家来说,能成为爱迪生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了,爱因斯坦是神一样的名字。这么说,答案已经清晰。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他要解决的是基础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写作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无非是自由、平等和爱。这是任何书写的基础。写作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人的发展一致的。一个有尊严,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立足在这些根本问题之上,他的写作才会获得价值,才能足够的坚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需要精确地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如何扩大自由、平等与爱的领域。把大词细化,让它产生具体,可触的生命质感,让它切入我们零碎的生活,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意义。这是项卑微而无限的事业。

2.

我写过一些创作谈,我想引用几个片段:

“小说是一个梦想,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现实,而在于它能否唤醒我们内心隐蔽的部分。在这个小说中,它的极端和残忍,都埋藏着深切的温情。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展示血淋淋的伤口,以其奇崛吸引视听,而是想说明,即使在惨烈之中,人心依然是温暖而善良的。”

“我所认为好的小说是这样的,它是荒诞的,超越了庸常的可能性,同时又合情合理;它极端地表现人类生活的个别片段,从而显示出足够的独特性。对荒诞生活的想象,我们怎么想都不过分,因此生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荒诞。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生活是人类想象力的总和,作为单独的个人,无法穷尽这想象之海。”

“那些一开始就为写作定了调子,或者说想写一点什么,表达一点什么的作家,注定只能在故事的层面徘徊,他们所进行的是经验的简单复制,犹如一个卑劣的画匠,给大自然涂上最蠢笨的光影。一个小说家可以偶尔蠢笨,但不可以一辈子蠢笨,除非他立定志向当文字投影工。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写作必须是经验的重新组合和提升,这个过程包括了作家的思考,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写作无异是灵魂的自虐,我所获得的快感跟我受到的伤害密切相关。一个坚持文学理想的人,注定是个受虐狂。我常常会想象一幅画面,在文学的麦田里,大师们收割之后,无数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搜寻着属于他的麦穗,麦田如此空阔,一眼望不到头,但几乎见不到麦穗,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都有着倔强的表情,他们不肯离去。我能看到他们拾到麦穗时,欣喜的表情,我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3.

在朋友圈看到王敖的一句话“生命中总是有人庞大如食鲸动物”,这句话顿时让我伤感。就拿我的舍友严彬来说吧,他出了本小说集《宇宙公主打来电话》,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他给我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书罢了。等我看完,却有点震惊。他的准确和细腻,对情绪和场景的把握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伤感、幻想、失败和欲望构成他小说的主题,他就像一个敏感的小王子。那么精确和微妙,这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能力。

我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小说家。在写作上,我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焦虑感,如何写出适合自己的作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作家能写出各种类型的作品,就像再好的匠人,也不可能精通一切手艺。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我并没有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标准,我只是模糊地触摸到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也许是建立价值观的基础,也许毫无意义,这就要看我的造化了。就像现在,我可以轻松地谈论文学,却不太好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品进行阐释,尤其是自己写的,你怎么说都有自圆其说的嫌疑,而你在画这个圆之前并没有把握。

具体到小说。小说虽有其基本规制,但对其基本任务,不外乎创造经典人物或表现世道人心几种说法。我都赞成。落实在写作上,我更偏向于诱导。小说家就像一个骗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有的技法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效果,让读者相信小说家所创造的世界,并感同身受。如果小说家打算说出真理,他肯定不是赤裸裸地兜售真理,他会抛出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让这个故事,故事里的人替他把真理说出。人和故事都是诱饵,写小说不过是制造诱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愿意把小说理解成诱导的艺术。进而不妨做一个推论:所有的艺术都是诱导。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努力完成诱饵的制造,这是他所提供的最直观的产品。至于产品的使用效果,这就要看艺术家的生产质量了。

孙频在她的一个创作谈里写到“我越来越反感‘生猛酷烈’的标签”,“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深渊,平静的水面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暗流涌动,又不知道有多少沟壑纵横”。这肯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生活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也没有那么生猛酷烈。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剪辑成一部电影,高潮可能不过只有那么几分钟,多数时间被无聊和平庸所充斥。这并不可怕,这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命运。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们会不甘如此。如何深刻地表现日常,也许并不是要写得多么生猛酷烈,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鲜的体验和情绪。好的作家永远在创造和发现情绪,他们在开发我们的感受力,而感受力会让我们成为更丰富的人。在我的小说中,我试图发现有价值的情绪。有还是没有,裁判权不在我,而在读者。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复杂的情绪集合体,也许有的读者能够感受到新的情绪,也许没有。这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创作年表:

●短篇《非非之死》发表于《青年文学》2003年第9期

●短篇《一个寻找天堂的人》发表于《青年文学》2004年第12期

●中篇《家住亲嘴楼》发表于《小说界》2005年第6期

●短篇《未完成的肖像》发表于《山花》2005年第5期

●短篇《水云轩寓言》发表于《江南》2005年第6期

●中篇《碉堡》发表于《长江文艺》2006年第10期

●长篇《死于河畔》发表于《江南》2006年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

●中篇《念奴娇》发表于《大家》2007年第1期

●中篇《蒿里》发表于《大家》2008年第3期

●短篇《小艾》发表于《百花洲》2009年第5期

●短篇《爱别离》发表于《山花》2010年第5期

●长篇《未完成的肖像》发表于《作家》2011年第3期

●短篇《夏商函先生》发表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12期

●长篇《果儿》发表于《收获》2012年长篇小说专号春夏卷

●长篇《亡灵之叹》发表于《江南》2013年第2期

●中篇《广厦无根》发表于《小说界》2013年第3期

●中篇《青瓷》发表于《山花》2013年第7期

●短篇《莫思归》发表于《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短篇《送释之先生还走马》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9期

●短篇《鲸鱼记》发表于《作家》2016年第11期

●长篇《思南》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4期

●短篇《刺虎》发表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9期

●短篇《仙鹤图》发表于《作家》2018年第2期

●短篇《地鼠》发表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长篇《余零图残卷》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3期

●短篇《凋碧桐图》发表于《山花》2018年第7期

●中篇《创业史》发表于《青年文学》2018年第11期(中篇小说)

●短篇《鲨鱼》发表于《天涯》2019年第1期